张志雄
（一）
建红在前言中已把《华人杰出投资者》的由来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一遍，我这儿再作点补充。
我认识建红是在2004年，那时他任平安保险权益投资部的副总。初次见面，建红显得很老成，我根本没想到他才31岁（后来大家熟悉了，我直言相告：你是个很早就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定位清晰的人，比我明白多了）。2005年年底，建红认为中国股市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应该大举买入股票。于是，建红请来几位保险公司搞投资的同行，以《Value》月度圆桌会议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座谈。两个星期后，建红就去美国学习访问了。
建红回国不久便担任生命人寿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并迅速将业绩做了上去。我跟建红再次见面，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对海外的各种投资流派津津乐道，与出国前相比，眼界大开。我又看了建红对海外三十家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考察报告摘要，很佩服他用功之勤之细。言谈间，建红提议我们合作采访美国、新加坡、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杰出投资者，然后编辑成一本报告。
我听后，马上反应道：“太好了，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
这不是信口开河。1991年7月，我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后，除了进行市场调研之外，就是在《上海证券报》（当时名为《上海证券交易专刊》）宣扬投资理念。可是，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记得交易所的一位总监有一本台湾人写的股市书籍，里面还有漫画，稀奇得很。我几次三番商量，才借来复印。书中内容现在看来当然平平，只记得什么“新股是牛市的宠儿”之类，当时却觉得耳目一新。没办法，去找旧上海的老证券吧，可他们只会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证券，说他们当年买股票都不过夜，这只是社会动荡造成的过度投机的缩影而已。我也想采访来上交所参观的外国投资者，向总经理请示，他目瞪口呆，一脸你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的神情。我这才想起，自己的“级别”不够。
直到1993年，我担任《上海证券报》专题部主任，组织了史振邦先生编译的《国际九大投资基金经理访谈录》，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又出书发行，一时洛阳纸贵，除了普通读者要买外，一些券商还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客户。我1998年去香港时，也发现书店有这本书卖。1998年，我又组织同事编译了《国际投资基金经理谈股论道》，也是先在报纸上刊登然后出书，反响虽不及前一本那样热烈，但也不错。
而对如此态势，我们当然想过是否能模仿《国际九大投资基金经理访谈录》，出个国内版。我们做了个别尝试，却深入不下去，因为当时中国股市庄家遍地，内幕交易盛行，到处是股票操纵者，出本《庄家内幕》倒还可以，正儿八经地和这些“高手”讨论投资理念与经验，岂不可笑。
不过，这个情结还是挥之不去。有一阵子，我曾对新起的共同基金有些兴趣，可很快发现有问题，结果是在2000年10月写了篇《基金黑幕》，至少在当时，我成了投资业的“敌人”，哪里还有可能做什么投资经理访谈。
当然，我继续坚持做自己的梦。至少从1996年起，我便有意识地通过阅读大量的投资经典和投资大师的传记，然后写各式各样的读书笔记，来抒发心中之块垒。十年下来，有没有一百万字不敢说，五十万字以上肯定是有的。也许，在投资“纸上谈兵”方面，我是中国内地第一人。
所以，我听了建红的提议后，当然大喜过望。
可转念一想，我又摇了摇头，认为这事缺乏可行性。
尽管2006年的中国内地投资者已比10年前成熟得多，可要真正挑出十几个值得采访的人，还是困难。年轻新秀这几年表现不错，但不够稳定，投资思想不够成熟。在我的心目中，采访对象要有十年最好是有十五年左右的投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不比我年轻多少（40岁）。我在这个圈子旁观了这么久，内地绝大多数有些能耐的投资者总知道个大概吧。
能入我们的眼界人已很少，还有个困难得考虑，这些人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若愿意，他们会不会推心置腹地畅谈？在私下，我们可以与一些优秀的投资者聊聊天，但要将他们的谈话公之于众，可能性很小。
建红马上提醒我，如果考虑到海外的华人投资者，此事还是可行的。
其实，我还有个忧虑没有说出来，我主编的《Value》从2002年创刊起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采访《华人杰出投资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肯定大于产出。这不是雪上加霜嘛。
真的要感谢建红，他仍是很坚定，建红表示，投资者由他来做工作，我主要负责采访和整理。
到了这一步，我已不好推辞了。每个人在固有的价值观下，一生值得做的事情不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大事。一位玉器雕刻家，纵然有再大的本事，碰不到好的玉料，也是枉然。我当场表示，既然建红提供了这么一块好玉，我一定会把它雕琢好。
还有一点打动我的是，建红提议对这些投资者可以隔几年定期采访一次，有必要的话，还应新陈代谢。我这个人对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把握不大；但让我一直持续地干一件事，一定会做好的。
（二）
事情的进展比我想的乐观，比建红想的悲观。
建红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很快把采访名单发了过来，人不少，很有声势。于是，每隔几天的中午，我们就在浦东生命人寿大厦附近的小吃店聚会，边吃边讨论选择的标准。标准可以说得很玄乎，但具体到人就很清晰了。名单上原来内地投资者居多，但一比较，一些人就略逊一筹。建红把自己比作第二代的内地投资者，和他差不多资历和经验的人也就没必要进入名单了，毕竟“杰出”是需要时间考验的。第一代内地投资者生逢中国股市“乱世”，在江湖上没恩怨的不多。老实说，我对职业道德看得很重，历史上“害过人”的投资者最好回避。我对建红说，投资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也有运气的成分，我们采访的投资者中，也许最终有失败的，这不要紧。但如果他因道德问题而失败，我们可担当不起。
我这是有教训的。1997年至1998年，我带领《上海证券报》的记者搞了一次“中国上市公司行”，采访调研了几十家有名的上市公司CEO，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也获得了众人的好评。可几年过后，有些公司的CEO出事了，有人就揪住我们不放，说是推波助澜。真是无奈，我们只是反映当时热点上市公司的面貌啊。但若认真反思的话，人家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像郑百文与东方电子等后来出事的CEO，当时都认为我们的采访是他们最满意的一篇，说白了，也就是最有宣传性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确实利用了我们过人的采访能力。
为了避免主观印象可能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和同行交流，请他们品评人物，供我们参考。这样一来二去，也就剩不下几个了。
相对来说，海外的职业投资人更好选择些，毕竟市场制度健全，职业环境也良好。当然，我对海外华人投资者这块不熟，主要由建红拿主意。也有个别人，建红有些吃不准，在我的“道德”感召力下放弃了。
及至采访完后，我发现建红不仅具备国际视野，而且有强烈学习各种风格的企图。这些海外华人投资者大多具有内地投资者所不具备的经验和角度，恐怕也是环境使然。比如，建红选择了几位有数量化投资背景的投资者，数量化投资在内地只能说是刚起步甚至空白，然而今后一定会成气候。十年前，我对数量化投资有些兴趣，后来就很少关注了。这次采访，我又重拾兴趣，了解了不少。另外，内地的私募基金除了激励机制与共同基金不同之外，投资的技巧和选择的产品差别不大。严格地说，私募基金经常要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对冲风险，而内地的投资者经验不足。这不单是目前内地市场缺乏类似的产品和机制，有些内地投资者在香港运作照样是单边做多，原因可能还是没有组合对冲产品的能力。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海外优秀华人投资者那儿学到一些职业素养。目前中国股市还处于新兴市场的初级阶段（与越南相比就处于中级了），波动巨大，机会也多。然而，这种环境也容易让投资者忘乎所以，像前一阵子出现的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健的违规丑闻，相信在业内并不是孤例。最让人惊讶的是，唐健是如此的嚣张和狂妄，简直是明目张胆。这些少年得志的“金童”，学习一下海外优秀同行的朴素品行吧。
我们在这儿要强调的是，这本《华人杰出投资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华人杰出投资者一网打尽，否则就显得非常自负和狂妄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杰出华人投资者的典型”，因为不要说有些华人杰出投资者我们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名单基本确定后，下面就是执行了。在这些投资者中，只有朱南松在上海，其他人都在外地或海外。第一种方式当然是我们出去采访，如到深圳和香港；第二种方式是趁他们到上海出差时采访；第三种方式则是电话采访。与熟悉的人在电话里聊天问题不大，但对陌生人进行长篇电话采访，有难度。为了保证采访的质量，建红趁去美国出差之机，与我在上海连线采访。
说实在的，2006年11月对在美国的四位华人投资者的电话采访，我至今难以忘怀。过去我很少进行长篇电话采访，更不要说对素未谋面的人了。在深度采访中，你要让人对你推心置腹或滔滔不绝，需要你不断顺着话题问下去，展开对话。但还有一个重要处就是面部神情尤其是眼睛，让说话方知道你是他的知音，至少领会了他的意图，然后他能再发挥下去。而这一切电话采访全部付诸阙如，有时我静静地听着，对方会突然问我：“听到了吗？”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是很要命的事。每当我面对电话里无尽的空间有些迷惘时，就会想到大洋彼岸还有建红的一双眼睛在看着受访人哩。建红也够绝的，每次采访前，他都煞有介事地做一番开场白，有时还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番周围的场景，比如我们正面对纽约的某某公园啦。我猜想，他儿时有过做演艺主持人的梦想。
电话采访的时间安排得也很紧，第一天晚上8:00至10:30（均是北京时间）采访江平；深夜12:00至凌晨3:00采访黎彦修；第二天深夜12:30至2:30采访李山泉；第三天早晨8:00至10:30采访李凯。第四天早晨9:00，居雄伟正巧从美国到上海面试员工，我又跑去采访。
长时间地贴近电话听筒，神情难免恍惚。我记得第二天半夜采访李山泉时，差一点把已录完的带子再录一遍。不过，我们早已双保险——建红带着录音机，现场也在录着。
有时，受访者在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状态不好，我们还得追加采访。如采访新加坡的陈进贤，2006年年底的第一次采访效果不佳，半年后我又对他电话采访了一次。香港的钟民颖也分别在香港与上海接受了两次采访。又如，上海的朱南松，我连续采访了他不下四次。有时，我们也经常与一些受访者见面，不一定要处于采访状态，而是相互交流闲聊，我则把一些印象和看法写入每篇访谈开头的人物介绍中。由于我们在后期制作上也花费了一番功夫（每篇采访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整理编辑），及至快完稿的时候，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三）
建红在前言中很推崇杰克·斯威格的《股市奇才》，主要原因是美国业内的人士大多推荐这本书。在听建红这么说之前，我已看过这本书，没什么印象。为此，我又认真读了一遍，而且把2000年以后的两个版本在《Value》杂志上作了比较，最后仍认为《股市奇才》一般般。至于人们为什么如此推崇，我只能认为《股市奇才》风行了许多年，形成了品牌效应而已。
《股市奇才》的主要问题是作者取法不高，我推崇的是埃德文·拉斐尔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股票作手”的原型利维摩尔当然是个传奇式人物，活得很精彩，没有他，也就没有《股票作手回忆录》，用行话说，这本书“很有料”。可是利维摩尔后来也写过一些东西，其中不乏离奇的细节，如喜欢跑到银行里亲自数钱，触摸纸币，避免投机成了一串串虚拟数字的游戏。但从总体上说，这些文字与《股票作手回忆录》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认为《股票作手回忆录》的成功离不开作者拉斐尔。
很少人在阅读《股票作手回忆录》时会注意开头部分的“采访技巧”，在这里，拉斐尔把受访者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
“当然，在他确定你赞赏的价值之前，他并不渴望空洞的表扬，他会打量你，试图看透你，甚至在你试图弄清楚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也这样。你成功的唯一招术就是真正地去了解他。若你想获得独家消息，你最好正确地聆听，而不要带有丝毫同情，因为大人物一般都不需要同情。你偶尔可以不等他说完就帮他把话补充完，以此表明你理解他。如果你把他的思想说得更像警句一般，你会发现他总是重复你的话，就好像他很懂你似的。随后，他便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你说话，而是用以下对上的口气！你甚至可以插话，敦促他讲得更快些。他会原谅你的不礼貌，因为在他看来，这表示你的兴趣使得你没耐心听完他所有该说的话，你想很快听到它——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对于一个思维敏捷的头脑而言，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为了让你跟得上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速度。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詹姆斯·希尔（JamesJ.Hill）或纳尔逊·奥德里奇（NelsonW.Aldrich）等人在一起时，你一旦证明你有能力跟得上他们运转极其迅速的思路以后，你就可毫不费力地得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词语或他的思维转换得有多快或话题与话题之间有多大的跳跃，为了让别人理解，他会停止与你谈话，相反，他会当着你的面自言自语。因为即便是最自我压抑的企业领袖、银行家或诗人，当他们必须证明你对他偶尔的赞扬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你的聆听中找到愉悦。他时常会发现自己首次明确了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干大事的人害怕被别人误解，而不是惮于被别人指责。他不要你的喝彩，他唯一祈求的是你应该像他自己那样了解他，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自然的事，并且，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说，拉斐尔把自己与利维摩尔合成一体，才产生了股票作手“利文斯顿”。
我现在还做不到这点，但应该取法乎上。
（四）
一个星期前，我与建红、钟民颖在浦东香格里拉见面，我对建红的“什么造就杰出”的前言又议论了一番。
首先，杰出的投资者产生于哪个群体，是在专家中还是在所谓的“民间高手”中？本来这不是个问题，可2007年以来，中国内地股市鸡犬升天，最糟糕最低价的股票往往涨得最疯狂，只要你敢于赌，收益十倍也是有可能的。一时间助长了一些投资者的气焰，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到处大肆炫耀。我在新浪网上有个博客，主要介绍投资经典与理念，最近也有人到上面发言，说博主书是读得不少，投资理念也知认一些，但两年内你能翻20倍吗？又有人化名“新股民”告诉我，在某某网站上有位“毛人”水平极高，点股百发百中，他希望我鉴别一下真假。我见他是“新股民”，出于好意，便作了回答，希望他不必“好奇”，让点股高手自生自灭吧。没想到，“新股民”不断地在留言本上装傻，变相吹嘘“毛人”多么厉害，可以称为“神人”。而我终于发现“毛人”竟然也在我的博客上发言，报复般地嘲讽我的价值投资理念，看来“毛人”还是比较熟悉我的。这时我恍然大悟，那“新股民”也许就是“毛人”。
“民间高手”往往出在大牛市的高潮期，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股市中也出了不少类似的人物，我还看过几本吹嘘他们和自我吹嘘的书哩。2000年后美国股市大跌，这类牛皮也就销声匿迹了。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还出了不少“股神”，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叫“林园”的人，由于中国内地的投资圈不大，我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作为一名投资者来说，他有一定的见识，也成功地做对了一些股票，赚了钱。可即便在我周围，类似的大有人在。但林园越来越高调，意图通过打造个人品牌来营销他的委托理财计划，这也正常。但他被冠之以“股神”后，开始自我强化，先是说自己做股票从没有失败过，这也就罢了，然后又说自己曾在2001年至2005年进入房地产淘金，表明他在投资的各个领域中都没失误过，因为那几年股市是大熊市，房市却是大牛市，进入房市当然是最正确的选择。可我早听说过林园对朋友感叹过，他当时未进入房市是最大的失误。其实，谁也不可能踏准财富增长的所有节奏，但由于他已是“神”，就绝对不能有一点点失误。同时这说明林园的素质也很成问题，因为巴菲特也被人称之为“股神”，但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败。
股市中出现民间“造神”现象，多少与投资技能的模糊性与艺术性有关。在技能规则明确的竞技项目中，业余选手也许偶尔会有超水平的发挥，但很少有人相信或自信他能叫板职业选手。正如英国作家C·S·路易斯所言：“一个水平不高的网球手偶尔可能也会打出一个好球，但当你称一个人为网球好手时，你指的是，通过打无数的好球，他的眼睛、肌肉、神经都已训练有素，足以保证他每次都能打出好球。即使不在打球时，他的身体仍然透露出一种特定的气质。就像一位数学家，他的思维已经养成了一种特定的习惯，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眼光，即使不做数学时，那种习惯和眼光也仍然在那里。”
杰出投资者也应如是观。然而，由于投资不似网球竞技那般明确，就给所谓的民间高手提供了空间。我这儿再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艺术品鉴定。中国艺术品的历史十分悠久，加上艺术品一直是很值钱的东西，所以假货奇多。一般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假的，很容易把它区分开来。其实不然，一看便是假的固然有，但以假乱真的也不少。有些作品，仅仅从艺术性鉴赏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假。因为一个人要成为知名艺术家，仅仅有艺术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机遇和各种外在条件，一个人没有成名成家，但他完全可以仿冒其他大艺术家，或他的作品被别人伪装成艺术杰作。由于艺术鉴定有很强的主观性，专家有时也会看走眼，反而被业余爱好者拣漏，所以这行中也有业余人士对专家不以为然，自以为是，但他们所有藏品都是假的例子屡见不鲜。所谓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文化人，照样会在艺术品鉴定中跌跟头。香港名作家董桥的文字很好，他也收藏了许多名贵和稀有的中国艺术品。我最近看了董桥写的这方面的书，让人分享他的思古之幽情，不错。但我注意到他只赏不鉴。要知道他的这些藏品大多是有名头的珍品，也最有可能是假货，为什么这么轻描淡写，他似乎缺乏鉴定的思维。我正在琢磨，昨天看见一篇鉴定大家王世襄的访谈录，当记者提到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时，王世襄却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真也拿来当真的”，我也就豁然开朗，发烧友一旦痴迷起来，像董桥这种明白人也会钻牛角尖，更何况股市中的民间高手哩。
建红引用的那篇《什么造就卓越》写道：“无数的研究发现，并非是天赋，而是由于长期持续的、有目的的专注的训练和实践，造就了杰出的运动员、音乐家、投资家，甚至企业家。”很正确，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个道理乃至背道而驰。投资需要天赋，艺术更需要灵感和天赋，但只有在持续专注地训练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杰作。可惜，我们中国绘画史至今没搞明白这回事。我们去博物馆，将唐宋的大山大水与明清的竹子花鸟的书画一比较，就会得出前者的总体水平要比后者高得多的结论，这不仅是年代久远的问题。但明清以来的达官显宦学者文人却认为自己时代的作品要比唐宋优秀多了，原因是唐宋艺术家都太专业了，显露匠气，而明清的“杰作”产自于业余的文人，他们虽然技能不熟，偶一为之，但胸中有万卷书，所以气息高古。结果，“业余”战胜了专业，前者雅，后者俗。至今仍是如此，老干部退休没事，涂抹几根竹子，便是“逸品”，结果神州大地到处是老头老太太在画中国画，健身可以，但那是画吗？
我有时想，如果不是投资最终是需要持续的金钱收获来检验，大概一代民间高手还要猖狂许久。由于牛去熊来的周期性，民间高手也只能是一茬一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最后，我想对建红的“什么造就杰出”有所发挥的是，杰出者不仅要持续地勤练，而且要专注于目标，否则会如欧阳修散文中的卖油翁“唯手熟尔”那样，只是一个熟练工而已。这点我深有体会。年少时，我很相信越老越智慧的道理，经常向老同志老前辈虚心学习，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很多人的经历，应该极有见解和经验，怎么水平这么一般般呢？后来我也渐渐变老了，明白了，不要说人的一生，即便是十五年乃至十年持续地向同一目标进步，都是多么艰难啊。而且，一个人达到顶峰后，不进则退，没有什么越老越智慧的说法。举个例子，金庸相信传统智慧，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曾坐江湖头把交椅的大侠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但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古龙却在《小李飞刀》中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曾是江湖排名第一的老头总抽着烟袋带着小孙女晃来晃去的，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可是有一天，他被排名第五的高手给杀了。多么出人意料，又是多么自然的结果。顺便一提，在现实中，金庸倒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智者，他这么大的岁数还去英国读博士，据说是被他所在的杭州书院的学生气的，这也无伤大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续地干投资这行，而且在压力之下聚精会神，对人真是个考验。不要说一般人，即便是彼得·林奇和约翰·聂夫这样的投资大家也在上世纪90年代激流勇退，虽然还做点投资，但已不是全职业选手。那天聚会，我提出这样一个猜想：
“像巴菲特那种价值投资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人们老年还在持续职业化投资。一个交易场上的杰出投资者，如果他能持续保持状态，未必胜不过巴菲特。问题是等到他六十岁以后，还能保持如此快速敏感的交易吗？交易者如运动员一样是吃青春饭的，价值投资者如大企业家，越老越值钱。”
建红接过话头说：“也许人们利用数量化投资来交易，也是为了在不减少强度的情况下获得持续稳定的成功”。
这猜想有没有道理呢？
（五）
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华人杰出投资者”，但与绝大部分华人财经媒体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在讲故事，或者说缺少娱乐性。我自己就是媒体中人，以前也擅长讲故事，故事有趣，注重所谓细节，可读性强，有亲切感，所以成为财经媒体的主流形式。后来入行渐深，知道写财经事件追求故事性是可以的，若探索分析行业、公司或产品本质与规律，讲故事就容易忽略主线和事实，造成不必要的模糊性乃至思想扭曲。还是举散文家董桥谈收藏的例子吧，文章确实很好读，可谁真信了，也去搞收藏，一定惨了。董桥不仅没有让我们注意到收藏这行的市场复杂性，反而冲淡了它，不俗是不俗了，但这种雅对收藏者来说更要不得。董桥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华人媒体的上层阶级，更何况其他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能从一个非新闻非财经非文科专业出身的人一路上受到媒体领导和前辈的青睐，凭借的并不是我的思想与专业性，而是我讲故事的能力，这不管是在《上海证券报》还是在《财经》杂志。可悲的是，也正是因为我坚持思想与专业性，屡屡与媒体中人发生冲突。
但这也可能是不管是上市公司的CEO还是投资家，经常觉得我的访谈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一篇的根本原因吧。
所以，《华人杰出投资者》中虽也有故事，但不是重点，甚至故意不加以强化（例如江平的故事可以讲得更为生动），我们着重于从有经验的投资者的角度提问和交流，最浅显部分也应是学徒与师傅的对话。
这也明确了《华人杰出投资者》的读者对象，它最适合的是有专业经验的投资者，有些投资经历的人也可读，如果是初入市者，可能要在今后多读几遍了。
《股市奇才》最后总结了65条“天才们的经验教训”，太多了吧，我曾仔细看了一遍，但一条都没记住。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翻出来看一下，《股市奇才》的第一条经验是“没有唯一真正的成功途径”，第二条又说：“普遍的特质”，玄之又玄，可看不出来是“众妙法门”。
这些华人投资者倒有一个真正的成功途径，那就是深思熟虑。有人看后也许会哑然失笑，做投资的人谁不思考？不。我们可以把投资者分成很多类，如第一类就是不假思考或跟风买入或跟庄家、听所谓的“内幕消息”；第二类自以为在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受人影响，也是跟风的变相而已；第三类能思考，但思考方式经常有问题或错误；第四类具有短线思维；第五类短线与长线思维都行。第五类的投资者可以说是不错的，至于谁更杰出，就要看谁想得更深更远更全面了。
深思熟虑最重要是因为投资最忌似是而非。举个例子吧，上证指数上了2,000点后，一些投资人士就害怕了，他们的依据是周围的人都买股票啦，到了3,000点，他们更害怕了，因为媒体报道已全民炒股，连保姆都不上班炒股票啦。殊不知，我早说过媒体最喜欢讲故事，他们把新鲜的个别例子当新闻，所谓人咬狗才是新闻。可是人咬狗有什么代表性吗？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群体疯狂的事例，股市则是重灾区。但所谓的群体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是愚蠢的，有时他们很聪明，有时他们的思想一般般，但并不意味着你什么时候都要反着来。在牛市初中期，群体蜂拥而上，问题不大，只有在末期，才是真危险。
在访谈中，多位投资者都提到了思考的重要性。黎彦修所举的“买进可转债，放空股票”谬论，江平认为“下一百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是阿根廷”，都是佳例，我在每个人的点评中都提到了。有个例子我前面没提到，那就是朱南松在2007年年初的决策，他对大牛市有过成熟的思考，在大牛市中，股价上升无非是公司业绩与市盈率的重估，市盈率不可能一直上升，那就得看业绩了。在牛市中，各家公司都会把自己的最佳业绩做出来，第一种是自身业绩一直较好，现在又有增长，但增长率一般在30%－50%就不错了，这在大牛市中难以成为领导股；第二种是行业逆转，业绩突然上升了100%以上，但它一般出现在小行业和小股票中，要抓住逆转点不容易；第三种是资产注入，公司脱胎换骨，业绩怎么变化都有可能。但真正想重组的公司可能是传闻中的20%，真正成功的又是想重组的20%，所以确定性只有4%，除非你有内幕消息，否则是在撞大运。第四种是与券商相关公司的股票，2005年券商已到了纷纷破产的地步，2006年券商不仅死而复活，而且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中国股市上的券商股很少，但有一些上市公司曾在熊市中买了不少券商法人股，一旦流通，所获得的收益可能超过他们上市以来利润的总和。这是可计算确定的，于是他大举买入，结果三个月不到，信托基金业绩上涨了70%。
朱南松在上海，我们谈得比较深。有一次我问他：“你是过来人，你觉得德隆等庄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答道：“他们把资金杠杆用反了，在底部应该放大，在顶部应该缩小乃至不用。”这样的回答见仁见智，但明显是朱南松深思熟虑的结果。
说真的，在我没深入采访这些华人投资者之前，我不会把思考力放在投资成功与否的首位。及至我领悟后，再去读巴菲特等大师的文章和讲话稿时，又是一境界矣。巴菲特在2004年伯克夏股东大会上说过一句话：“控制风险的最好办法是深入思考，而不是投资组合。”我认为巴菲特把这行的本质给点出来了，即一般专家和从业人员只会用投资组合来安慰自己和应付别人，行业的杰出者则通过深入思考从而获得投资的大成功。
我相信，深思熟虑的最后必然会走向哲学。由于索罗斯公开扬言继承了波普尔的开放哲学体系，所以为人所知。其实，每个真正的杰出投资者最终都会有自己的投资哲学，它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印证自己的思想，从而让思想不断升华，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这应该也是一种开放的哲学。曾连续十五年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美国价值投资者比尔·米勒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说白了，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杰出投资者的哲学未必是同一家，然而它一定是实用的，从长期看，就是会让你持续成功的思想系统。
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些思考已写入采访前的每篇小文章中，供大家参考。
第二点，杰出投资者一定要有道德感。亲爱的读者，看到这儿，有人一定又会觉得本人自作多情，宣传教化了。恰恰相反，我从没主动或故意从道德方面向投资者提问，如果我问：“道德在投资中重要吗？”投资者一般也只能回答，“重要，当然重要”，也许还会引申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投资者毕竟不是艺术家先锋派，不会对道德说三道四。
可是，当这些人尤其是几位内地投资者主动把它视作非常重要的因素时，我就不得不在这儿提一下。当然，我很高兴，在容易浑水摸鱼的内地市场，投资者自觉地追求诚信等人生和职业道德可喜可贺，这也是希望之所在。
写得很多了，仍不能自已，因为记录的文字并不能全面表达我当时采访的感受和事后的回味。这些人中不少都不擅言谈，大部分表达也是朴实无华的，不由让我想多说几句，来拉近他们与读者的距离。
出了这本《华人杰出投资者》，我们当然想出第二本和第三本，有些事情可能是冥冥中注定的，为了写这篇后记，我又去书房翻查《国际投资基金经理谈股论道》，发现有两篇关于当年中国海南富岛基金投资四川长虹和苏常柴的文章附录于后，这是由我的同事采访的，曾发表在我主编的《上海证券报·市场导刊》上。把它们与国际投资基金经理放在一起相互映照，应该也是我的主意，但我早忘了。现在把它附在朱南松的采访之后，时间已跨越了十年，真是意味深长。
最后要感谢那些接受我们采访的杰出投资者，感谢建红，感谢建红已致谢的朋友，也感谢《Value》的同事给于《华人杰出投资者》的帮助。
（一）
建红在前言中已把《华人杰出投资者》的由来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一遍，我这儿再作点补充。
我认识建红是在2004年，那时他任平安保险权益投资部的副总。初次见面，建红显得很老成，我根本没想到他才31岁（后来大家熟悉了，我直言相告：你是个很早就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定位清晰的人，比我明白多了）。2005年年底，建红认为中国股市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应该大举买入股票。于是，建红请来几位保险公司搞投资的同行，以《Value》月度圆桌会议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座谈。两个星期后，建红就去美国学习访问了。
建红回国不久便担任生命人寿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并迅速将业绩做了上去。我跟建红再次见面，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对海外的各种投资流派津津乐道，与出国前相比，眼界大开。我又看了建红对海外三十家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考察报告摘要，很佩服他用功之勤之细。言谈间，建红提议我们合作采访美国、新加坡、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杰出投资者，然后编辑成一本报告。
我听后，马上反应道：“太好了，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
这不是信口开河。1991年7月，我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后，除了进行市场调研之外，就是在《上海证券报》（当时名为《上海证券交易专刊》）宣扬投资理念。可是，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记得交易所的一位总监有一本台湾人写的股市书籍，里面还有漫画，稀奇得很。我几次三番商量，才借来复印。书中内容现在看来当然平平，只记得什么“新股是牛市的宠儿”之类，当时却觉得耳目一新。没办法，去找旧上海的老证券吧，可他们只会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证券，说他们当年买股票都不过夜，这只是社会动荡造成的过度投机的缩影而已。我也想采访来上交所参观的外国投资者，向总经理请示，他目瞪口呆，一脸你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的神情。我这才想起，自己的“级别”不够。
直到1993年，我担任《上海证券报》专题部主任，组织了史振邦先生编译的《国际九大投资基金经理访谈录》，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又出书发行，一时洛阳纸贵，除了普通读者要买外，一些券商还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客户。我1998年去香港时，也发现书店有这本书卖。1998年，我又组织同事编译了《国际投资基金经理谈股论道》，也是先在报纸上刊登然后出书，反响虽不及前一本那样热烈，但也不错。
而对如此态势，我们当然想过是否能模仿《国际九大投资基金经理访谈录》，出个国内版。我们做了个别尝试，却深入不下去，因为当时中国股市庄家遍地，内幕交易盛行，到处是股票操纵者，出本《庄家内幕》倒还可以，正儿八经地和这些“高手”讨论投资理念与经验，岂不可笑。
不过，这个情结还是挥之不去。有一阵子，我曾对新起的共同基金有些兴趣，可很快发现有问题，结果是在2000年10月写了篇《基金黑幕》，至少在当时，我成了投资业的“敌人”，哪里还有可能做什么投资经理访谈。
当然，我继续坚持做自己的梦。至少从1996年起，我便有意识地通过阅读大量的投资经典和投资大师的传记，然后写各式各样的读书笔记，来抒发心中之块垒。十年下来，有没有一百万字不敢说，五十万字以上肯定是有的。也许，在投资“纸上谈兵”方面，我是中国内地第一人。
所以，我听了建红的提议后，当然大喜过望。
可转念一想，我又摇了摇头，认为这事缺乏可行性。
尽管2006年的中国内地投资者已比10年前成熟得多，可要真正挑出十几个值得采访的人，还是困难。年轻新秀这几年表现不错，但不够稳定，投资思想不够成熟。在我的心目中，采访对象要有十年最好是有十五年左右的投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不比我年轻多少（40岁）。我在这个圈子旁观了这么久，内地绝大多数有些能耐的投资者总知道个大概吧。
能入我们的眼界人已很少，还有个困难得考虑，这些人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若愿意，他们会不会推心置腹地畅谈？在私下，我们可以与一些优秀的投资者聊聊天，但要将他们的谈话公之于众，可能性很小。
建红马上提醒我，如果考虑到海外的华人投资者，此事还是可行的。
其实，我还有个忧虑没有说出来，我主编的《Value》从2002年创刊起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采访《华人杰出投资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肯定大于产出。这不是雪上加霜嘛。
真的要感谢建红，他仍是很坚定，建红表示，投资者由他来做工作，我主要负责采访和整理。
到了这一步，我已不好推辞了。每个人在固有的价值观下，一生值得做的事情不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大事。一位玉器雕刻家，纵然有再大的本事，碰不到好的玉料，也是枉然。我当场表示，既然建红提供了这么一块好玉，我一定会把它雕琢好。
还有一点打动我的是，建红提议对这些投资者可以隔几年定期采访一次，有必要的话，还应新陈代谢。我这个人对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把握不大；但让我一直持续地干一件事，一定会做好的。
（二）
事情的进展比我想的乐观，比建红想的悲观。
建红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很快把采访名单发了过来，人不少，很有声势。于是，每隔几天的中午，我们就在浦东生命人寿大厦附近的小吃店聚会，边吃边讨论选择的标准。标准可以说得很玄乎，但具体到人就很清晰了。名单上原来内地投资者居多，但一比较，一些人就略逊一筹。建红把自己比作第二代的内地投资者，和他差不多资历和经验的人也就没必要进入名单了，毕竟“杰出”是需要时间考验的。第一代内地投资者生逢中国股市“乱世”，在江湖上没恩怨的不多。老实说，我对职业道德看得很重，历史上“害过人”的投资者最好回避。我对建红说，投资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也有运气的成分，我们采访的投资者中，也许最终有失败的，这不要紧。但如果他因道德问题而失败，我们可担当不起。
我这是有教训的。1997年至1998年，我带领《上海证券报》的记者搞了一次“中国上市公司行”，采访调研了几十家有名的上市公司CEO，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也获得了众人的好评。可几年过后，有些公司的CEO出事了，有人就揪住我们不放，说是推波助澜。真是无奈，我们只是反映当时热点上市公司的面貌啊。但若认真反思的话，人家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像郑百文与东方电子等后来出事的CEO，当时都认为我们的采访是他们最满意的一篇，说白了，也就是最有宣传性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确实利用了我们过人的采访能力。
为了避免主观印象可能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和同行交流，请他们品评人物，供我们参考。这样一来二去，也就剩不下几个了。
相对来说，海外的职业投资人更好选择些，毕竟市场制度健全，职业环境也良好。当然，我对海外华人投资者这块不熟，主要由建红拿主意。也有个别人，建红有些吃不准，在我的“道德”感召力下放弃了。
及至采访完后，我发现建红不仅具备国际视野，而且有强烈学习各种风格的企图。这些海外华人投资者大多具有内地投资者所不具备的经验和角度，恐怕也是环境使然。比如，建红选择了几位有数量化投资背景的投资者，数量化投资在内地只能说是刚起步甚至空白，然而今后一定会成气候。十年前，我对数量化投资有些兴趣，后来就很少关注了。这次采访，我又重拾兴趣，了解了不少。另外，内地的私募基金除了激励机制与共同基金不同之外，投资的技巧和选择的产品差别不大。严格地说，私募基金经常要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对冲风险，而内地的投资者经验不足。这不单是目前内地市场缺乏类似的产品和机制，有些内地投资者在香港运作照样是单边做多，原因可能还是没有组合对冲产品的能力。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海外优秀华人投资者那儿学到一些职业素养。目前中国股市还处于新兴市场的初级阶段（与越南相比就处于中级了），波动巨大，机会也多。然而，这种环境也容易让投资者忘乎所以，像前一阵子出现的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健的违规丑闻，相信在业内并不是孤例。最让人惊讶的是，唐健是如此的嚣张和狂妄，简直是明目张胆。这些少年得志的“金童”，学习一下海外优秀同行的朴素品行吧。
我们在这儿要强调的是，这本《华人杰出投资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华人杰出投资者一网打尽，否则就显得非常自负和狂妄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杰出华人投资者的典型”，因为不要说有些华人杰出投资者我们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名单基本确定后，下面就是执行了。在这些投资者中，只有朱南松在上海，其他人都在外地或海外。第一种方式当然是我们出去采访，如到深圳和香港；第二种方式是趁他们到上海出差时采访；第三种方式则是电话采访。与熟悉的人在电话里聊天问题不大，但对陌生人进行长篇电话采访，有难度。为了保证采访的质量，建红趁去美国出差之机，与我在上海连线采访。
说实在的，2006年11月对在美国的四位华人投资者的电话采访，我至今难以忘怀。过去我很少进行长篇电话采访，更不要说对素未谋面的人了。在深度采访中，你要让人对你推心置腹或滔滔不绝，需要你不断顺着话题问下去，展开对话。但还有一个重要处就是面部神情尤其是眼睛，让说话方知道你是他的知音，至少领会了他的意图，然后他能再发挥下去。而这一切电话采访全部付诸阙如，有时我静静地听着，对方会突然问我：“听到了吗？”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是很要命的事。每当我面对电话里无尽的空间有些迷惘时，就会想到大洋彼岸还有建红的一双眼睛在看着受访人哩。建红也够绝的，每次采访前，他都煞有介事地做一番开场白，有时还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番周围的场景，比如我们正面对纽约的某某公园啦。我猜想，他儿时有过做演艺主持人的梦想。
电话采访的时间安排得也很紧，第一天晚上8:00至10:30（均是北京时间）采访江平；深夜12:00至凌晨3:00采访黎彦修；第二天深夜12:30至2:30采访李山泉；第三天早晨8:00至10:30采访李凯。第四天早晨9:00，居雄伟正巧从美国到上海面试员工，我又跑去采访。
长时间地贴近电话听筒，神情难免恍惚。我记得第二天半夜采访李山泉时，差一点把已录完的带子再录一遍。不过，我们早已双保险——建红带着录音机，现场也在录着。
有时，受访者在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状态不好，我们还得追加采访。如采访新加坡的陈进贤，2006年年底的第一次采访效果不佳，半年后我又对他电话采访了一次。香港的钟民颖也分别在香港与上海接受了两次采访。又如，上海的朱南松，我连续采访了他不下四次。有时，我们也经常与一些受访者见面，不一定要处于采访状态，而是相互交流闲聊，我则把一些印象和看法写入每篇访谈开头的人物介绍中。由于我们在后期制作上也花费了一番功夫（每篇采访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整理编辑），及至快完稿的时候，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三）
建红在前言中很推崇杰克·斯威格的《股市奇才》，主要原因是美国业内的人士大多推荐这本书。在听建红这么说之前，我已看过这本书，没什么印象。为此，我又认真读了一遍，而且把2000年以后的两个版本在《Value》杂志上作了比较，最后仍认为《股市奇才》一般般。至于人们为什么如此推崇，我只能认为《股市奇才》风行了许多年，形成了品牌效应而已。
《股市奇才》的主要问题是作者取法不高，我推崇的是埃德文·拉斐尔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股票作手”的原型利维摩尔当然是个传奇式人物，活得很精彩，没有他，也就没有《股票作手回忆录》，用行话说，这本书“很有料”。可是利维摩尔后来也写过一些东西，其中不乏离奇的细节，如喜欢跑到银行里亲自数钱，触摸纸币，避免投机成了一串串虚拟数字的游戏。但从总体上说，这些文字与《股票作手回忆录》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认为《股票作手回忆录》的成功离不开作者拉斐尔。
很少人在阅读《股票作手回忆录》时会注意开头部分的“采访技巧”，在这里，拉斐尔把受访者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
“当然，在他确定你赞赏的价值之前，他并不渴望空洞的表扬，他会打量你，试图看透你，甚至在你试图弄清楚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也这样。你成功的唯一招术就是真正地去了解他。若你想获得独家消息，你最好正确地聆听，而不要带有丝毫同情，因为大人物一般都不需要同情。你偶尔可以不等他说完就帮他把话补充完，以此表明你理解他。如果你把他的思想说得更像警句一般，你会发现他总是重复你的话，就好像他很懂你似的。随后，他便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你说话，而是用以下对上的口气！你甚至可以插话，敦促他讲得更快些。他会原谅你的不礼貌，因为在他看来，这表示你的兴趣使得你没耐心听完他所有该说的话，你想很快听到它——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对于一个思维敏捷的头脑而言，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为了让你跟得上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速度。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詹姆斯·希尔（JamesJ.Hill）或纳尔逊·奥德里奇（NelsonW.Aldrich）等人在一起时，你一旦证明你有能力跟得上他们运转极其迅速的思路以后，你就可毫不费力地得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词语或他的思维转换得有多快或话题与话题之间有多大的跳跃，为了让别人理解，他会停止与你谈话，相反，他会当着你的面自言自语。因为即便是最自我压抑的企业领袖、银行家或诗人，当他们必须证明你对他偶尔的赞扬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你的聆听中找到愉悦。他时常会发现自己首次明确了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干大事的人害怕被别人误解，而不是惮于被别人指责。他不要你的喝彩，他唯一祈求的是你应该像他自己那样了解他，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自然的事，并且，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说，拉斐尔把自己与利维摩尔合成一体，才产生了股票作手“利文斯顿”。
我现在还做不到这点，但应该取法乎上。
（四）
一个星期前，我与建红、钟民颖在浦东香格里拉见面，我对建红的“什么造就杰出”的前言又议论了一番。
首先，杰出的投资者产生于哪个群体，是在专家中还是在所谓的“民间高手”中？本来这不是个问题，可2007年以来，中国内地股市鸡犬升天，最糟糕最低价的股票往往涨得最疯狂，只要你敢于赌，收益十倍也是有可能的。一时间助长了一些投资者的气焰，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到处大肆炫耀。我在新浪网上有个博客，主要介绍投资经典与理念，最近也有人到上面发言，说博主书是读得不少，投资理念也知认一些，但两年内你能翻20倍吗？又有人化名“新股民”告诉我，在某某网站上有位“毛人”水平极高，点股百发百中，他希望我鉴别一下真假。我见他是“新股民”，出于好意，便作了回答，希望他不必“好奇”，让点股高手自生自灭吧。没想到，“新股民”不断地在留言本上装傻，变相吹嘘“毛人”多么厉害，可以称为“神人”。而我终于发现“毛人”竟然也在我的博客上发言，报复般地嘲讽我的价值投资理念，看来“毛人”还是比较熟悉我的。这时我恍然大悟，那“新股民”也许就是“毛人”。
“民间高手”往往出在大牛市的高潮期，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股市中也出了不少类似的人物，我还看过几本吹嘘他们和自我吹嘘的书哩。2000年后美国股市大跌，这类牛皮也就销声匿迹了。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还出了不少“股神”，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叫“林园”的人，由于中国内地的投资圈不大，我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作为一名投资者来说，他有一定的见识，也成功地做对了一些股票，赚了钱。可即便在我周围，类似的大有人在。但林园越来越高调，意图通过打造个人品牌来营销他的委托理财计划，这也正常。但他被冠之以“股神”后，开始自我强化，先是说自己做股票从没有失败过，这也就罢了，然后又说自己曾在2001年至2005年进入房地产淘金，表明他在投资的各个领域中都没失误过，因为那几年股市是大熊市，房市却是大牛市，进入房市当然是最正确的选择。可我早听说过林园对朋友感叹过，他当时未进入房市是最大的失误。其实，谁也不可能踏准财富增长的所有节奏，但由于他已是“神”，就绝对不能有一点点失误。同时这说明林园的素质也很成问题，因为巴菲特也被人称之为“股神”，但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败。
股市中出现民间“造神”现象，多少与投资技能的模糊性与艺术性有关。在技能规则明确的竞技项目中，业余选手也许偶尔会有超水平的发挥，但很少有人相信或自信他能叫板职业选手。正如英国作家C·S·路易斯所言：“一个水平不高的网球手偶尔可能也会打出一个好球，但当你称一个人为网球好手时，你指的是，通过打无数的好球，他的眼睛、肌肉、神经都已训练有素，足以保证他每次都能打出好球。即使不在打球时，他的身体仍然透露出一种特定的气质。就像一位数学家，他的思维已经养成了一种特定的习惯，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眼光，即使不做数学时，那种习惯和眼光也仍然在那里。”
杰出投资者也应如是观。然而，由于投资不似网球竞技那般明确，就给所谓的民间高手提供了空间。我这儿再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艺术品鉴定。中国艺术品的历史十分悠久，加上艺术品一直是很值钱的东西，所以假货奇多。一般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假的，很容易把它区分开来。其实不然，一看便是假的固然有，但以假乱真的也不少。有些作品，仅仅从艺术性鉴赏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假。因为一个人要成为知名艺术家，仅仅有艺术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机遇和各种外在条件，一个人没有成名成家，但他完全可以仿冒其他大艺术家，或他的作品被别人伪装成艺术杰作。由于艺术鉴定有很强的主观性，专家有时也会看走眼，反而被业余爱好者拣漏，所以这行中也有业余人士对专家不以为然，自以为是，但他们所有藏品都是假的例子屡见不鲜。所谓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文化人，照样会在艺术品鉴定中跌跟头。香港名作家董桥的文字很好，他也收藏了许多名贵和稀有的中国艺术品。我最近看了董桥写的这方面的书，让人分享他的思古之幽情，不错。但我注意到他只赏不鉴。要知道他的这些藏品大多是有名头的珍品，也最有可能是假货，为什么这么轻描淡写，他似乎缺乏鉴定的思维。我正在琢磨，昨天看见一篇鉴定大家王世襄的访谈录，当记者提到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时，王世襄却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真也拿来当真的”，我也就豁然开朗，发烧友一旦痴迷起来，像董桥这种明白人也会钻牛角尖，更何况股市中的民间高手哩。
建红引用的那篇《什么造就卓越》写道：“无数的研究发现，并非是天赋，而是由于长期持续的、有目的的专注的训练和实践，造就了杰出的运动员、音乐家、投资家，甚至企业家。”很正确，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个道理乃至背道而驰。投资需要天赋，艺术更需要灵感和天赋，但只有在持续专注地训练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杰作。可惜，我们中国绘画史至今没搞明白这回事。我们去博物馆，将唐宋的大山大水与明清的竹子花鸟的书画一比较，就会得出前者的总体水平要比后者高得多的结论，这不仅是年代久远的问题。但明清以来的达官显宦学者文人却认为自己时代的作品要比唐宋优秀多了，原因是唐宋艺术家都太专业了，显露匠气，而明清的“杰作”产自于业余的文人，他们虽然技能不熟，偶一为之，但胸中有万卷书，所以气息高古。结果，“业余”战胜了专业，前者雅，后者俗。至今仍是如此，老干部退休没事，涂抹几根竹子，便是“逸品”，结果神州大地到处是老头老太太在画中国画，健身可以，但那是画吗？
我有时想，如果不是投资最终是需要持续的金钱收获来检验，大概一代民间高手还要猖狂许久。由于牛去熊来的周期性，民间高手也只能是一茬一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最后，我想对建红的“什么造就杰出”有所发挥的是，杰出者不仅要持续地勤练，而且要专注于目标，否则会如欧阳修散文中的卖油翁“唯手熟尔”那样，只是一个熟练工而已。这点我深有体会。年少时，我很相信越老越智慧的道理，经常向老同志老前辈虚心学习，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很多人的经历，应该极有见解和经验，怎么水平这么一般般呢？后来我也渐渐变老了，明白了，不要说人的一生，即便是十五年乃至十年持续地向同一目标进步，都是多么艰难啊。而且，一个人达到顶峰后，不进则退，没有什么越老越智慧的说法。举个例子，金庸相信传统智慧，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曾坐江湖头把交椅的大侠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但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古龙却在《小李飞刀》中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曾是江湖排名第一的老头总抽着烟袋带着小孙女晃来晃去的，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可是有一天，他被排名第五的高手给杀了。多么出人意料，又是多么自然的结果。顺便一提，在现实中，金庸倒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智者，他这么大的岁数还去英国读博士，据说是被他所在的杭州书院的学生气的，这也无伤大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续地干投资这行，而且在压力之下聚精会神，对人真是个考验。不要说一般人，即便是彼得·林奇和约翰·聂夫这样的投资大家也在上世纪90年代激流勇退，虽然还做点投资，但已不是全职业选手。那天聚会，我提出这样一个猜想：
“像巴菲特那种价值投资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人们老年还在持续职业化投资。一个交易场上的杰出投资者，如果他能持续保持状态，未必胜不过巴菲特。问题是等到他六十岁以后，还能保持如此快速敏感的交易吗？交易者如运动员一样是吃青春饭的，价值投资者如大企业家，越老越值钱。”
建红接过话头说：“也许人们利用数量化投资来交易，也是为了在不减少强度的情况下获得持续稳定的成功”。
这猜想有没有道理呢？
（五）
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华人杰出投资者”，但与绝大部分华人财经媒体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在讲故事，或者说缺少娱乐性。我自己就是媒体中人，以前也擅长讲故事，故事有趣，注重所谓细节，可读性强，有亲切感，所以成为财经媒体的主流形式。后来入行渐深，知道写财经事件追求故事性是可以的，若探索分析行业、公司或产品本质与规律，讲故事就容易忽略主线和事实，造成不必要的模糊性乃至思想扭曲。还是举散文家董桥谈收藏的例子吧，文章确实很好读，可谁真信了，也去搞收藏，一定惨了。董桥不仅没有让我们注意到收藏这行的市场复杂性，反而冲淡了它，不俗是不俗了，但这种雅对收藏者来说更要不得。董桥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华人媒体的上层阶级，更何况其他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能从一个非新闻非财经非文科专业出身的人一路上受到媒体领导和前辈的青睐，凭借的并不是我的思想与专业性，而是我讲故事的能力，这不管是在《上海证券报》还是在《财经》杂志。可悲的是，也正是因为我坚持思想与专业性，屡屡与媒体中人发生冲突。
但这也可能是不管是上市公司的CEO还是投资家，经常觉得我的访谈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一篇的根本原因吧。
所以，《华人杰出投资者》中虽也有故事，但不是重点，甚至故意不加以强化（例如江平的故事可以讲得更为生动），我们着重于从有经验的投资者的角度提问和交流，最浅显部分也应是学徒与师傅的对话。
这也明确了《华人杰出投资者》的读者对象，它最适合的是有专业经验的投资者，有些投资经历的人也可读，如果是初入市者，可能要在今后多读几遍了。
《股市奇才》最后总结了65条“天才们的经验教训”，太多了吧，我曾仔细看了一遍，但一条都没记住。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翻出来看一下，《股市奇才》的第一条经验是“没有唯一真正的成功途径”，第二条又说：“普遍的特质”，玄之又玄，可看不出来是“众妙法门”。
这些华人投资者倒有一个真正的成功途径，那就是深思熟虑。有人看后也许会哑然失笑，做投资的人谁不思考？不。我们可以把投资者分成很多类，如第一类就是不假思考或跟风买入或跟庄家、听所谓的“内幕消息”；第二类自以为在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受人影响，也是跟风的变相而已；第三类能思考，但思考方式经常有问题或错误；第四类具有短线思维；第五类短线与长线思维都行。第五类的投资者可以说是不错的，至于谁更杰出，就要看谁想得更深更远更全面了。
深思熟虑最重要是因为投资最忌似是而非。举个例子吧，上证指数上了2,000点后，一些投资人士就害怕了，他们的依据是周围的人都买股票啦，到了3,000点，他们更害怕了，因为媒体报道已全民炒股，连保姆都不上班炒股票啦。殊不知，我早说过媒体最喜欢讲故事，他们把新鲜的个别例子当新闻，所谓人咬狗才是新闻。可是人咬狗有什么代表性吗？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群体疯狂的事例，股市则是重灾区。但所谓的群体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是愚蠢的，有时他们很聪明，有时他们的思想一般般，但并不意味着你什么时候都要反着来。在牛市初中期，群体蜂拥而上，问题不大，只有在末期，才是真危险。
在访谈中，多位投资者都提到了思考的重要性。黎彦修所举的“买进可转债，放空股票”谬论，江平认为“下一百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是阿根廷”，都是佳例，我在每个人的点评中都提到了。有个例子我前面没提到，那就是朱南松在2007年年初的决策，他对大牛市有过成熟的思考，在大牛市中，股价上升无非是公司业绩与市盈率的重估，市盈率不可能一直上升，那就得看业绩了。在牛市中，各家公司都会把自己的最佳业绩做出来，第一种是自身业绩一直较好，现在又有增长，但增长率一般在30%－50%就不错了，这在大牛市中难以成为领导股；第二种是行业逆转，业绩突然上升了100%以上，但它一般出现在小行业和小股票中，要抓住逆转点不容易；第三种是资产注入，公司脱胎换骨，业绩怎么变化都有可能。但真正想重组的公司可能是传闻中的20%，真正成功的又是想重组的20%，所以确定性只有4%，除非你有内幕消息，否则是在撞大运。第四种是与券商相关公司的股票，2005年券商已到了纷纷破产的地步，2006年券商不仅死而复活，而且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中国股市上的券商股很少，但有一些上市公司曾在熊市中买了不少券商法人股，一旦流通，所获得的收益可能超过他们上市以来利润的总和。这是可计算确定的，于是他大举买入，结果三个月不到，信托基金业绩上涨了70%。
朱南松在上海，我们谈得比较深。有一次我问他：“你是过来人，你觉得德隆等庄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答道：“他们把资金杠杆用反了，在底部应该放大，在顶部应该缩小乃至不用。”这样的回答见仁见智，但明显是朱南松深思熟虑的结果。
说真的，在我没深入采访这些华人投资者之前，我不会把思考力放在投资成功与否的首位。及至我领悟后，再去读巴菲特等大师的文章和讲话稿时，又是一境界矣。巴菲特在2004年伯克夏股东大会上说过一句话：“控制风险的最好办法是深入思考，而不是投资组合。”我认为巴菲特把这行的本质给点出来了，即一般专家和从业人员只会用投资组合来安慰自己和应付别人，行业的杰出者则通过深入思考从而获得投资的大成功。
我相信，深思熟虑的最后必然会走向哲学。由于索罗斯公开扬言继承了波普尔的开放哲学体系，所以为人所知。其实，每个真正的杰出投资者最终都会有自己的投资哲学，它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印证自己的思想，从而让思想不断升华，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这应该也是一种开放的哲学。曾连续十五年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美国价值投资者比尔·米勒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说白了，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杰出投资者的哲学未必是同一家，然而它一定是实用的，从长期看，就是会让你持续成功的思想系统。
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些思考已写入采访前的每篇小文章中，供大家参考。
第二点，杰出投资者一定要有道德感。亲爱的读者，看到这儿，有人一定又会觉得本人自作多情，宣传教化了。恰恰相反，我从没主动或故意从道德方面向投资者提问，如果我问：“道德在投资中重要吗？”投资者一般也只能回答，“重要，当然重要”，也许还会引申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投资者毕竟不是艺术家先锋派，不会对道德说三道四。
可是，当这些人尤其是几位内地投资者主动把它视作非常重要的因素时，我就不得不在这儿提一下。当然，我很高兴，在容易浑水摸鱼的内地市场，投资者自觉地追求诚信等人生和职业道德可喜可贺，这也是希望之所在。
写得很多了，仍不能自已，因为记录的文字并不能全面表达我当时采访的感受和事后的回味。这些人中不少都不擅言谈，大部分表达也是朴实无华的，不由让我想多说几句，来拉近他们与读者的距离。
出了这本《华人杰出投资者》，我们当然想出第二本和第三本，有些事情可能是冥冥中注定的，为了写这篇后记，我又去书房翻查《国际投资基金经理谈股论道》，发现有两篇关于当年中国海南富岛基金投资四川长虹和苏常柴的文章附录于后，这是由我的同事采访的，曾发表在我主编的《上海证券报·市场导刊》上。把它们与国际投资基金经理放在一起相互映照，应该也是我的主意，但我早忘了。现在把它附在朱南松的采访之后，时间已跨越了十年，真是意味深长。
最后要感谢那些接受我们采访的杰出投资者，感谢建红，感谢建红已致谢的朋友，也感谢《Value》的同事给于《华人杰出投资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