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对非援助迫使非洲国家政治上遏制苏联、经济上向非洲强加发展模式。冷战后，又重新通过购买或控制非洲企业，控制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强化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
例如，从冷战前的各种发展战略、冷战后的结构调整到“华盛顿共识”，非洲国家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不得不按其意志照葫芦画瓢。同时，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成为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制度和价值观的工具。它们在借贷条件上强迫非洲国家开放国内市场，致使非洲国家粮农、棉农等受到严重冲击。
结果如何呢？以欧盟为例，欧盟对非洲援助的宏观效果并不理想。在消除贫困上，1990年到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率全球最高，不减反升1％；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从1993年到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从12％增加到23％，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最近，就连世行官员卡尔德利和纽约大学斯特利教授等西方学者也纷纷发出西方援非的努力“益少害多”的感慨。
相反，中非大规模的贸易与投资只是近几年才刚刚开始。2007年1月，世界银行的调研报告《非洲的丝绸之路》认为，即使与印度相比，中国投资者在非洲也还是新来者。
即使如此，中非建设性合作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西方国家贸易壁垒森严，出口到中国要比出口到西方国家容易得多。如2006年中非贸易额为550亿美元，非洲方面的顺差约为21亿美元。
报告还认为，中国非洲战略的着眼点远远超过资源本身。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领域正在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今年，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中国不仅能给非洲国家提供巨大的非洲商品市场，而且还是技术和医药等重要物资的一个物美价廉的来源地。”
中非合作历久弥新
中国何以成为“泼脏水”的对象？一位德国发展问题专家道出了其中原由：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对非洲的大量投资迫使西方要重新建立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
历史上，中国与非洲在反帝、反霸，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合作；在处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上始终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自主解决非洲问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继续把非洲视为可以共同发展的伙伴。中国主张推动双方合作从贸易往来向多领域并重的方向发展，从政府合作向政府、企业、其他经济实体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投资自由化应该是双向的，投资者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适当的社会责任，应该坚持与东道国协调共赢的原则。这种平等的交往受到非洲的欢迎，给南南合作带来一种新气象。
对此，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顾问哈里布罗德曼教授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表现代表了国际经济中一个重要转移：投资和贸易从原来依附性的南北关系开始转向合作性的南南关系。而这种关系将会把非洲国家从过分依赖几种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国，转变成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体。
他还认为，非洲国家和中国及印度的贸易和投资代表了迄今为止最重要、最罕见的机会，它将加速非洲的发展，扩展泛非贸易，加快非洲大陆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
刚刚结束的八国峰会将八国集团与非洲的关系定位为改革伙伴关系，决心帮助非洲进行良好的政府管理，改善投资条件，促进更多民主和公正，减少腐败。如果其援非的方式能给非洲带来好处并为非洲国家所接受，中国当然乐见其成。
同时，经济全球化向各国提出了许多共同任务。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并非零和关系，更多的是利益重叠的关系，彼此需要在军售解禁、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争端、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广泛问题对话，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今天世界上的任何重要事务，没有中国参与已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鼓励和支持中国成为全球具建设性的利益相关者，是国际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