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这样缓慢的更新速度，我通常在一小时内写一篇文章，现在远比一小时更多，还依然在修改呢。可否请搜狐博客扩容？我觉得搜狐博客越来越慢，很难修改文章。请读关键词，然后读我的文章。昨日陪小李去西湖南侧某地，乘公交车，每人2元可至很远的地方。我发现杭州的公交车其实远比出租车舒服——前提是：（1）不打算坐着，（2）不害怕扶手上的千万种细菌，（3）不在乎空调、噪音、和刹车时的凶险摇摆。可惜，这三类缺点对老年人十分可怕。出租车，杭州的比北京的好许多，但因折旧太快已经很难忍受车内的废气味道和座椅附近发出的味道了。昨天在车上，我们走到最后一排，在美国通常是黑人的座位，因为黑人不喜欢认同白人社会，他们上了车就走到最后一排，高高在上地坐着。如果是“灰狗”，那么最后一排还可能有一间非常小且脏的厕所。回到昨天的公交车场景，在某一站停靠后，上来一位老太太，约近75岁，面相很善，但站立不稳，因为司机从不考虑细节，拼力向前。杭州的公交车是统一地从前面上车，走到中门，再可走到最后一排座位。也就是说，全体乘客都看着这位老太太，岁数相当于他们多数人的外婆，跌跌撞撞地换着座椅扶手——她肯定无法向上抓住头顶的扶手，那些扶手太高了。我前面的一排，坐着两位女孩子，二十岁左右，我听她们聊美国的见闻，估计其中之一是暑假回来探亲吧。只有她犹豫了一下，似乎是看到老太太的样子需要有人让座。不过，她立即看到我从后面站起来了。我走到老太太那里，请她坐我那个椅子。好歹我是那女孩的父辈呀！此事让我们小李非常难过，她听过出租车司机批评杭州女孩子不尊重老人，但从未见过。现在遇到了。我比较理智，我不能假设全体乘客都在心里确认那位老太太需要别人让座。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不可以随便给老人让座，因为老人有自尊心，他们当中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照顾。所以，我不能假设中国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老人有自尊心这件事情。但我前面那位杭州女孩，她明确地犹豫过，却又坐下了。让我分析一下吧。首先，她的效用函数里面，最重要的不是那位老太太，而是她的聊天女友，她如果站起来，那位女友就只好陪老太太坐着。让我把镜头切换到王志坚博客里转述的北京审判四名少男少女的场景。他们与审判员的对话表明，他们根本没有杀人动机，他们残忍地将那位妇女欺辱和殴打致死，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一群人。记住，我非常注意“群体行为”。道德习俗，在公交车场景里，价值排序的位置很低，大约低于与那位女友聊天的价值。至于那四名被判处了重刑的少年罪犯，他们任何一人单独的行为，我几乎可以推测，都不会导致这类案件发生。推而广之，文革期间参与打人和杀人的红卫兵们，许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多数人后来都有深切的忏悔。我家一邻居的女主人在那一年被打死了，她是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可想而知，她的死，对社会是有震撼的。可是，打死她的那些孩子——其中也有我的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单独行为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多年之后，我在北京商业自动化研究所电子车间做工人，高考恢复那年，我报名考大学，体检遇到了一位医生，她认出了我。她是卞校长的女儿，当初她母亲被打死，在她心里留下了多少恨？我不知道，我希望她曾试图忘记这些恨。我还有另一邻居，平旺，是西藏叛乱贵族，大约是二号人物，所以没有逃亡，在北京他的待遇很高，文革开始就被送到监狱里了。可怜的是他妻子，面临被红卫兵打死的恐惧，她割腕自杀了，血流到卧室门外，就在孩子们的卧室旁边。他的大女儿与我同班，并且在同一学习小组，她身强力壮，经常替我和学校里的小流氓打架，她有一次将最常欺负我的一名校外流氓抡起来到一人高然后扔了出去，以后他就再也不来学校了。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她家里学习，我好奇地玩一盏西洋台灯。最后，我拆开了底座，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我恨，我恨，……他们害死了我妈妈，血海深仇。”当时我不到14岁，有些害怕，但我记住了那一场景和那些文字。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可以有本质不同。这一点，经济学家往往不晓得，也不愿意晓得。我常常觉得我是历史的旁观者，有幸旁观了许多场景，而且有幸被保护着没有在那些残忍场景中死去。群体行为怎样导致残忍？阿伦特曾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参加耶路撒冷纳粹审判，之后，她写了不朽的作品《The Life of the Mind》（中译本“精神生活”，我坚持译为“心智人生”）。她开篇提问：是什么让这些精英分子直接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都受过最好的教育，有高雅的品味，有古老的身世。是什么让他们丧失了天良？这一问，让她写了这样一部名著，影响了后来直到我这一代人的思考和行为。什么是良知？为什么良知会失效？我相信“群体效应”是一重要因素。不过，阿伦特也考虑群体效应，不过她首先考虑的是“思”本身。如果你读这部著作，一定不要忽略“判断力”附录。最重要的部分在那里。阿伦特在这里探讨被康德忽略的思想，就是“判断”的社群性质。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认为，读者们还是很少认真阅读阿伦特和她的编辑撰写的这一附录。后来我在帕菲特的著作《理与人》的附录里读了一段文字，他引入的是“社会贴现率”概念——即未来发生的事情对一个社会当前的道德价值。很有趣，我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可供每一经济学家阅读。因为他写的就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基本原理，只不过增加了社会效应。群体行为为什么可以使群体内的个体单独行为绝不会发生的残忍行为发生？帕菲特提供的解释，其实不是解释，只是重复了一遍：未来事件的社会折现率太高，所以诸如“尊重习俗”这类事件的当前价值太低。一群杭州女孩，关心什么事件呢？化妆、服饰、男友、名车、手机款式，这也就是杭州所谓“生活品质”？最近一期《南风窗》采访王国平和廖可斌，其中报道杭州一名官员的看法：杭州人注重生活品质，案例之一：1万2千元一瓶的护肤霜，全国只有50瓶，杭州人买了32瓶，以致紧急调货给杭州。官员说：可见杭州人多么注重生活品质。我读此文，只有三词可说：荒唐！可怜！无耻！这样一位官员，如此理解杭州生活品质，是否应进而倡导名妓文化？多贵呀，更符合你们的价值偏好了。所以，请杭州官员们恢复古代名妓的传统吧！幸福感有三个来源——肉身的、社会的、精神的。这位官员或许只认识肉身的幸福。呵呵，平日所作所为就只是追求这一种幸福感。在这样的政府的倡导和鼓励之下，请注意，群体是可以堕落的，而且可能以远比个体快得多的速度堕落！请不要忘记我的这一判断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