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城市似曾相识，悠长的空间感把它们拉向不同的方位，优质的天然的地域属性赋予了它们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神秘标签。各色各样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集过来，伴随的资源自然很丰富、很有成就感地落在了这些相同属性的不同方位上。它们的成长逻辑是何其相象，特大型的都市架构和资本化的存在模式远远地抛弃了落后地区的中小城市。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比落后地区的中小城市更富弹性的张力，眩晕的消费结构和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迸发出的能量是无与伦比的。可是，我们应该牢记一个简单而又容易忘记的真理：允许正义分配在地球的每个角落，让每个人真实地感受正义不仅是一种可分配、可转移、可获得的财富，而且能够成为大家共同信仰的最高行为准则。很不幸的是，在我们可触摸的生活空间里到处充斥着非正义的行为，部分或全部的正当财富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和无效的社会程序之中慢慢流失。无论是那些所谓特大都市的中产阶级还是来自落后地区的人们，都切身地感受到了那些非正义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灾难和损失。
但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急于渴望正义能够得到公正的分配。他们相信在合理的、可获得的正义中是有能力创造自身预设的财富，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不错，能力是可以创造个人财富，但是正义本身就不知不觉地创造了社会财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个严重缺乏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社会是如何增进和改善个人财富的？让正义的镜头拉近来吧，他们太需要正义这个真实的镜头了，不用担心给了他们镜头就有可能引起做秀。我们应该承认，不是他们不想做秀，是做秀的空间不存在。他们从某个落后地区遥远的山村或城镇赶往自己向往的特大型的都市寻找自己的梦想。也许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看上去离自己身体如此真实和近距离的城市，竟然在心理上是那么遥不可及，身份的标签和沉重的生存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城市本能地排斥了他们，他们也本能地抑制了自己的梦想和青春。他们无奈地发现这些外表光鲜华丽的城市就像一张张编织的密不透风、牢不可破的鱼网，只不过城市鱼网需要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渔夫来向鱼网中的生物链上的生物们展现自己的才能为他们更好地服务，让他们更好地生活。即便这些身怀绝技的渔夫表现超群，但是他们得到的回馈和报酬是非常不可观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雷锋式”人物的可贵，不图回报，只求付出。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里真的需要计划经济时代的“雷锋式”人物吗？如果需要，那么“雷锋式”人物该不该享受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成果？
答案似乎不是那么难以获得。可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两种奇怪的力量下渐行渐远：一种非常世俗化的力量通过“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流行于市井社会，另一种非常强大的“权贵资本主义”风潮毫无掩饰地流通于上层社会，它们都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儒家思想的传统教义---仁、智、礼、义、信---的精髓。小恩小惠是可以替代“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维系不再是靠爱和被爱来黏合，而是一种恩惠型的利用。儒家思想“仁”的涵义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博爱。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首先在所有人的人格化的成型下架构完成，然后每个不同的人出于互相的爱和被爱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互相内化的道德感能够很好地维护个人和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誉。“小恩小惠机制”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在现代社会的存活率仍然如此之高。尽管它与中国儒家的“仁”发生很大的冲突，但是与它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相吻合的。在古代君臣、父子、夫妻等等关系中，他们之间的道德感是基于一种威权关系，而不是爱与被爱关系。忠诚和屈服是构成这种道德感的最有力的根基，反抗和质疑便是不忠了。当君要臣、父要子、夫要妻忠于和屈服自己时，给予对方一定的小恩小惠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具备正当性了。这种基于差序格局的“小恩小惠机制”无法让所有人形成人格化的架构，只具备“圈层人格化”的结构。即便具有爱和被爱的迹象，那也是恩赐的，而非互动的，因此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不是博爱。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尤其在中国的转型时期，这种“小恩小惠机制”竟然成为城乡二元分割的合理借口和有效制度！在很多人看来，那些从落后地区转移过来的城市渔夫们，是需要正统城市人和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小恩小惠才能生存下去的。当然驱逐过度的城市渔夫也是他们貌似正当和正义的权利，其实这种权利一点也不合法。不过，这种境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城市渔夫的身上，在不同的组织或单位或社区里面仍然由那种恩惠型利益维持固若金汤般的等级关系。由这种“小恩小惠机制”带来的趋向便是每个中国人的智慧似乎被无穷无尽的小聪明所缠绕，大家更喜欢算计的结果，而非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环境，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实困境。前面所说的聪明是一种大智慧，后面的聪明便是小聪明了。小聪明是很容易屏蔽大智慧的，投机取巧、急功近利都是小聪明了，整个社会弥漫急躁和功利的情绪就可见一斑了。
“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流行于市井社会是具备正当性的，这一点无论是从文化价值观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论证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风靡于上层社会的“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是权力市场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集团化的具体表现，而且阉割了架构市井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有效沟通的一个特殊群体，即那些从不同地域转移过来带着不同技能、不同梦想的新兴阶层。权力市场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集团化的特征无法为这个新兴阶层提供合理和可获得的正义，使得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个人正义和财富的“双低水平均衡”进一步阻碍了个人智慧的发挥，从而很容易被小聪明玩弄，导致个人智慧的流失。与此同时，市井社会的“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也很容易“俘获”因沉重的生存压力的新兴阶层，最后不得不沦落为市井社会的一员。“仁、智、礼、义、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是扭曲就是消失，更不用说如何重构它们了。
一个社会机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从市井社会和上层社会之间源源不断地产生那种既超越物质和功利又能够独立思考的新兴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兴阶层不仅能够有足够大的力量纠正和制衡上层社会在分配正义上的不当性和不义性，又能够摆脱市井社会中的小聪明的嘲弄和小恩小惠的引诱，最终使得整个社会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性道路。也许城市渔夫们正在默默地守候他们心中那张正义的鱼网，以期为生命赋予新的内涵和价值。
但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急于渴望正义能够得到公正的分配。他们相信在合理的、可获得的正义中是有能力创造自身预设的财富，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不错，能力是可以创造个人财富，但是正义本身就不知不觉地创造了社会财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个严重缺乏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社会是如何增进和改善个人财富的？让正义的镜头拉近来吧，他们太需要正义这个真实的镜头了，不用担心给了他们镜头就有可能引起做秀。我们应该承认，不是他们不想做秀，是做秀的空间不存在。他们从某个落后地区遥远的山村或城镇赶往自己向往的特大型的都市寻找自己的梦想。也许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看上去离自己身体如此真实和近距离的城市，竟然在心理上是那么遥不可及，身份的标签和沉重的生存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城市本能地排斥了他们，他们也本能地抑制了自己的梦想和青春。他们无奈地发现这些外表光鲜华丽的城市就像一张张编织的密不透风、牢不可破的鱼网，只不过城市鱼网需要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渔夫来向鱼网中的生物链上的生物们展现自己的才能为他们更好地服务，让他们更好地生活。即便这些身怀绝技的渔夫表现超群，但是他们得到的回馈和报酬是非常不可观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雷锋式”人物的可贵，不图回报，只求付出。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里真的需要计划经济时代的“雷锋式”人物吗？如果需要，那么“雷锋式”人物该不该享受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成果？
答案似乎不是那么难以获得。可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两种奇怪的力量下渐行渐远：一种非常世俗化的力量通过“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流行于市井社会，另一种非常强大的“权贵资本主义”风潮毫无掩饰地流通于上层社会，它们都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儒家思想的传统教义---仁、智、礼、义、信---的精髓。小恩小惠是可以替代“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维系不再是靠爱和被爱来黏合，而是一种恩惠型的利用。儒家思想“仁”的涵义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博爱。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首先在所有人的人格化的成型下架构完成，然后每个不同的人出于互相的爱和被爱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互相内化的道德感能够很好地维护个人和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誉。“小恩小惠机制”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在现代社会的存活率仍然如此之高。尽管它与中国儒家的“仁”发生很大的冲突，但是与它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相吻合的。在古代君臣、父子、夫妻等等关系中，他们之间的道德感是基于一种威权关系，而不是爱与被爱关系。忠诚和屈服是构成这种道德感的最有力的根基，反抗和质疑便是不忠了。当君要臣、父要子、夫要妻忠于和屈服自己时，给予对方一定的小恩小惠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具备正当性了。这种基于差序格局的“小恩小惠机制”无法让所有人形成人格化的架构，只具备“圈层人格化”的结构。即便具有爱和被爱的迹象，那也是恩赐的，而非互动的，因此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不是博爱。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尤其在中国的转型时期，这种“小恩小惠机制”竟然成为城乡二元分割的合理借口和有效制度！在很多人看来，那些从落后地区转移过来的城市渔夫们，是需要正统城市人和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小恩小惠才能生存下去的。当然驱逐过度的城市渔夫也是他们貌似正当和正义的权利，其实这种权利一点也不合法。不过，这种境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城市渔夫的身上，在不同的组织或单位或社区里面仍然由那种恩惠型利益维持固若金汤般的等级关系。由这种“小恩小惠机制”带来的趋向便是每个中国人的智慧似乎被无穷无尽的小聪明所缠绕，大家更喜欢算计的结果，而非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环境，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实困境。前面所说的聪明是一种大智慧，后面的聪明便是小聪明了。小聪明是很容易屏蔽大智慧的，投机取巧、急功近利都是小聪明了，整个社会弥漫急躁和功利的情绪就可见一斑了。
“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流行于市井社会是具备正当性的，这一点无论是从文化价值观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论证都是有价值的。然而风靡于上层社会的“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是权力市场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集团化的具体表现，而且阉割了架构市井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有效沟通的一个特殊群体，即那些从不同地域转移过来带着不同技能、不同梦想的新兴阶层。权力市场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集团化的特征无法为这个新兴阶层提供合理和可获得的正义，使得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个人正义和财富的“双低水平均衡”进一步阻碍了个人智慧的发挥，从而很容易被小聪明玩弄，导致个人智慧的流失。与此同时，市井社会的“小恩小惠机制”和小聪明的诉求方式也很容易“俘获”因沉重的生存压力的新兴阶层，最后不得不沦落为市井社会的一员。“仁、智、礼、义、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是扭曲就是消失，更不用说如何重构它们了。
一个社会机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从市井社会和上层社会之间源源不断地产生那种既超越物质和功利又能够独立思考的新兴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兴阶层不仅能够有足够大的力量纠正和制衡上层社会在分配正义上的不当性和不义性，又能够摆脱市井社会中的小聪明的嘲弄和小恩小惠的引诱，最终使得整个社会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性道路。也许城市渔夫们正在默默地守候他们心中那张正义的鱼网，以期为生命赋予新的内涵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