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切莫皆醉而成唯我独醒，重视合理化建议迫在眉睫
当时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志说：“如果让我当县长，我一定比县长搞得好。”我当时还认为他这个人是不自量力的一种说法。现在仔细想了想，虽然我不认为他有当县长的能力，但是我认为他的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矮人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所以高人一等的人必须要重视合理化建议。
（一）
如何理解“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这句话
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理解这句话，当时我很不好理解决这句话，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总想不通，因为从现实来说，你比如说，诸葛亮很会打仗，但是臭皮匠不懂军事，你就是一百个臭皮匠加起来可能也想不出一个好的打仗的思路？
但是这句话其真正意思是：比喻平时我们的对一些事情的做法，只要三个类似三个臭破匠的人物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想出一个可能让诸葛亮都想不出的好的方法来。
其实它与所所说的矮人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的意思还有所区别。但是意思上非常相近，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说，位置低的比起官位高的人或伟大的人提出好建议的可能性很大。
三国演议中写到诸葛亮关于攻打西部少数民族叛乱时，曾听取马谡的要获得当数的民族真心实意的服才算无后顾之忧的建议，因为你现在他打败了，表面上虽然称服，但心理不服，我们大军一走后他又复反，这样子必将制肘我们大军进取中原。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的这条好建议，因为诸葛亮早有进取中原统一中国之决心，如果一旦兵出中原，这里打得不可开交时，而在背后少数民族却再一次来个叛乱，这样兵出中原的兵又得回来平叛，从而疲于应付，因此诸葛亮正是看重了马谡这条合理化建议，从而演出了人间七擒孟获的佳话。
很可惜的是马谡兵败街亭，我认为这也与诸葛亮平常用人不当有关，因为马谡是一个将才，但是他也有缺点。平时只是把它作为参谋使用，而没有让他在小战中发挥指挥才能，从而使他有大战的经验。这就是平时不让他独当一面，而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关系整个战局的成败之时，找不到合适用人时却让他独当一面，这样子他没有大战的经验，从而事非经过不知难，因此兵败街亭也是理所当然了。
与马谡纸上谈兵的还有一位人物是战国时的赵括。当我们笑赵括只知用兵书打战而不会灵活运用致使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时。我认为其实赵括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赵括本人，而是赵王本身，因为赵括虽然兵法娴熟，但是从来没有打过仗，一到大仗之时，他当然会轻敌，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场面，他以为是搞大场面是很容易的。比如，我看见有些人在台下很会说话，但是一旦到让他登台讲话，恐怕有时会惊慌的不知道会说什么话好。正是由于如此，赵王从来没有让他领兵去当小将军，平时让他打一些小战，这样子让他积累了一些经验后，那么他就可以打大仗了。但是我认为赵括失败的原因还在于是他没有听取合理化建议。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提醒我们位置低的人有要能提出比位置高或伟大的人好的合理化建议。
（二）
如何理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
如何理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
这句话原先是用于走象棋时候的，也就是说走象棋者的人可能头脑考虑得太多，所以没有看清有此问题，而旁观者可能对局势看得十分清楚。
后来比喻那些干事情的人可能想不出好的点子，可旁观者可能想出好的点子来。
我认为其实这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象棋上来说，至少要棋逢对手才行，或是棋高一着才有可能出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情况，而那些棋艺技不如人的人如果作为旁观者并不一定比那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这句话适用于棋艺上来说是有一定条件的。
但是这句话如果对于治政来说，那么也就是说旁观者，往往是那些位置低的人或是平常老百姓。那么位置低的人如何比起官高禄重的人有旁观者清的情况呢？我认为只要矮人站在高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
（三）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典故的来由
秦孝公嘉卫鞅之功，封为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城，为鞅食邑，号为商君。后世称为商鞅就是从此而开始的。鞅谢恩归到家里，谓家臣说：“吾以卫之支庶，挟策归秦，为秦治理天下，立志使秦国富强。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宾客齐声称贺。内有一士厉声而前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尔等居高君门下，岂可进谄而陷主乎？”
鞅说：“先生谓众人之谄，试言吾之治秦，与百里奚孰贤？”良说：“百里奚为穆公时的宰相，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使其为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张盖，劳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丧考妣。今君相秦八载，法令虽行，刑戮太惨，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太子恨君刑其师傅，怨入骨髓，民间父兄子弟，久念怨心。一旦秦君晏驾，君之危险必到，怎么还可以贪商於之富贵，而自夸大丈夫乎？君何不荐贤人以自代？辞禄去位，退耕于野，尚可以望自全也。”
秦孝公得疾而薨。君臣奉太子驷即位。此时商君自负先朝旧臣，居功自傲。公子虔初被商劓鼻，积恨未报。至是，与公孙贾同奏于惠文公日：“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说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城，位尊权重，后必谋叛。”于是秦君收了商鞅的相印。但商鞅辞朝，具驾出城，仪仗队伍，犹比诸侯。这样子再加上小人怂恿，于是秦惠公派公孙贾引三千人捉拿商鞅最后把商鞅杀了。
这就是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典故的来由，及其导安思危，重视合理化建议的重要性。
（四）
为什么说“矮人如站在高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
为什么说“矮人如站在高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呢？
高人在这里指伟大的人或者是官位、名气大的人？
之所以说或者是年纪比你大的人。之所以说矮人如站在高人的肩膀上将比高人更高一等？
第一、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胜一浪。
一个人它在前面创造出了伟大的思路，那么后人不会越吃越糟糕，将是越来越伟大。
第二、伟大人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局限性，所以造成了某些思想上跟不上今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高人一般来说它的思路要表现，而且这种思路容易被矮人所吸收，所以造成了地位低在了解了高人的思路后容易了解高人思路中存在的问题，而且矮人还有自己的思路没有办法在社会推行，所以造成了矮人比高人更高一等的原因就在于此。
（五）
在一定意义上说不重视合理化建议的行为是祸国殃民的行为
不重视合理化建议，我认为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
楚国不重视屈原的合理化建议导致了楚国的灭亡，最后屈原含恨跳进汩罗河而死。
吴国夫差不重视吴子胥的合理化建议，最后导致吴国被越国所灭。
慈禧太后不重视康有为的合理化建议，结果搞得清朝不能从任人宰割中得到自拨。
项英不重视毛泽东合理化建议致使酿成皖南事变，损失新四军人员非常惨重。
毛泽东不重视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建议，结果搞得国穷民弱，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
因此我认为不重视合理化建议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
（六）
日本十年九相，换人其实是在换治国的思路
日本十年九相走马灯式换首相，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件坏事情，反而是日本人与经济停滞不前抗争的一种手段。
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各方面也在做工作，但改革目前尚未看到一个清晰的思路，也存在着许多具本的问题，如经济不好，但目前是先解决体制问题还是先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这是相矛盾的。桥本就是在这一点上马失前蹄，他想两个问题一起解决，但二者是相矛盾的。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少花钱、节约、增税。但节约、增税之后经济却又发展不起来了。再有就是缺乏改革动力。大家都只盯着自己的选区。另外，从文化面讲，日本的集团主义，权威主义特征明显，需要国家发挥强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启动经济继续发展上，缺乏一个新的牵动力。美国有知识经济，而日本在这点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就目前来看，日本的赶超型的现代化还未结束，日本还需在国家的指导下发展，这也是它的矛盾。
因为他没有思路振兴经济或者说竟选演讲时向全国人民畅谈的原来振兴经济的思路不行，不行那就下来，让其他人来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日本人换首相其实是变换治政思路。前一种方法用不通，那么另外一个人上台执政前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发展计划，而这些计划虽然没有实施，但是人们如果听起来有道理的话，那么就会选他做首相。因此日本的十年九相，在一定道理上说也是日本人民重视首相候选人的合理化建议。
（七）
为何说官位结构稳定的中国应该比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应重视合理化建议
我认为治政主要在于领导人必须要用好的思路才行。美国、日本人由于实行了竞选制，每一个人必须提出自己治政的新思路，这样人民可以根据思路的优劣如何来决定谁当总统或首相。
由于中国领导结构很稳定，但是由于自己知识结构的限制，所以也决定了自己的思路处于相对不变的状况，而由于真理没有极限性，一个原先认为好的思路可以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或者领导人还没有很好的治政思路，那么由于自己知识结构的限制，什么好的思路靠自己来想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我们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合理化建议才行。
如果一个领导在县长的位置干了三年，而又在书记的位置又干了三年，如果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很好治政思路或找不出振兴该地方经济的锦囊妙计的话，那么这将害苦了一个县的人民。
（八）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程序中存在着严重的傻瓜思路问题
——中国人比西方人在重视合理化建议方面做得更加不够，让你说我们是否比他们的傻瓜更傻
——西方人在重视合理化建议方面是傻瓜，只要中国人做到不傻瓜，那么中国一定会快速发展
瑞典银行1968年在庆祝其成立300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阿尔费雷德·诺贝尔而在经济学领域设立了瑞典银行奖。每年该银行向诺贝尔基金会支付与诺贝尔其他奖项。该奖项的得主每年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确定。该奖项的筛选过程必须遵守与诺贝尔其他奖项相同的规则，包括候选人提名，奖项得主斟酌与裁定，奖项颁发等。它的评定过程是：有资格推举候选人的人员包括：该领域的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相关领域的诺贝尔颁奖机构和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特定大学或受到诺贝尔颁奖机构邀请的大学里各个领域的教授们：作者所在的组织的主席（仅限于文学奖）以及国会和政府成员（仅限于和平奖）。任何推崇自己作为诺贝尔候选人的个人将自动失去参选资格。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上述机构中的成员有权推举候选人而这些机构本身则无权益推举，因为瑞典和挪威政府都无权对诺贝尔奖项的决定人作任何形式的干涉，所以任何有利于某一个候选人的政府推荐或支持都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推举候选人的材料必须在二月一日之前递交到各诺贝尔委员会，各委员会将对这些推举材料进行审阅。在对所有候选人的贡献进行讨论后，颁奖机构的所有审议程序都是保密的。
我认为评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评将委员会人数太少。可能会影响评定的正确性。第二、规定任何推崇自己作为诺贝尔候选人的个人将自动失去参选资格，我认为这一点非常不妥。中国以前之所以有毛遂自荐的典故，是因为毛遂自荐的确有时比起别人推荐的效果更好。如果一个人的学说很好，而没有人推荐的话，那么他与诺贝尔经济奖无缘。我认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中的不足之处。也是他们在评定程序中存在着严重的傻瓜思路问题。
但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我们没有设立重赏的经济学奖，国内有几个经济学奖，但是奖金少得可怜，一等奖只有两万多，而且要出书才行。我认为奖金少根本不能起到调动大家积极性的目的；出书才能评定，更是一种傻瓜思路，如果以出书才能评奖，那么中国到现在所定写的经济学籍多得数不胜数，那么又有几本书能起到真正有重大价值的作用呢？我常看见作者自谦地说：“本书起着参考作用，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不过我很纳闷的是到底有什么书引出来几块什么玉呢？还有一点策划思路的书有重大价值根本不能随意写成书而出版。所以我认为西方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评定程序中存在傻瓜思路，而中国看来在重视合理化建议，重视经济科学领域的贡献方面的做法恐怕比西方人的做法更傻瓜。
（九）
平阳、洞头同是温州的两个县，对重视合理化建议却是两重天
1、平阳县重视合理化建议，搞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活动
平阳县政府对6条被评为2000年县政府工作诤言奖的9位领衔人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每条诤言5000元的奖励。设立“政府工作诤言奖”，可以说是“花钱买金点子”，也可以说是“花钱买批评”。其好处就在于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使政府工作能更加完善、科学，更加合科民意。古人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里所说的“谔谔”者，即直言也。一千个人的唯唯诺，还不如一个人提出有见解的诤言，可见诤言是何等可贵！诤言不可少，诤言奖设得好！
2、洞头县在重视合理化建议方面搞形式做虚假文章，开展合理化建议征文，刮过一陈风就好了，可谓从此不再来
洞头县以前搞一个“大力提倡提合理化建议”活动，然后搞一个评奖，一等二等好几等的奖。对提出“合理化建议“这项事情，因为它没有建立机制，这个活动就存在着如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一陈风刮过就完了，没有持之以恒，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搞这个活动。
第二、带有应付性的，因为负责搞这项活动的部门和领导，如搞不好的，难于向上面交差，也无颜面对大家，所以他就通过关系，点名张三写一篇，李四写一文，写的人为了应付领导，同时也是为了要得奖，就应付写了一篇，因此效果就不是很好，这种活动不具备号召力，写了此篇后恐怕不会有人再写另外一篇。
第三、写管写，看管看，好坏放一边，写得人没有积极性。
第四、没有充分发挥合理化建议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作用。
3、我在洞头县找不到一位范仲淹式改革家，以充分的事实证明我送合理化建议所给的领导或是阿斗、或昏官、或庸官，难怪龚自珍以前在满朝文武中竟然找不到鼎力相助自己开展改革事业的人，反而被说成是龚呆子
——众卿有党排宗泽 帷幄无人用岳飞，若是天道皆浑然，奋笔疾书后世评
——究竟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的思路的确有重大价值，那么在提出时的1990年开始实施，则洞头海岛县就一定能直追小澳门，那么到现在十几年后其景况必然如花似锦，可谓天上人间，而且洞头模式可以在全国各地推广，其思路意义十分重大，可见不重视合化建议的确是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重大损失。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历史首先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了了巨大的损失，否则大中华合纵国必然称雄于世界，那个国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因此从一定道理上说不重视合理化建议也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是遗臭万年的行为
——我始终认为不接受我合理化建议的领导是阿斗，领导也许认为我是阿斗，提不出好的合理化建议，究竟谁是阿斗，以铁证如山的事实，让我们高级领导，名人来作出评判吧！
（大致写作目录，在本册第三部中将有详细叙述）
（1）1991 年，在倪南乡召集的会议上，我对常务副县长和全体倪南乡干部畅谈倪南乡经济发展战略，无人去做但却有人背后搞诽谤
（2）撰写文章向县里好多主要领导提出振兴洞头经济新战略，创建洞头经济模式，无人重视，我想他们全是饭桶，十几年后发现有一个地方与我的思路几乎一样，那个地方的第四年产值比第三年产值的增长速度高居世界榜首，从而更加证明了他们是饭桶
（3）在县长就座的县府办举行的座谈会上，向县长廖廖数语画龙点睛点出灵丹妙药价值连城思路，结果是石沉大海一点没反应
（4）组织部下派我挂职北沙乡乡长助理，我夜里拜访北沙乡方书记，动员他搞改革，你当组长，我来搞，把我的话只当耳边风
（5）我驻点全县贫困村之一柴岙村，正好有一笔扶贫贷款来了，我向柴岙村村书记灌输发展经济新思维，但是他独断专行，该村脱贫成泡影
（6）北沙乡在鸽尾礁村开展收公务费试点，有三个钉子户就是不缴，我认为要解决收缴公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们在收缴公务费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政府做出在晚上采取统一上钉了户家拿电表决定的当天早上，为了使钉子户不成为与我们矛盾激化的对象，我提出了让我一个人上门去缴钉子户的公务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合理化建议，副乡长跳出来说：“我是这里的渔业老大（管渔业），我收不来，你这么能收得来；而且别人不认识你，并且他们家里你也不会走。”在一个乡同志打园场的情况下，我结果还是去了，结果经过耐心的工作，缴了钉子户的钱
——乡政府在桐桥村收缴公务费时，有好几户没有钱，政府领导说要拿电表，她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去借钱，结果借不到，我心理想，这些人这么没有想到人民落魄如此，这是否与他们的无能是有关系啊，苛政猛于虎，为官一任富民一方非常重要
（5）撰写文章向北沙乡领导提出发展经济新战略，并呈送县委领导，但是无人领会，我想他们全是窝囊废
（6）让我管科技，原是不让我多干事，北沙乡领导在其位不谋其职，尤如占着茅坑不拉屎
（7）借路教队东风鼓励洞头乡洞头村书记进行创业，后被领导指定我不下该村路教队
（8）送四十余万字改革书稿给原洞头县长林东勇，他说：“你留一个电话给叶志强，我要看时通知你。”我想不通这到底是重视合理化建议的什么高招？我碰到叶志强，他说这事要找主任，奇怪，送合理化建议怎么也会踢皮球？
（9）我送四十余万字改革书稿给原洞头县委书记，他说这一段时间没空看
（10）说动洞头乡中仑村书记创业，与村出纳去平阳考察项目，结果发现项目是骗局
（十）
战国时期重视合理化建议实例值得我们学习
战国时期重视合理化建议的很多实例值得我们学习，不仅是重视合理化建议，而且很重用合理化建议者。在这一方面战国时期有很多实例，现举二例以示说明：
1、第一例：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
秦孝公下令招贤，鞅遂去魏入秦，但是卫鞅被用也有一波三折，第一次孝公召见，卫鞅历举羲，农，尧、舜为对，语及未终，孝公已睡去矣。第二次，通过宦官景监引荐，孝公又召见，卫鞅备陈夏禹画土定赋，及汤武顺天应人之事。孝公日：“客诚博闻强记，然古今事异，所言尚未适用。”乃麾之使退。
……
又过五日，景监服侍孝公，孝公方饮酒，忽见飞鸿过前，停杯而叹。景监进日：“君目视飞鸿而叹，何也？”孝公日：“昔齐恒公有言：‘吾得仲父，犹飞鸿之有翼也。’寡人下令求贤，且数月矣，而无一奇才至者。譬如鸿雁，徒有冲天之志，而无羽翼之资，是以叹耳。”景监答日：“臣客卫鞅，自言有帝、王、伯三术。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为迂远难用，今更有‘伯术’ 欲献，愿君省须臾之暇，请毕其词。”
孝公命景监召鞅入，孝公问日：“闻子有伯道，何不早教于寡人乎？”鞅对日：“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者之术，与帝王异。帝王之道，在顺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情。”孝公勃然按剑变色日：“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对日：“夫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政不更张，不可为治。小民狃于目前之安，不顺百世之利，可与利成，难于虑始。如仲父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国为二十五乡，使四民各守其业，尽改齐国之旧。此岂小民之所乐从哉？及乎政成于内，敌服于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得其利，然后知仲父为天下才也。”孝公日：“子诚有仲父之术，寡人敢不委国而听子！但不知其术安在？”卫鞅对日：“夫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欲富国莫如力田，欲强兵莫如劝战。诱之以重赏，而后民知所趋，胁之以重罚，而后民知所畏。赏罚必信，政令必行，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孝公遂拜卫鞅为左庶长，赐第一区，黄金五百镒，谕群臣：“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逆旨同！”群臣肃然。
通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强大。秦孝公重用商鞅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是：
第一、贯彻正确思路治国的原则。
第二、打破传统官位制，直接从把商鞅这一个平民直接提到左庶长的位置。
2、第二例：秦穆公重用老臣百里奚为宰相
当时百里奚是七十岁，秦穆公嫌他老，奚说：“使奚逐飞鸟，捕猛兽，则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国事，臣尚少也。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较吕尚不更早十年乎？”，秦穆公壮其言，正容而问日：“敝邑介在戎狄，不与中国会盟，叟何以教寡人，俾敝邑后于诸姬，幸甚！”奚对日：“君不与臣为亡国之虏。衰残之年，乃虚心下问，臣敢不竭其愚？夫雍、歧之地，文、武所兴，山如犬牙，原如长蛇，周不能守，而来送给秦，此天所以开秦也。且夫介在戎、狄，则兵强，不与会盟，则力聚，今西戎之间为国不只数十，并其地足以耕，籍其民可以战，此中国诸候所不能与君争者，君以德抚而以力征，既全有西陲，然后扼山川之险，以临中国，俟隙而进，则恩威在君掌中，而伯业成矣。”一连与之语三日，言无不合，遂爵为上卿，任以国政。
这也是一例重视合理化建议的实例。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国确实非常重视合理化建议，而且爱屋及乌，也非常重用合理化建议者，委以军国大事，让其施展才华。
（十一）
唐太宗重视合理化建议开创大唐盛世留下千古英名
唐太宗说过这么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唐太宗正是善于纳谏，所以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
（十二）
毛泽东晚年不重视合理化建议把国民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在治政思路上的表现是最傻瓜者，毛泽东成为集智慧天才与某一思期傻瓜治政思路于一身的伟人
——中国人智力一流，本来应该创造伟大成绩，但恰恰是成为最落后者，只有最高领导人是最傻瓜者才能抵销中国人智力一流本应所取得的成绩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每一个人都有傻瓜之处和傻瓜的表现，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克服傻瓜的表现，尤其是傻瓜之处不能长期表现在治国上
我认为每个人本身就是集聪明和傻瓜于一身的，所谓人的聪明表现就是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专长，所谓人的傻瓜表现是因为这个人对某些事情的一窍不通。
正是由于一个人的能量有限，即使是天才也无法做到万事通，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表现傻瓜之处，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视合理化建议。
由于领导人的治政措施影响到国计民生，千家万户，所以治政者特别要重视合理化建议。
一个国家人民的智力是世界一流的，那么这个国家容易取得创造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但是为什么中国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虽有成绩，但是拉大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并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我认为这与领导人是在治政方面的傻瓜有关。中国人智力一流本应取得比别人更好的成绩，那么要抵销这些成绩，可能之一是最高领导人成为最傻瓜才有可能。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虽然是天才但是表现在治政发展国家经济方面却是最傻瓜。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每一个人都有傻瓜之处和傻瓜的表现，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克服傻瓜的表现，尤其是傻瓜之处不能长期表现在治国上，正是由于如此，治国者必须要重视合理化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的傻瓜之处，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十三）
如何重视合理化建议
1、不追究合理化建议的过错责任原则，那怕是你提出了妓女治国的思路或是什么歪理邪说一概不追究任何责任
中国人的智力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中国人最高领导人的治政思路经常出现是全世界最傻瓜的思路，而只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傻瓜才能抵销中国人智力一流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导致炎黄子孙的中国数次亡国，中华版图不是以炎黄子孙的开疆拓土而成，而是以少数民族灭亡中国才形成今天的版图。
中国封建皇朝的文字狱是很残酷的，清朝曾有一位人在一首诗写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此人即残遭杀害。
为什么那些怀才不遇的陆游、李白、杜甫、辛去疾，龚自珍都不敢留下对糊涂皇帝贬低之话的片言字语，主要的原因是封建皇朝实行的残酷的株连九族滥刑有关。如果这些人写下对当朝皇帝留下什么不利或贬低的话，那么这将给他们的子孙会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对他们的评论也只能由后代人加以评说，而无他们给后人留下抨击时弊的话。
如果按此道理来说，与历代皇朝相比，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是最开明的，当时鲁讯写出了很多针对时弊的文章，但是国民党也没有把它抓去坐牢。
可是解放后，本以为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可以畅所欲言，当时也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但是在毛泽东这里却成为引蛇出洞。毛泽东此人大概也是说两面话的人，这里说要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却是言行不一致。
彭大将军忧国忧民写了八万言的书，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总司令，胡风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文艺理论，却被打成了反革命罪。
中国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上，一直实行带有浓厚的政治感情色彩，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发展，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在学术领域研究和对合理化建议实行不追究过错责任制度。
那怕你提出的是妓女治国的思路也不追究什么责任。
妓女治国的思想，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思想家管仲就提出了这一思路：他说：“销山为钱，煮海为盐，其利通于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时贸易，为女闾三百（即今娼妓），以安行商。商旅如归，百货骈集，因而税之，以佐军兴。如是而财用可足矣。”
前几天我还看到报纸中说，西班牙总统说：要建立妓院，因为现在妓女在马路上拉客，没有管理，对社会可能会造成危害，因此他提出建立妓院的思路。
我在提到这一个问题，不是说我就赞成用妓女治国的思路，而是说如果有人提出了这一个思路，那么我们社会及执政党不能追究他的什么责任。
甚至他不管提出了什么歪理邪说：只要不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也一概不以追究什么责任，而只能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批评，同时也要让他保留意见的权利。我们不以自己的思想来对他什么压制。
总之，实行对合理化建议和学术研究实行不追究过错责任甚为重要。
2、对合理化建议实施后产生重大作用的人要进行回报重奖制度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对合理化建议实施后产生重大作用的回报制度。
没有建立重视合理化建议实施后的回报制度，说明了我们还没认识到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要素的这一客观真理。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是不能积极调动人们开动脑筋提出合理化建议。所以有一个厂搞合理化建议活动，结果提出合理化建议者没有一个，这主要是平时他们既不重视合理化建议的实施，也不重视建立对合理化建议实施后的回报制度所致。
因此我认为对合理化建议实施后的回报制度及提出什么富国强兵思路的整套学术实行实施后的回报制度，这样才有利于人们公开自己的思路，使人们从别人的思路得到宝贵的经验。
3、当前公开招聘干部制度与中国历代科举制并无什么大的差别，科举制却使炎黄子孙的中国两次亡国，因此我认为治国治省治市治县实行开卷制比科举制更重要，这是贯彻治政思路的大举措
我认为当前的实行的公开招聘制度要么搞形式，应付民众，要么就象科举制一样。从各方面的报道看，考试时首先是笔试，而后是口试。但口试所问的问题是没几个，我就不相信这几个问题就能振兴一县一市一省一国。
从实践上看，公开招聘制度不是振兴区域经济的妙方。因为这个地方实施了这个制度后，不能使大多数区域经济得到振兴，偶而使这个区域得到振兴的，那么也在其他区域得不到振兴。
从实践上看，公开招聘干部制度尤如与科举制一样。
科举制为什么不能振兴炎黄子孙的中国呢？中国实行科举制很早，从隋朝时就开始，唐朝、宋朝、明朝、元朝、清朝都是实行科举制，那些科举制招聘上来的官员按现在与国家所设的学校相比，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中国人之所以这么注重通过科举制来招聘干部，是因为要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官僚体制，减少无规则任命的官员的结果，把无能的人选上来，有能人却不选，这样必然导致贪官大量出现，从而导致封建体制的不稳定。因此实行科举制也是封建皇朝加强自己稳固地位的一种做法。
那么这些按现在来说都是中国高材生的人来治理国家结果为什么不能振兴国家呢？反而弄得炎黄子孙两次亡国呢。
正是由于如此，清朝维新人士梁启朝，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废除科举制的改革，并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
而从中国目前公开招聘干部制度来看，我认为如果是招聘专业性强的部门，要进行考试，如招聘统计局干部，那就必须是这位领导要懂得统计局的专业，所以要进行考试。如招聘外经委主任，那也要懂外贸、英语，所以也要进行考试。
而招聘振兴人才，那就没有这么多规矩，治国治省治市治县治乡，并不一定要求你会讲几门外国话，也并不一定要求你十分精通数理化，也并不一定要求你才高八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只要求你会治政。因此我认为之所以强调文化程度高的清华大学生并不定适合从政，道理就在于你专业知识很强，而不懂如何管理人员，如何提出富国强兵的思路，那么你就不适合于从事治政工作。这是被中国历史所证明的。
因此为了振兴区域经济，振兴中华，我认为必须实行开卷考试招聘人才。由于大学生本身是通过比较严格的考试上来的。因此只要是大学生以上，硕士、博士，今后均可参加开卷考试。现在人把开着卷考试应用错了，有的人把他应用于一些法律考试等等，我认为这些带有专业性质的考试，本身就应该要实行闭卷考试。
所谓在招聘上实行开卷考试，这个没有很严格的条件，只要你什么时间提出什么重大的整套新思路，提出很重要的富国强兵思路，或提出其它什么重要的思路，一旦通过专家合议评论认为后切实可行，那么就把你列入振兴人才，此时再可根据你本人的一些条件把你派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开卷考试的大门是始终畅开着的，没有什么一年一次。
从中国历史的实践上看，开卷考试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实践。
如秦孝公下令招贤，结果招聘到魏人商鞅，商鞅实行变法治国，结果使秦国得到大治。
齐恒公实行开卷考试，结果招聘到管仲，宁戚，结果使齐国得到大治，成为诸候之盟主，就好象是今天的美国一样。
燕昭王搭黄金台，招到乐毅，结果乐毅差一点灭了齐国，如无燕昭王儿子听信谗言，那么乐毅必能平定天下。
我认为公开招聘干部考试而考出来的人不一定就能够资格参加开卷，如果他们够资格参加开卷考试的话，那么有些区域经济就很早腾飞了。
4、中国设立经济学奖，对新经济学说、治政谋略思路进行重奖，区域政府要设立合理化建议思路奖
——设立科技奖，更应设立经济学奖。电影明星奖，体育奖、一些无关紧要项目都设立了奖，如电视上经常放映一些智力技巧测验的节目，因此一直来对关系中国复兴大业的经济学没有设立重奖显然是太说不过去了。中国人不会缺少原子弹以及高科技的发明，中国一直来是缺少正确或更好经济学的指导，只要中国把经济学搞出有特色，并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将产生更多更先进高科技的发明。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要比西方人在重视新经济学说或合理化建议方面做得更聪明。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当我们是刚开始起步好了，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既要坚定不移走下去，又要摸着石头过河，既要有商鞅变法的精神，又不能象商鞅变法那样如此死板，过了好长时间也不变也不完善
——从聪明的角度说，西方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进行重奖，是最聪明的表现；中国有几位经济学家也搞什么个人奖，虽然奖金杯水车薪，而且是一次评好几个人，我看这是中等聪明的表现；政府没有设立经济学奖这是没有表现出聪明
——从傻瓜的角度说，西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个人不能毛遂自荐，这是傻瓜的表现；中国个人经济学奖申请必须要凭已经出版的书，其实不公开出版的书也有很多是有重大价值的，而且有重大价值谋略的书更应对外保密才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中等傻瓜的表现；我们对政府还设立经济学奖暂且不论，但有些区域政府不重视合理化建议与西方国家如此下重金重奖经济学奖相比，可谓是最傻瓜的表现
西方人敢下血本，瑞典银行特设立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他们已经认识到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要素这一客观真理。诺贝尔获得者将得到相当于中国人民币的几百万元。
而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没认识到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的重要性。因此本人呼吁中国应设立经济学奖。
由于我们没有出象诺贝尔那样有这么多钱的人设立经济学奖，而现在的一些名人所设立的奖项对获奖者的奖励也是微乎其乎。只有几万元，根本没有能起到调动学者的积极性，因此我认为人民个人做不到的，那么政府可以采取弥补措施，中国政府应设立经济奖。各区域政府设立合理化建议奖。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那么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复兴大业。
5、政府、执政党不干预经济学奖，执政党的职责是选择好的治国思路，但不干预谁提出那种治国思路，即使他被评上中国经济学奖一等奖，而获得者的治政思路与现有执政思路有冲突和矛盾的也不干预，打一个比方说，政府好象是密蜂，只管采花选料制密，不管你开什么花
我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如有些人在西方国家是真理，而在中国这里却成了歪理。
那么究竟看待这些既象真理，又在中国大地上是歪理的事情呢？
比如西方国家搞多党制，而在中国却是搞一党制，那么中国的一党制在西方人那里认为是歪理，而在中国却认为是真理；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在西方国家认为是真理，而在中国却认为是歪理。
我的观点是执政党不干涉理论上的学术研究。
为什么说不干涉理论上的学术研究呢？
一是坚持矮人如站在高人肩膀上比高人更高一等的思想。如果执政党干涉理论上的学术研究，那么树立一个真理权威，那么由于真理的发展是有极限性的，此时为真理，那么彼时却是歪理。因此执政党不干涉理论上的学术研究，这样是坚持了矮人如站在高人肩膀上比高人更高一等的思想，这也就是说后来人可能会提出比现在更好的思路。
二是执政党干涉理论上的学术研究，这势必使一些人不敢深入研究一些课题，从而造成学术研究不能向更深的领域发展，因此这将对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实践所证明。
我认为执政党只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应该扮演一个密蜂的角色，只管选择好的花的进行采密，而不管你开什么花，我不去采就行了。
6、我说我思路很好，你说我的思路是脱离实际，我说你是饭桶，你说我是混蛋，是是非非谁也说不清，所以建立合理化建议民主评定议会很重要，即使我们可能评议出一种错误的思路，导致实施后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评议出正确的思路将是大大多于把错误的思路当成正确思路
一个人思路提出后自己认为很有道理，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有道理，但是却碰到了领导或是什么社会名人说他是不行的思路。在合理化建议者看来，他认为领导是饭桶，是傻瓜，所以不能理解和领会他的思路。而领导也许认为这个人提不出什么好的思路。这样就形成了一对矛盾的组合。我们社会上要象唐太宗和魏征的组合结构是很少见的。魏征提的思路是正确，而唐太宗也能正确的领会别人正确的思路。
但实际上，很多的领导和合理化建议的组合结构是阿斗和姜魏的组合。
如果合理化建议具有重大价值思路，而领导者拒他于门外的话，那么这个领导简直是在祸国殃民。
我就碰到了我的重大价值的正确思路不能被接受，问题是领导是否接受是另一个回事，而是根本没有重视合理化建议，不接受合理化建议总比那些不重视合理化建议好，因为不接受合理化建议是因为我看了合理化建议，认为不适合实施，但是这种认为不一定是正确，而不重视合理化建议根本就不看合理化建议的内容，按照一句成语的话说：“不屑一顾。”中国的历史证明，这种不屑一顾实质其实就是祸国殃民。如楚国的奸臣和楚王对屈原的建议不屑一顾，结果断送了楚国的美好前程，最终被秦国所灭。
因此我认为对合理化建议必须建立一个评议的民主制度。如果合理化建议经民主评议后认为是正确，那么我们就要付诸实施。
我认为民主评议的思路有可能把错误的思路当成是正确的，而把正确的思路当成是错误，但它毕竟是在总的合理化建议思路中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因此民主评议出的正确思路将远远大于评出错误的思路当成正确的思路，总之，建立合理化建议的民主评议制度非常重要。
7、西晋王衍清谈误国的启迪
——重视实施合理化建议非常重要
西晋王戎的堂弟王衍，更是个徒有虚名的人，王衍还是少年的时候，就长得风度翩翩，神清气朗，和人交谈也是特别的聪明。有一次，王衍拜见山涛，山涛对他非常欣赏，当他送王衍出门时，叹息道：“哪家的娘亲，能生出这样聪明的小儿？可惜误国误民的，也一定是他！”
司马炎也听说了王衍的名气，问王衍的堂兄王戎说：“你的弟弟王衍，在当今社会上，哪个名人可以和他相比？”王戎说：“当今天下，没人能和王衍比，要比也是在古人群中才有。”司马炎见王戎都这么推荐，便加倍重用王衍，接连加封，年纪轻轻、就当了尚书朗。王衍在当元城（在今河北东部）县令时，成天只会清谈，不理政事，就这样，他的名气反而更大，不久又被提拨到首都，当了黄门侍朗。当了黄门侍朗后，王衍交往的多是上层贵族，家中贵客盈门，每当满堂宾时，王衍总是手执拂尘，拂尘的手柄是玉制的，和王衍的手同样颜色，映衬得手指很好看，坐在首席侃侃而谈，谈的都是老子、庄子等道家学说，和当时的社会事务没有关系。有时候觉得说得不很妥当，又经常更改观点，别人送他一个雅号，叫“信口雌黄”他不在乎，仍然到处鼓吹。
公元311年，太傅司马越病死，汉将石勒发兵攻晋，在苦县（在今河南鹿邑）捉住了王衍，石勒指着王衍的鼻子责骂到：“晋国上下，乱到这个地步，全是你们这班大臣的责任，你是太尉，怎么会把军队治得这么差！”王衍说：“我从小就不想当官，勉强在朝中任职，一切大事都是皇族亲王主持。如果说晋室灭亡，那也是天意，您今天正可以顺应天意，灭晋建国呢！”石勒讽刺道：“你从少年就在明为官，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当着太尉高官，统领军事，还说什么不想当官，骗得了谁？”王衍被问得满脸羞愧，默默无语。当于夜里，石勒命令士兵把关押王衍等人的房子的墙壁推倒，一班俘虏全部整死。
我想我们的有些干部就想王衍清谈那样，经常开着各种会议，到处演说，今天到这个乡发表一通讲话，明天到那个乡发表什么看法，可是发表了看后之话，就是一说了之，从来都不去如何执行，因此我认为这和王衍清谈误国没有两样，王衍空谈只不过不在会议上谈，而是在满堂宾客时谈。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有些领导与王衍空谈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空谈，切实把重视合理化建议落实到行动中，如果确实已经评出是合理化建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想方设法去实施。这就是西晋空谈亡国给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