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陈嘉珉
（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在做重大发展决策时，必须有顾及长远和维护整体全局利益的科学依据。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一个富有科学理性观念、最大限度避免个人有限理性局限并按科学、民主、法治原则作管理决策的理性政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理性政府 管理决策 决策陷阱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政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破解发展难题、开拓发展思路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政府是政党的工作界面，政党的伟大思想要通过政府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在做重大发展决策时，必须有顾及长远和维护整体全局利益的科学依据，而不能只顾局部和眼前利益去破坏长远和谐发展的基础。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一个富有科学理性观念、最大限度避免个人有限理性局限并按科学、民主、法治原则作管理决策的理性政府。
一、理性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理性的发展观念
政府的重大失误主要由其非理性的决策行为所造成，而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则是源于缺乏科学理性的发展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某种观念的缺乏必然导致政府的不作为或严重的错误作为。政府非理性行为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一定发展成就，但最终会由其非理性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将发展成就破坏殆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可挽回的重大环境破坏，都是源于政府科学理性观念缺失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所造成。例如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从西周到唐代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为什么西安在一千年前的两千年间会是中国顶极风水宝地，就是因为那时陕西一带森林茂密、水土良好、土地肥沃，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可缺少的依靠，但是那时有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西安的皇城地位将伴随森林砍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而一去不返呢？再如一千三百年前存在了八百年的楼兰古城，那时为什么没有一个“先知”能够预料到，破坏自然的灭顶之灾终有一天会光顾这个灿烂的文明？又如北京作为国都八百年，历代全国的高官和知识精英都云集那里，难道八百年来，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能够预料和想出办法来对付环境污染、破坏所造成的沙尘暴吗？人们在长期糟蹋和破坏自然的过程中，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大自然的报复终有一天会疯狂到来吗？事实上在任何情况和历史条件下，总有一些个人和组织能够预见到：非科学发展必将挫败所有发展。造成事实上破坏环境、挫败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些长达数百千年的破坏中，没有一个富有科学理性观念的政府组织及其科学理性的管理决策。由于没有管理者政府的理性作为，人们就宁愿现在破坏而不顾将来，所以“天灾”说到底是非理性的“人灾”，是科学理性观念缺失的政府“人灾”。
我国改革开放来以来，经济发展从不良方面看，是以生产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破坏作为代价的，这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从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和惨痛教训中吸取科学理性的养料，依然没有全面树立起科学理性的发展观念。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时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2006年3月，在两会即将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新唐书》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这种居安思危、意识忧患和心存安危、治乱、存亡的理念，就是一个理性政府应有的科学理性观念。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尤其西部大开发中，不能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作为社会决策和管理者的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理性观念、具有从理智上控制任何破坏行为的能力，否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成为一个有名无实、流于形式的口号。
二、理性政府应该作出科学理性的管理决策
政府是社会管理的最高决策者，政府作出的富有科学理性的管理决策，是一种顾及长远和维护整体全局利益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发现有些在理性、大局和长期选择上明白无误的事情，却会遭到自利本性、局部利益和短期选择的错误对待，其原因就是政府陷入了非理性的决策陷阱。非理性决策陷阱主要有两种：一是恶性博弈，二是独断专行。
（一）理性政府必须脱离恶性博弈的决策陷阱
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自利本性支配的恶性博弈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必须这样做。例如：如果我不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别人也在破坏环境获取眼前利益，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不可逆转地日趋恶化了；如果我不引进污染企业，别的地方也会引进污染企业，于是我就吃亏了，因此我也要引进——我们原本绿色清洁的地盘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缩小。恶性博弈的后果非常可怕，西部大开发这几年来，笔者遇到过很多煤矿老板和地方官员，谈及非安全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时，老板们说那个污染破坏是下辈人的事了，官员们说这是发展的代价。可见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就会不惜代价展开恶性博弈。但是这里最可怕的，是政府也在进行恶性博弈，而恶性博弈中的政府不可能会作出科学理性的管理决策，即使作出了也不会认真执行，那么一切违背科学发展、后患无穷的破坏行为就将无法禁止。
党的十六大报告谈到西部大开发时指出：“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五年，要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任务艰巨。要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必须建设一个能够脱离恶性博弈循环和作出科学理性决策的理性政府。如果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省区、各地州、各县市之间也存在一种竞争博弈关系，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理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告诉大家——在大开发战略行之有效地实施若干年后，最大的成功者、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地区，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漂浮急躁、追求短期政绩和形象工程，单纯把开发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而是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开发工作、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时做得最好的地区。
（二）理性政府必须脱离独断专行的决策陷阱
政府组织是由公务员自然人个人（官员）构成的，个人理性永远是一种有限理性；如果政府决策是由个人理性甚至个人感情支撑的决策，那就必然缺少顾及长远和维护整体全局利益的科学依据。个人感情用事、个人理性发挥、个人独断专行在短期间和局部范围内可能会出现行政的高效率，但在长期和大范围内，其弊端则远大于暂时的高效率。政府首脑独断专行，会造成政令不一、朝令夕改、无法可依，让执行者和行政对象无所适从的混乱状况，从而影响行政效果。独断专行在表面上似乎上下一致、高度服从，事实上执行者和行政对象多是阳奉阴违、有令不服、有令不行，造成政府失信于民，是对诚信、和谐的极大破坏。更为严重的，个人独断专行是个人感情和有限理性的极度发作和张扬，必然造成缺乏科学依据的决策行为；按照个人意志办事，必然造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
独断专行难于根治的原因，是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使得处于权力之上的个人有限理性过度发挥，甚至有时是个人情绪化的发挥。独断专行、任性妄为源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和个人情绪，任何绝顶聪明和具有完美知识结构的个人，都不可能具备天然完美的理性。因此理性政府要健全重大决策的科学机制，坚持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和决策责任制度，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这样才能避免政府非理性决策的重大失误。
从历史长河和世界层面看，理性政府建设令人失望。但在我们这个有英明政党领导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各级政权单位，概属一个紧密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任何良性博弈产生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提出和建设完善的理性政府完全可行。就长远来说，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权力结构，从制度上有效制约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个人权力的过度作用，从根本上把理性政府建设好。建设理性政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避免政府非理性行为所造成的重大破坏和历史性缺憾；因此我们要从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高度，来认识建设理性政府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