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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念 熊育群，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从事过建筑设计、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与发行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羊城晚报高级编辑。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报刊及选集，获过冰心文学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全国报纸副刊年赛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出版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随花而起》、《灵地西藏》，长篇作品《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摄影散文集《探险西藏》，艺术大师对话集《一直在奔跑》，访欧图文集《罗马的时光游戏》等十部著作。最新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是同济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为什么想到要转行写作呢？ 熊育群：这不是想法的问题，我只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有那么一天，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直就在喜欢文学。想写东西的冲动在我是一种本能。 记者：能谈谈您的主要创作经历吗？ 熊育群：最初是写诗。在上海读大学时还小，17岁，非常想家，那个万物花开的四月，春天的气息强烈地袭击我的感官，我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写起诗来的。写春天，写思乡，很幼稚。我的起点很低，文化素养与艺术的能力都很低。但我有疯子一样的热爱。现在回头来看，这都不是太要紧的问题，兴趣的确是最好的老师。我走到今天，全都是自学，没有谁指点过。我的建筑学、新闻、美术、摄影和文学，全都自学得来。自己体会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写散文主要是到广州之后，岭南文化的务实使得我散文的空灵落到坚硬的现实上。因此，创作上有了一个大的跨越。文学创作除了艺术的修养，重要的还是人生的经历和文化的供养。 “我的所有行动只是为我的人生而作出的，我不会为写作而去行动。作品只能是人生的副产品。” 记者：我作为一个读者，更愿意把您现在的作品看成是“行与思”的散文，为什么不直接谓之大众熟悉的“行走散文”的头衔，是因为我发现您的文字中隐藏着一种反思的大情怀在其中，这在当下作家之中很难得。您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生活观照自己并努力揭示出思考的症结所在，能谈些个人感受吗？ 熊育群：写作中，我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灵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我观察她，剖析她，通过她寻找到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是我自己的世界。既客观又主观，但她是一个人所感知的真实世界。人在行动中，心灵的感受是变幻最大最丰富的。因此，我的创作得益于我的行动。这种行动既有我地域上的迁居、工作上的变换，也有我国内外的游历。我常常是一个人上路，有时甚至连目的地也不定。我是一个讲究自然而为的人，我的所有行动只是为我的人生而作出的，我不会为写作而去行动。作品只能是人生的副产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写作，也绝不会因为写作而影响行动。譬如旅行，我只考虑怎样玩得痛快。其他是次要的。人生重要的在于经历，多些经历，就多了生命的内容，等于延长了人生。我用空间来战胜时间。谁都知道个体生命终归走向虚无，我在这个句号前拼命行动。我总希望自己走得更远一点、经历得更多一点。我不想让自己有遗憾。 记者：从您行走的经历中，西藏是形成作品最多的一个地方，您只身前往青藏高原旅行探险，并在国家科考队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前，先行穿越大峡谷，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和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后来又登过珠穆朗玛峰。您对西藏的印象是怎样的？ 熊育群：西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来自于自然，也来自于生存，她能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心态，让你更接近生存的本质。她给你一种坚定的力量，像信仰一样，不对现实屈服，坚持自己的理想。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最缺少的。我对她有一种感恩的心理。 记者：具体说说您在西藏的经历？ 熊育群：我曾经用三个月走过了藏北的羌塘草原、阿里的神山圣水，爬过了珠峰，穿过了大峡谷。五次大难不死，像珠峰雪崩、大峡谷山体塌方、中印边境的暴雨雷击、藏北无人区的迷路，还有饥饿、翻车等等都让我遇到了。从滇藏线走到云南时，我瘦了20斤，几乎换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改变更大。我认定了朴实的生活才是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奢华皆过眼烟云。 记者：我在您的《罗马的时光游戏》中看到宣传文字介绍说：“个人的视角寻找和发现欧洲文化艺术，东西方文明新的碰撞与解读，灵动的文字点燃大地的风情”，这几句话从侧面也概括了您作品的特点，能谈谈这个“个人的视角”吗？ 熊育群：个人视角就是我前面说的，把自己心灵作为观察对象，不掩饰，要有足够的坦诚，这样获得的东西她永远都只是属于你的。真诚是一种力量，她让你走向真实的自我。惟其自我，你才有一点点价值，不会是流行的公共的东西。 生命共同的幻灭感让我们与过去接通 记者：从您与家乡作家朋友的交谈中，我感觉到您非常关注民间文化。 熊育群：我们说民间是一个文化宝库，它不是空洞的。先从对待生死的观念和态度上来说，不同的文化主要从这里被区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巫师，像纳西族人的达巴，藏族人的喇嘛，这些神职人员都是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集大成者。洞庭湖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楚文化主要是巫文化。虽然这种文化表征消失了，但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鬼气仍然是区别于中原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曾让庄子醉心过。我在《复活的词语》中写到过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对于人性的不同态度。这是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在我们家乡给亡人做道场的时候，道士和尚的吟唱，所想象的冥界，有很博大精深的东西。譬如对生死的认识、对生命的感叹，都是非常深刻和令人震撼的。我们的悲欢不过是前人悲欢的延续。我们都在以同一种语言表达。我搜集到一本唱词，年代不详，其中有招魂一篇，形式与屈原《离骚》中的《招魂》完全一样，但内容不同。那么它与屈原的《招魂》谁在先？谁影响了谁？我相信屈原写他的《招魂》不会全无依傍，何况那时正是巫风盛炽的年代，招魂是当时最普遍的祭祀活动。这部唱本用到的词是非常古老的词，已经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外了。我在《生命打开的窗口》一文中引用了一点。正是这种生命共同的幻灭感让我们与过去接通。 这是从宗教方面而言的。我们家乡信奉的是泛神论，相信万物皆有灵。地方上的神灵多种多样。从小我就受到它聊斋式的故事的影响。生出的幻想也无穷无尽。没有哪种文学是能完全离开宗教的。这一切当然也对我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不是自由的，但我可以追求它” 记者：有人说您“既有文明人的一种智勇，又有原始人的一种愚鲁。”“守己而不安分”，您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尤其是自己天南海北地这么走？ 熊育群：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对生命的认知。我对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趣，我热爱生活。我对自然的河流山川时时有一种冲动，对古朴的乡村生活怀有一种深深的向往。但我又是一个理智的人，我所做的就是在现实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人不是自由的，但我可以追求它。放纵生命，谁不想试一试呢？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您在以山水之间获得的生命体验和从书卷里汲取的信息为坐标，对生命现象做本源性的思考和书写，试图对人对现世给予一种人文的生命的关怀。 熊育群：我的生命意识强烈，因此，我从个体关注上升到了类，到了人类学的视界，涉及到生存，到文化，甚至宗教，永恒的时空。我有这样的敏感，这样的感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思考。文学是我人生的精神支撑，是我的宗教。依赖她，我想找到一些充实的感觉，来排解人生的空虚。但我时时还是被空虚所左右，它像黑洞一样腐蚀着生命。人生的意义毕竟都是人为的。 来源：文学报 |
听从内心的召唤——访熊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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