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日晚10：30，这是香港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补选封箱点票的时刻。这也是属于中国、属于香港、属于香港人民、属于香港的两位女性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把这个时刻冠之以“历史性”，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历史已经驻足于此：2007年8月，香港“建制派”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去世。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专为他在6月份就八十年代末一桩公案的言论作出修正并道歉。他的去世，香港各界都对他报之以敬意——与他们相较，尽管他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也有异，但他却是活得认真、活得真实。
同时，马力的去世，他在立法会议员的席位也令港人瞩目。
11月18日，香港特区第三届区议会换届选举，香港共十八区，香港特区第三届区议会由534名议员组成，其中民选议员405名、委任议员102名、当然议员27名。由405个选区各选出1名区议员。结果是“建制派”的“民建联”大胜，以177个会员参选，胜选115人，达到了每个区议会都有其议员。而民主党派出108人参选，最终只取得个59席。这是“民主派”10多年来最大惨败。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这次选举“给了香港民主派决定性的一击”，“政治改革从此退出香港的日程”。
在区议会选举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在仅仅相差14天的12月2日这天，一场参加人数更少，却是影响更大的选举，又在香港拉开了帷幕——那就是香港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补选！
早在民建联主席马力先生去世后，这场选举政治角力就已经开始了。在这长达三个月的香港新闻中，几乎天天都是各大热闹候选人的消息，其热闹程度，甚至可以与四年前的立法大选媲美。而在当时的区议员选举，却并没有多少响动。就是在区议会选举的11月18日当天，记者采访香港人的时候，有很多选民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区别，把港岛区立法会补选候选人，当作了区议会议员候选人。
为何香港立法会一个补选竟会如此引人关注？
这一方面，香港的区议会并非权力机构，对地方管理和事务只有咨询功能，主要是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这对于政党而言，这是各个地区的“桩脚”和根基，一个政党要在各个地区活动，有了区议会这些“点”形成的网络，可联系民众，体察民众心声，同时也可通过这些网络，来拉拢民众，为政党的竞选出力。但是，区议会与大陆相比，也就是相当于大陆的“工会”的功能，因此，对于民众来说，就显得可有可无、很容易忽略其存在了。
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这场选举有两个重量级人物的参选，他们同样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们一位是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而另一位则是特区政府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
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两位虽有年龄相差，陈方安生今年67岁，而叶刘淑仪今年56岁。他们同样都是被迫辞职的前政府高官，不同的是：以“香港的良心”著称于世的陈方安生的被迫辞职，是为了她坚持香港的核心价值和民主理念；而叶刘淑仪，则是因积极、粗暴地推销《基本法》的“第23条立法”，而遭到港人坚决反对和抵制而辞职下台。
而一些民主派人士和国际人士，则在关注着当区议会选举，香港两大政治阵营“泛民主派”被“建制派”的“民建联”打得大败的时候，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角力，因此，被喻为香港两大政治阵营“世纪之战”！
当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典型人物，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站在一起，人民将作何选择？当泛民主派在与建制派的民建联的对阵中大败之后，人民又到底会作何选择？
直到2007年12月3日凌晨4时，历史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175874票，得票率54.6%；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137550票，得票率42.7%。以38324票的差距——陈方安生获得了补选的胜利！
如果是以平常候选人论，以3万多选票的差距赢得胜利，可谓无可争议。而这次却不同，在有着8个候选人的情况下，所有的选票基本由这二人瓜分。而且，以俩人的经历、声望和两者近十余年来的作为相较，陈方安生虽赢，却是赢得很险、险得邪乎！
让我们翻开历史之页，来回顾这两个人物不同的轨迹和这最终的惊天动地一幕：
一、历史成就了陈方安生的仕途奇迹
陈方安生不论是在港英时期，还是特区成立后，她的仕途，都是一个传奇。
她1962年加入香港政府成为政务主任，先后出任多个高级职位，曾处理财政、经济、工商业、社会服务等事务。她曾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和公务员事务司。1987至1993年间，陈方安生出任经济司，统管的事务包括港口和机场设施等庞大基建发展、开放本港电讯市场、旅游业、能源、粮食供应，以及监管公用事业公司。
在1993年11月，历史给陈方安生创造了一个在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的奇迹。她获得委任为香港布政司。她是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第一位出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在过去150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由英国人担任。
她的这个仕途高峰，一方面得益于她在一直以来工作能力的卓越，而使港英政府对她的信任和嘉许；另一方面，也正是港英政府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尽快培养华人高官的原因。正是历史选择了她，她也成就了一个由殖民时代向特别行政区时代转变的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事件，人们印象深刻的香港官员当中，除了特首董建华，就只有陈方安生了。作为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除了总督之外的最高级别官员，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并顺利地过渡到新的特区政府，成为第一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其官阶仅次于行政长官。如果以内地的省建制高级官员之间的级别比较，特首就相当于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而政务司长就相当于省长了。
作为政务司长，她需要就政策事务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在有需要时，比如行政长官到北京述职、或到国外出访期间，就由政务司长代理行政长官职务，这在香港称为“署理行政长官”。同时，政务司长也负责确保政府各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负责管理香港19万公务员。同时，也是香港最高决策机构——行政会议的最高职级官员。
香港回归后，陈方安生非常注意维护中国政府的声誉，在著名的美国《考克斯报告》发表之后，还曾作出过严肃的抨击。并且为中国取得国际的信任，在历次出访中，都极力宣传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上的成功。
因此，她深得非公务员出身的董建华的倚重，和当时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的器重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至今都有人忆起，中央电视台就曾报道过，当年举止高雅的陈方安生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赠送她母亲——国画家方召麟的画作的情景。
她那甜美的微笑和那张有着两个酒窝的娃娃脸；她那稳重、高贵的仪表姿态乃至得体考究的着装，都给以前一直称香港人为“华侨”的大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大陆人一个感受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形象，为此还曾令很多人为之赞叹。
但是，一切就如时间一样，尽管走得是同样的不紧不慢，而世事却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二、高官厚禄并没有使陈方安生迷失心窍
陈方安生原在2000年1月就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1999年3月她应董建华之邀，答应留任至2002年6月30日，也就是首届行政长官任满之时。
但是六年前，一个奇怪的事件发生了：
按照当时的报道，“2001年1月6日，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正式向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要提早退休。董建华挽留不成，同意接受，经报请中央，于1月12日公开宣布”。
在她的《辞职声明》中，她说，现在是时候退位让贤了。陈方安生表示，自己在公务员队伍服务已超过38年，在政务司司长（回归前称“布政司”）的职位也已7年，是二战后担任这个职位时间最长的一人。因此，她希望有多些时间与家人相聚。考虑到工作流程，在4月底退休应该是最合适的，而且也使继任人在2002年7月下届行政长官就任之前，有充分时间适应这项职务，从而确保公务员最高层有最大的延续性。
2001年4月19日的亚洲协会午餐会上，她作了在政务司长任上的最后一个演讲。
在这篇题为《抚今追昔，翘首明天》公开演说中，她指出，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一直自由灵活地行使基本法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将来也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应罔顾或违背国家的利益。相反，如果香港得以向全世界——特别是台湾同胞证明“一国两制”并非政治口号，而是具体实在、充满动力、切实可行的安排，这才是香港对国家所做的最大贡献。
她在谈到香港与中央的关系时特别说，她对国家领导人十分尊重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同时乐于让特区政府自行处理本身的事务表示了赞许。她说，即使在面对终审法院裁决的释法争议时，国家领导人的意向仍是希望香港特区能自行解决。她说，“一国两制”的成功，关键在于北京和特区政府以事实证明“高度自治”一词名实相符，关于这一点，本地和海外部分观察家却仍抱着过渡前的怀疑态度，对国家领导人守信的做法尚未给予公正的评价。
在演讲中，她特别谈到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
陈方安生强调了立法会的重要性，“政府按宪制要求必须向立法机关负责”。并强调《基本法》已经规定立法会全体议员最终应由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也有经全民普选的可能性。由於事关重大，应尽快进行公开讨论，不宜拖延。
她还着重讲公务员要以任人唯才作为聘用原则，并以向当权者直言进谏为首要的基本职责。“在这种制度下，公务员无法藉阿谀奉承、讲究政治正确、揣摩上意或拍马屁而平步青云。在较为政治化的制度中，上述弊端则必然出现”。表现了她对香港的担心和期望。
2001年4月28日，陈方安生最后一次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到政府总部上班，分别向董建华及多位同僚话别。
陈方安生为何在答应了董建华干到2002年之后，却在还有一年多时间里，却突然辞职退休？
——这一直是一个谜。
其实，在此之前，陈方安生与董建华之间的冲突，远非一事、一时之事。她的辞职之谜正在不断地被揭开：
时隔6年的2007年的港岛区大选前，陈方安生在接受《am730》访问时才首次披露：1999年她以署理特首身份，回应已故原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对香港电台的批评，原来并未获得时任特首的董建华的同意。她说，在听到“徐的批评”后，即致电当时身在北京、时任特首的董建华，要求他回应徐的言论，但“董生不肯”，故她以署理特首身份作出了回应。并坚称她的这个做法正确，其所作所为是为了“捍卫‘一国两制’”。
事件是这样展开的：
1998年3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现已故）在北京开会期间，批评港府属下的香港电台，指摘这个以政府公帑资助的电台，却再三地以“编辑自主”的藉口，公然反对特区政府的政策。徐四民要求特首董建华应对香港电台有所约束或处理。
对徐四民的建议和批评，特区政府视之为个人自由发表的意见，并没有因此而处分香港电台的编辑。当时的署理行政长官、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挺身而出，认为徐四民在北京说这番话“颇为不妥”，并说他有“邀请北京中央政府干预香港新闻自由之嫌”。
徐四民事实上是一个与霍英东、曾宪梓一样，是香港“建制派”的元老人物。在这几人中，与有着强烈极左倾向的曾宪梓不同的是，徐四民和霍英东，一方面是极端的爱国爱党；另一方面则是力倡民主。但是，徐四民却也并不赞成公开批评，而是采取在内部向“党”提建议的方式。即使如此，在共产党的政协里，他的发言或是建议，却往往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即使如此，他却依旧故我，始终如一。而他的诤言直谏，也使他在香港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前几年，霍英东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提出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等等一些“核心价值”，直到现在都是香港主流的思想。被视为他奉献给他热爱的香港的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点上，与霍英东不同是，徐四民更倾向于曾宪梓的那种认为媒体应该唱赞歌，不能公开提意见、公开批评的极左思维。否则，就是“唱衰”，就是“汉奸”，就应该得到政府的惩处。正因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发生了1999年他高调批评香港电台的事。
思想的先进，可能还不在于年龄和时代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现在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本应是属于年轻一代。而且在十多年前，也是一个倡议民主、自由的人物。他参加过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的声援示威游行。但是，当做了特首后，他就对此矢口否认。就在前两年，民主人士、立法会议员郑经翰，曾与他有很深的私交的朋友，当郑的“封咪事件”发生后，他就彻底与他划清了界线。
而在香港电台的问题上，他在去年还曾特别提出：“政府的方针也需要宣传”，意在仿制大陆的“中央台”的形式，将香港电台纳入到其政府和个人宣传的工具。甚至在今年年初，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其误判陈方安生会参选竞争特首之位时，在一些具有中资背景的电视台还公然采取了“排队演新闻”的模式，在一个时期的电视新闻中，“扮演”了一段时间新闻的重要角色。每天的香港新闻原有的民生新闻头条不见了，每次都是他开什么会，到哪里活动的消息。
这场闹剧，正如当年袁大总统的闹剧一样，很快收场。当时正在对香港电台的定位进行讨论和检讨。在立法会的一次辨论中，一位立法会议员严正指出，所谓“公营台”，并不是“政府台”，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公帑，而不是政府自己的钱。因此，不能只为政府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由此可见，陈方安生作为一个殖民时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重要官员，不管在其高位有多久、官场浸淫时间有多长，却并没有被功名利禄迷失心窍之可贵！
在陈方安生宣布参选立法会补选时，香港的一些人物，为了达到打压陈方安生的目的，抛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指鹿为马地说陈方安生是“忽然民主”。
其实，这是与事实完全相悖的。
还是在她在政务司长任期内，当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周游列国，被董建华指他“唱衰香港”的时候，当时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当时就出面指出，指李柱铭是香港的重量级人物，并对他表达赞赏之意。
同样，在徐四民老人2004年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23条立法，“原来在回归之后，已经提出，当时陈方安生对立法有保留，与董建华曾有过激烈争论，没法达成一致意见，以致其后一拖再拖”。由此可见陈方安生对23条立法的一贯态度。
倡民主自由，崇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拒绝损害“一国两制”，这就是她被迫辞职的原因。
卸任之前，她还曾到北京辞行，受到了与过去同样规格的接待和赞扬。
然而，时间这东西是无情的，接下来的器重、尊重、友谊还会存在吗？
三、相反相成的叶刘淑仪
叶刘淑仪1975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最初任政务主任，其后任职于公务员事务科、民政署、新界民政署、政务总署、保安科、贸易署、布政司办公室及工商科。1995年9月3日被委任为工业署署长，并次年8月19日出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现称入境事务处处长)。1997年2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入境事务处处长，并于1998年7月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办事干练，有香港“铁娘子”之称。现在我们再看当年叶刘淑仪就任保安局局长时的录相，仍可看到其身穿制服正步前进的身姿，为其英姿飒爽赞叹不已。
香港特区政府在搬掉了陈方安生这颗“顽石”之后，一场“23条立法”的闹剧正式开场。这时，原财政司长曾荫权已升任政务司司长。而一度被人猜度为“地下党”的梁锦松已接任财政司长。班子齐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冲锋”开始了。
而在这场“冲锋”中，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位香港的“铁娘子”——叶刘淑仪！
2002年9月24日，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基本法第23条咨询文件》，除了把现时法律已经衔盖但过时的法例进行修订外，还就原来《香港法例》没有的分裂国家行为与颠复国家罪提案作出谘询。
“23条立法”，本是《基本法》中的一个条文。该条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但是，当咨询文件发出后，引起了香港大哗。当时的香港政府律政司长梁爱诗无意中的一句话，可谓极传神：“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该法的很多条文，令很多港人担心丧失他们拥有的人权和自由。当时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对立法表示支持之外，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无助和忧虑。另外，公众对法例中将可能引进内地法例中“国家安全”的慨念而感到非常不安。通过这个慨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取缔任何民间组织。
从“咨询期”开始，就在香港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弹。尤其是民主派，在他们的一些立法会议员中，本来多的就是一批法律界的精英，如李柱铭本就是个大律师，而且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他们当然知其厉害。而且，在六十年代，正是大陆正在闹文革的时候，香港的极左份子闹得极凶，甚至发生了暴动，受到港府的镇压。因此，香港人对高压、极端的政治环境，其实并不是懵然不知。
但是，此时的香港政府，却象一个发狠的醉汉，正在踉跄中激烈地行进着！港府的态度也基本上采取了大陆的一贯做法：对外，港府则指鹿为马，宣称23条立法受到了香港各界的欢迎，而对内则采取了强硬推销的姿态。
当时的政务司长曾荫权在立法会会议上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动议辩论发言时重申，立法是宪制责任，建议的立法方案，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在现行的法治制度下运作，和其它现行法律一样，在执行上完全受法院所制衡，居民的权利亦完全受法院按《基本法》所保障。
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更是“急先锋”。咨询期间，她专程到多间大学出席研讨会推销基本法。她在研讨会中，却以其所谓“铁娘子”作风，公然宣称：“这个法，我说要立，是一定要立的啦”！大家说民主、自由、人权，她则半懂不懂地反讽道：“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研讨会已经不再是理性讨论，而是演变成双方的一场场“口舌战”。因此，研讨会每每不欢而散。
2002年9月26日在立法会的一次会议上，有议员建议扩大市民谘询规模，叶刘淑仪则轻蔑地揶揄说：“难道出租车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服务员会逐条跟我讨论？只有专家会去读草案，例如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和学者”。
令人想不到的是，她过去说的这些话，直到2007年的现在，她在参选立法会补选之时，都令她非常困扰。而当她要向市民征求选票的时候，她还是不得不来到了“出租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服务员”之流中间，来推销她自己。
她的粗暴和“唯上”而不惜一切的德性，令本来就焦虑不安的香港人火上浇油！
港府的自欺欺人和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香港各界的反对。2002年12月15日，60,000人游行反对立法。截至12月24日，反对团体已收集了190,000个市民的签名反对立法。
而且，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正在稍然积蓄着。。。
爆发的时间终于到了：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全港五十多万人上街的“反对23条立法”的游行示威，创造了香港历史之最。“7.1”那天，香港的气候非常炎热，达到了37度的历史高温。但是，从空中的直升机拍摄的镜头望去，整个港岛区，示威人群塞道。声势浩大得超过了在港英时期的反腐败游行的规模。在游行队伍中，还分别打出了“董建华下台！”、“叶刘淑仪下台！”的标语口号。
这时，中央也在关注着香港。当时，在游行队伍的行进中，每段都有一个大陆派出的统一穿着黑西装、戴墨镜的便衣，在分段地点数着人数。中央在关注着香港的状况，在试着理解着香港人的诉求。。。
事后，一对很久就在香港定居的大陆学者夫妇到访我处，他们以夸张的表情形容着当时的情景：我真想不到香港人会那么齐心！香港人，本是非常现实的，想不到他们竟然为了一个立法会如此地理性、如此团结一心！
他们还赞叹着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数十万人示威游行，却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的冲突。数十万人走过，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纸片和杂物。
“香港人的素质真是高啊”！他赞叹道。
我一向反对以个人或群体的素质，来推演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前途，但是，面对这样的事实，我无言以对。
这事过后，反抗的情绪继续持续着。
2003年7月5日，政府就23条立法作出3项的让步，董建华宣布修改原草案条文。以求最后一博。7月6日，亲“建制派”阵容的自由党宣布，因党主席田北俊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表示反对政府仓促立法（这里另有故事，田北俊这人很有意思的，容后有机会再说说他）。随着自由党的反对，香港立法会中不可能有足够的支持票通过条例。在立法会的讨论中，连属于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表情痛苦地劝董建华说：“董生，你怎么就听不到市民的声音呢”？
终于，在香港政府经过通宵会议后，在7月7日凌晨1时57分宣布无限期押后提交《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的二读。
2003年7月16日，叶刘淑仪为她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被迫“辞职”。
9月5日，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并会再次充份咨询市民，达到共识后才再立法；重申没有时间表。
但是，即使因此被迫辞职，叶刘淑仪对推动23条立法，仍然是无怨无悔。
在她的《辞职声明》中，她说：“有关落实基本法第23条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我虽然感到十分遗憾，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及身为保安局局长，实有责任推动这项神圣的工作。我适逢其会，在任内能参与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感光荣。在制订有关条例草案时，我们已力求在维护国家安全及保障人权自由两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我深信草案在政府提出的各项修正后，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亦毫不影响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我坚信我们过去十个月的努力，已为日后通过有关条例奠定良好基础。我相信我的继任人，定能早日完成立法工作”。
四、风云际会：“两个女人”的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补选
今年56岁的叶刘淑仪，从她现在的像貌，根本看不出她比陈方安生年轻了将近12岁。事实上，在叶刘淑仪年轻之时，她也是一个长得极为俏丽的美女。而现年67岁的陈方安生，虽也已显老态，却是仍然是慈眉善目，美貌依然。
在这次补选中，叶刘淑仪打出的竞选口号是：“新的——更出色”，而陈方安生的竞选口号，则是“真心良心，陈方安生”！
两人的参选几乎是在同时宣布。
一位是民望极高，广结善缘，她是被迫辞职退休的陈方安生；而另一个同样被迫辞职的，但却是被港人唾弃的叶刘淑仪，不得不远走他乡，现在两位因此引起了各方对其是否参与2008年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作出各方猜测。
虽然，同样是从前政府高官任上下台。其实，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两人其实都没闲着。
从下台赴美求学三年之后，2006年6月底，叶刘从美国回港。她回港后，即在媒体频频曝光，高调亮相。不过，此时，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一回来就首先提出：并不排除2012的“双普选”（特首、立法会议员）。而在几年当中，每年的“7.1”游行中，陈方安生都曾现身，因此，一直都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2006年7月18日，叶刘淑仪成立了一个叫“汇贤智库”的组织。她认为，港人应明白知识是高增值经济活动的核心，必须致力于创新和科技，增加研发投入，大力提升市民的教育水平。
而在2006年9月23日，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则宣布成立核心小组，将对香港政制发展进行研究，并向特区政府“策发会”提出意见。
在过去从港英政府到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中，陈方安生一直是曾荫权的上司，而且她与曾荫权的私交不错。甚至有人称他们为政坛“两姐弟”。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曾荫权与叶刘淑仪则都是互不认帐，互不服气的。
但是，这一切从叶刘淑仪从美国学成回港后，就奇迹般地得到了改变。叶刘淑仪一回来，就受到政府的热捧。甚至她在美国的硕士论文，都成了香港高官们的话题。而她提出的建议，政府往往有积极的回应和吹捧。
而陈方安生的核心小组提出的方案，向政府提交的建议，却完全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任何回应。最后，陈方安生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透露出了她需要找到一个与政府和中央沟通的渠道，用来发表自己意见的意向。
2007年8月，民建联党主席马力去世，香港港岛区立法会议员出现空缺，这更引起各方对两人的揣测。但是两者却都对此守口如瓶，直到2007年9月11，陈方安生首先宣布参选。
在陈方安生的参选宣布会上，她说，她需要一个向中央和特区政府反映港人的真实的想法和意愿的渠道。陈方安生的参选，需要一支团队来为其助选。这就是包括民主党、社民连、公民党等等党派的“泛民主派”。因此，在她宣布参选后，还需要泛民主派来一次内部的整合和遴选。通过一场泛民中的参选人劳永乐和她的竞选活动，陈方安生最终得到了泛民的认同，成为“泛民主派”共同推选的参选人。
2007年09月27日，叶刘淑仪也在公众的意料之中，宣布了参选立法会补选。而她的助选团则是以民建联和自由党为主的建制派和亲建制派阵容。在这场宣布会上，她还掌握主动，主动对港人对她“推销23条条立法中的过激言论道歉”。这场宣布会，首先成了一个道歉会。
道歉是为了丢掉包袱，轻装上阵。“23条立法”，是叶刘淑仪个人仕途的“滑铁卢”，也是香港人民心中的痛。她要参加补选，“23条立法”就是一道越不过的坎！
当然，依照叶刘淑仪的表现，其实也并不能理解为，如她现在所说的对民主的认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汇贤智库成立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外号长毛，香港立法会议员）到场，将两本有关希特勒和农奴的书送给她，而她则由助手接过。梁国雄指她，当年曾推销23条立法，但现时又提出可以在2012年普选，因此，要求她首先承认过去推销恶法是错误的。而叶刘淑仪则强调，“看不出有这样的需要”。
而到了她参选之时，这一切就不同了。她选择了主动“放下包袱”。但是，她的这个“包袱”却并不能因此就放得下的。
其实，如果过细地看她在宣布参选时的“道歉”，就会明白。她的“道歉”，其实只是认为她只是“推销手法”的问题。在其后的一系列竞选过程中，每次都被记者反复问她，到底你赞不赞成“23条立法”？到底23条立法什么时候才该立等等等等问题，她都一概回避。直到投票前一周的“直选擂台”上，她还被另一个候选人凌尉云反复问起，你对23条立法自己的态度到底如何？你现在同不同意立法？你以后会不会同意立法？她都是闪烁其词，以“要有共识”来应付，而一直不敢面对。
叶刘淑仪在过去的仕途中，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但是，她的助选团除了建制派的民建联和自由党之外，竞选团队都是前政府高官、现在的行政会议成员和知识界人士；而陈方安生港英和特区政府的最高职级官员，现在的一些政府高官，往往都是她的老下级，有很多是她一手提拔。但是，处在她现在这个地位上，一些高官都避而远之；而商人也只能在暗中对她表示支持。在她的身后的泛民主派人士，则都只是一些知识界和专业界的人士。
在表决前一星期的“直选擂台”上，南华早报的记者就曾问她：你参选后，尝到的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你是否认为值得呢？
五、叶刘淑仪也非等闲之辈
现在两者都摆在了香港人的面前，她们都同属于前政府高官，具有广泛的知名度。虽然一个是举世的“香港的良心”的美名，一个则是被世人唾弃的“骂名”。
陈方安生不仅在香港有着崇高的声望，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陈太如此得人心，应该就是呆在家里一票不拉，她都会闭着眼睛给选上。这事实上是不清楚对手的能量。不清楚极端能力与民主力量的区别。
这样两个本来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女人，却站在了同一个竞选的前台，看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是，叶刘淑仪却本来就非等闲之辈。对于政客来说，应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作为选民，作为民众，同样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自从美国回来开始，叶刘淑仪就以其前高官的身份，在一些有着中资背景的电视台频频出镜。她开了个《叶刘博客》专栏节目，以对前高官、各党派人进行采访，似乎在扮演着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民主派与大陆的关系的角色。
三年美国归来，她似乎是带着很多重要任务而来。她声称，“汇贤智库”的创会会员，主要是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港人，他们希望将在外国所学及累积的经验用于香港。至于说，到底这些所谓“经验”到底是来自外国，还是来自大陆，则不得而知。不过，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却往往与大陆的意思非常的契合。
在我的印象中，她有两件看似平常，却又大有深意的专题：
一个是在一个时期，她在鼓吹《政党法》立法。从她的内容可知，其实她就是要泛民党派，比如民主党向政府交出其党员名册，其意令人不可捉摸。因此，遭到了民主党的婉言拒绝。
另一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通过其“汇贤智库”，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议：实行普选得在特首的提名中，多加一道程序，即是应建一个提名委员会，并且要在各功能组别要达到10%的票数，才能成为特首的候选人。
因此，在12月25日（2007）的“直选擂台”上，陈方安生就直指其违犯《基本法》，是在《基本法》之外，再设一道关卡，是民主的倒退！
而叶刘淑仪却也有自己的办法。她说，这主要是要求得港人的“共识”。没有共识，就只有走极端，这是不能成功的。当记者问她的目的的时候，她倒也毫不避讳：主要是挡住一些中央政府不欢迎的人。不过，她倒说得比较务实，如果他们也能当选，自然会引起中央的顾虑，反而不可能达到普选了。她的这番说话，似乎是有道理，正是有的这个道理在，一些人自然会被其言词后面的真正含义忽略。
在叶刘淑仪的各种议题中，虽然不乏让人警惕的“政党法”的一些令人有着揣测的议题之外，她也有一些关于教育、民生、政治的议题，在这些议题中，也确实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和有道理的建议，这也往往也给人一种专业、务实的印象。
她似乎已经抛弃了其原有的立场，一方面是为自己过去公务员生涯中，她的错误进行辩解，但是她不直接辩解，而是以“你的观点，能不能为中央接受，中央不接受，你的观点有什么意义呢”？
她所掌握的宣传的资源，远比陈方安生要多。电视的频频出镜，使她提出的一些议题，一时也成为热闹话题。而陈方安生，除出席一些重大活动，得到了新闻的曝光机会外，她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只到此时，一些明眼人才会明白了，为什么香港现在正在着力进行舆论的钳制。为什么大发广告在征求港人对电视、电台的“不雅内容”的投诉、为何一直发起对电视、电台的内容广泛进行咨询，征求港人对电视电台的意见的原因了。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又有谁想到其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而是为了集中管理呢？
就在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补选过程中，都发生了香港著名民主人士司徒华被香港政府起诉其接受民间非法电台采访的事。司徒华明确要求：“你将我抓起来好了，你判我好了”。但是，香港政府却并不敢轻举妄动，最终是以推迟聆讯的办法在进行推延。
六、陈方安生胜在必然
陈方安生胜了！
这次补选的投票率为52%，投票人数高达32万人，虽较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略低，但却高于2000年的立法会选举。“两个女人”之间的选举，能得到这个成绩，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以民主派与建制派的“46开”就是打破了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投票铁律，现在可能还言之尚早。毕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可比性。虽然，在一些学者和知识份子心里，这次选举，是对民主和反民主的一个对垒，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一次交锋。
陈方安生的取胜，胜在必然。几十年仕途，几十年的凭良心做事，香港人是看得到的。在香港，可能现在还没有一个比她更具魅力的人物。在她2001年下台之前，她的民望甚至冠于整个特区政府之首，远远抛离当时的特首董建华。这种状况，一直到2006年香港民意调查中，就资历和民望而言，陈方安生是唯一能与民望高企的曾荫权一争长短的政治领袖。
因此，在2007年12月9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开办的对陈方安生当选为专题的《城市论坛》中，一位香港政府的政策研究会的负责人就曾说，陈方安生的胜选是她个人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回避了她作为民主派的候选人，以民主自由为目标，从而推出香港人热爱民主、自由的因素在，也反映出了一定的真实。她一直以来为香港做的事和她过去的良心之举，她的个人魅力确实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是，光凭个人的魅力，要民众投票似乎还是有点困难。在选前，陈方安生就曾说，如果投票率达到了50%，就有取胜的希望。因为她相信，香港人是热爱民主、自由的。也即是说，投票的人越多，就越对她有利。
但是，一般来说，建制派人物，往往是极左人物，而且大部分都是与建制派的“民建联”是福建老乡，还有就是近十几年来的大量的大陆新移民，对民主一知半解。就是现在的大陆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事实上比百年前的大清时期都差，往往对民主自由抱着取笑的态度。但是，要命的是，这样的一批人，却往往爱走极端，往往不用动员，投票都非常积极。而向往民主的民众，香港的知识、白领阶层，往往比较平和，如果没有泛民派的广泛的动员能力，要让真正拥护陈方安生的民众出来投票，确实是不可能的。
除此以外，在这次选举中，在香港这样的半民主社会，陈方安生还占了一些便宜。
在这次选举中，是在香港最发达的港岛区，在这部分选民中，有市井的市民，但是也有很多知识份子，象民主派的这些道理，他们同样懂得。一些高官和商人、知识份子，他们在明里不敢与陈方安生为伍，但是管不住的是他们那颗向往民主自由之心，管不住的是他们那双赞成的投票的手。
在选举到傍晚的时候，叶刘淑仪宣称，现在媒体在“偏帮”陈方安生。她这一句初看起来，似乎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却是当时的现实。
虽然只有一家《苹果日报》发了“陈方安生告急”特刊，从而使不少支持者出来投票。但是，政府和中资机构，可以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可以掌握到一些重要的版面，但是管不了的是每个人的心。特别是媒体记者的心。
这些记者，往往都是具有知识和民主素养的。他们的心永远只会是向着世界的“三个代表”方向、向着民主的方向的！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他们的言辞、表情中，无不流露出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无不流露出对拥护“三个代表”的陈方安生的钦佩和推尊。这种钦佩是无法强加的发自心底的呼唤，这种推尊是无法虚拟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也是能打动人心的。
情感的真实流露，是无法掩盖和做作的。这在台湾也可看出，在陈水扁的竞选连任时，我们从新闻中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支持者往往是欢声雷动，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却是死气沉沉。一些人认为是选举文化的问题。认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平和的关系。而民进党的支持者本来就是激进的。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本来应会胜的，而陈水扁的胜利被归究“两颗子弹”。这似乎让他们意淫得很是舒服。但是，我则早就看出来了，我的根据就是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作为国民党阵容者，没有一个好的能鼓舞人心的政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来号召，他们的精神就无法振奋，这很自然地就反映在他们的表情上的动摇。而当他们真正投票的时候，他们就会反映他们的真实的一面了。因此，国民党连战连败，其实在选前就已经是注定了的。这在后来的倒扁时期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们的组织者，往往在情感上有保留。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事件的原委，知道他们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不是国民党同样有多人涉案吗？）。而那些参与的民众，则个个义愤填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痛恨腐败。这个话题扯远了，到此打住。
另外，可能还没人注意到，在香港这样的半民主社会的选举，陈方安生的胜选，其实也占了“家长”式的特首中立之利。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比如美国，比如台湾，他们的选举往往是总统直接站台为本党派助选，其影响力自更不同。
但是，特区的特首却是行政首长，其行政权力之大，他事实上已是半个“家长式”的人物。面对建制派的叶刘淑仪，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只能是暗中的支持。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为其站台，如果我们设想到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当现在特首曾荫权，在经济上很有成就，民望正高的时候，他如果也站出来，当特首曾荫权为叶刘淑仪“站台”登高一呼，选举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
以现在的陈方安生的险胜的情形来看，可能败的就不是叶刘，而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香港的良心”的陈方安生了。
七、险胜是民主的必然代价
陈方安生确实是胜利了，但是确实是赢得很险，而且是险得有点邪乎。陈方安生得票175874票，得票率54.6%；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137550票，得票率42.7%。两者相差仅38324票。
陈方安生得了17万票，叶刘淑仪也得了13万票。而在港岛区的100万人当中，投票率为52.02%，投票率正是陈方安生的预期。这样高的投票率是很了不起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港岛区。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法治国家，他们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也只在40%左右。由此可见香港这次竞选的激烈和香港港岛区的民众的素质之高。同时，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叶刘淑仪自己的个人努力之下，也有很多民众对她也渐渐地接受了。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叶刘淑仪才会取得如此成绩。
但是，我们可能一般不会想到，“民主”事实上也是一种精英和先驱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这就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一样，他带领军队解放了法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人民却用选票抛弃了他。
民主自由人士，香港的泛民主派在推销着他们的民主自由理念。为的是让人民通过选票来实现民主法治，让官员不敢松懈，但是民众、特别是最底层的民众，并不领这个“情”。有的甚至认为民主人士只是为了与政府“争拗”，为了争取个人权力。而且，大部分底层民众，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的。
在港岛区的投票过程中，一些记者就曾找投票民众询问其投票的标准，有很多民众都认为：“民主关我们什么事？把民生搞好是实在的”。这真令人概叹！
要说这民主的道理，事实上并不难。但是，问题在人家能不能听、有没有功夫和兴趣听的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监督，就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没有公平的第一次分配。但是，这些道理，谁能听得懂呢？就以大陆的以知识份子为多的互联网上，民主理念都不能得到普及，甚至成为“过街老鼠”，而况市井平民乎？
泛民主派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但是他们的受众，他们争取来的权利的受益者，而且越是最底层，越是无助者，却往往却并不理解。这就是香港民主派的悲哀！
而且，在香港的民主派中，往往得知识份子为多。他们要么是知识精英，要么是专业人士。他们谈的“双普选”，完全是一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你说要一个底层的民众，如何能理解这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权利有什么直接关系？
民主最重要的是体现到实际生活之中。在这个方面，我天纵英明，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学名词：“具体政治”。
象深圳，现在一些社区，一些“维权人士”在极力地开展“业主委员会”投票宣传。而在一些社区，居民对此都往往漠视。直到管理公司自己“选出”一些假业主代表，自己定价，然后疯狂地抬高收费时，此时居民已经是一盘散沙，根本就不能形成抗衡的力量，而一旦发生过激行为，又成为政府“维护稳定”打压的口实。。。
只有到了此时，居民才会明白民主的真正的意义！
要把民主、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理念，贯彻到实际生活中。这才是政治的根本手段和目的所在。争取“双普选”重要，联系实际，把政治理念融于民生当中，多做实事，多研究实际问题，多来点“具体政治”，这才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方向和手段。这也是叶刘淑仪之所以能争取到13万选民的原因。
有人认为这次胜选之“险”，来自于民主派本身的社区工作失误，这是有道理的。没有好的社区工作，就不可能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就不可能知道民间疾苦，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拥护，而这同样也可以归结为我说的“具体政治”上。
要在基层使民主在香港扎根，就得对过去的泛民主派进行改组。要加强注意吸收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特别是年青人、基层的市民、工人及各个阶层的人士。加强泛民的群众基础工作，发展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进入党内都是当务之急。比如在这次补选中得票3518 票的蒋志伟；得票很少、只有822票的凌尉云等等这些在理念上比较接近的基层人士，都应是民主派将来的争取对象，在基层发展党员在基层发现、发展有志于香港民主事业的人才，甚至是还没有成气候的人才，确实是泛民的一个长远之计。
但是，在与建制派的竞争中，泛民主派也要有思想上的准备。在建制派与民主派中，民主派永远只能是弱势的。
即使是同样地努力做好“具体政治”工作，要与建制派较高下，确实很难。
在“地区工作”上，一方面是没有民建联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没有其强大的财力，就不可能建立如“民建联”那样的脱产党务干部在各社区的强大工作网络。而且，也不可能有着用他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给港人直接的经济实惠和“人文关怀”。正如社民选主席冯检基所言：我们那地方人比较穷，一点小恩小惠就让他们跟着“民建联”投票了。
民建联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锏，那就是与政府建制内的“一唱一和”、“双簧式”的“民生诉求”。象“民建联”那样，只要民主派有什么活动，组织一个什么游行示威什么的，他们也会克隆一个；而没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会想尽办法也弄一个游行示威，而且同样得到政府“一唱一和”的回应和解决之道。
而且，在他们中间，都是行政会议的成员，而且在最近还将推出大陆式的“副局长”、“助理”之类的职位，邀请他们进驻政府，实行政党与政府部门的结合，他们对泛民主派的冲击，将更加强大。到时候，他们本来就是建制的一部分，自己给自己打个招呼，就什么都解决了。何愁没人支持？
因此，陈方安生，以其极高的名望，才与一贯的反民主的叶刘淑仪打了一个几乎平手的险胜，这是民主的代价，也是香港现实的必然。
八、香港的民主派其实还非常幼稚
尽管香港的民主派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事实上他们对政治学还是以“门外汉”居多。香港的政治学教授，往往会对一些具体的选举事项发表意见，还算入行入理。但是对政治学整个工程，往往却并不高明；甚至也是处于一种民主政治的蒙昧状态。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故意为之的缘故。
在我近十多年对香港政治的观察中，他们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大陆人也有很多无知的，竟然也有说不让香港搞三权分立的）。其实他们的体制，本来就是按照“三权分立”来设计的。虽然还有半个“家长”式的特首在上面，但是他并无权干预司法，也没有干预立法会的权力，此不是“三权分立”又是什么？
曾荫权接任特首不久，就在原有的立法会议员吸收到“行政会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到将一些行政事项、政策，预先向一些党派通报，然后再提交立法会来表决。现在又将一些政党推荐人员，推到“副局长”、“局长助理”的位置上，这些事都是在他的“改善行政和立法关系”之下进行的。但是，在香港竟然无一反对。而民主派则提出则更可笑，他们说这样对一些没有参与的党派“不公平”，而且还“不利于培养、锻炼各党派的管治人才”。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问题，其实在政治学并不先进的大陆，都是常识了。你一个做“猫”的监察，怎么可以和一个被监察的对象，来改善什么关系呢？只怕这选民赋予的监察权，都成了你议员个人的权利不成？选你做议员，你当上了议员，却以对自己的被监察对象“放水”，就成了你个人加官晋爵的资本不成？你既当上立法会议员，你就是个“裁判”，怎么又当起行政会议成员，甚至还成了“副局长”和“局长助理”，又当起了了运动员来了呢？
——这样的议员还成什么议员？如此做法，如此回应，岂止一个荒唐了得？
即使是如现在一些人讲的香港将来的方向是“政党执政”，连大陆现在都是“党政分开”，你要培养各党派的管治人才，而且现在就已直接介入行政运作，是不是也要学国民党在大陆那样，走到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政务官与事务官不分的老路上去？
这么浅显的道理，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的学者，竟然无一人指出，而且竟然还如此回应，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2007年12月4日一稿，9日改定)
======
附：
1、陈方安生生平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Character/DL/DL-20040308111307
2、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香港大公报出版社向海外同步出版发行：
全景再现香港回归历程：香港回归十年志之《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宣布退休 》
http://www.aliqq.com.cn/online/xiuxian/xiuxian_224/23973.htm
3、陈方安生说漏嘴：说出了辞职真相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85756/
4、叶刘淑仪发表辞职声明：感谢不断给予支持鼓励的市民
http://news.sina.com.cn/c/2003-07-16/2343391628s.shtml
5、支持立法声势浩大 叶刘淑仪指香港23条如期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