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样板戏中的人物都非常地熟悉。其中有个叫少剑波的，是著名的样板戏影片《智取威虎山》中的二号正面人物，仅次于杨子荣，给我们留下过极其深刻的印象：浓眉大眼、高大威猛，一身的英雄气，是文革时候典型的正面男性人物，高大全的样板。有意思的是，昨今两天，央视的《大家看法》栏目，又给我们讲了一个现代邵建波的故事；说来也真巧，这个现代邵建波，不但名字听起来和当年那位戏里的英雄一模一样，就是模样和身架也像是戏里那位英雄人物，他的出名同样和一个英雄壮举有关，仿佛就是当年的少剑波再现。此人被媒体称之为“慈善狂人”；央视的节目也为此叫做《慈善狂人的尴尬》。
邵建波的英雄之路，源于小时候一次偶然的经历。邵建波出生和成长在虎踞龙盘的金陵城，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去买冰棍。当他走到街上的一个拐弯处，他没有注意到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这时候，要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身边的一位军人，猛地冲上前来，将他推开，救了他的命。陌生军人的这个善举，在邵建波幼小的心里，产生了深深地感激之情，并由此而萌发了他报答军人、报答社会的善良理念。
长大了以后，邵建波成为南京城里一个大型服饰广场的老板。之后，他在23年时间里，总共捐赠了300多万元，被评为全国“爱心大使”，由此而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也由于他慷慨的善举，他被媒体誉为“慈善狂人”。他在向社会贫困人士捐助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服饰广场里，把一些摊位免费让给一些特殊的人群使用，其中有军人家属、残疾人和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士。也正因为他的善良和善举，而引来了各种用心的求捐者，甚至有很多厚颜无耻的索捐者。
2001年，他接到了一封求捐的信，信中写的十分感人，说自己的母亲患有重病，家境十分贫寒。几年以后，他又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样，连信封都一样。为此，他专门来到了写信人所在的苏北农村，他看到了写信人所居住的村里唯一的一幢二层楼房。
写信人的母亲并没有得任何病，而邵建波自己的母亲黄老太，却在大量地索捐者疯狂地围剿和讨要声中，气得吐了血，卧床不起了。在黄老太住院期间，索捐者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松懈和罢休；黄老太的病房，也成了索捐者拙劣表演的一个新舞台。
一天，病房里来了一对盲人按摩医生，其中一位姓李，自称在南京城里开了一家按摩院。李某眼睛虽然瞎了，心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了一番自我表白，说自己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看望黄老太的，他还主动地为躺在病床上的黄老太做了几下按摩。当其他看望者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时候，李某却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从早上说到了中午，已经没话可说了，他还是赖着不走，最后他终于露出了真相。他把邵建波拉进了旁边的一个空房间里，并神秘地掩上了房门，说是想问邵建波借3000元钱，他可以写借据，也可以把身份证的复印件给邵建波。为了了解一下李某究竟是何方人士，邵建波决定去李某那里看看。
邵建波来到了李某的按摩院。小按摩院上下两层，共有四张病床，李某雇了四个人。李某的妻子是正常人，负责管理工作。在讲话的时候，医院来了三四个顾客。从医院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生意还是不错的。李某对邵建波说，他想办三件事情：一是他需要全面检查一下身体；二是他们的小院需要装潢一下；三是他们需要为小院做一些广告，而这三件事，都需要拿钱来打点。李某希望邵建波能至少借给他三千元，最好能借给他两万元。邵建波听了没有言语，出来后，他对记者说：“他们这不算困难，比他们困难的人有的是”。
这几年，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各种爱心荣誉的授予，使得索捐者越来越疯狂了；邵建波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来信和大量的电话，都是变着法要钱的。对此，《金陵晚报》一位密切关注此事件的女记者总结说：“如果我是一个无赖的话，我也会问他要钱的，办法不过是打个电话或是写封信，成本很低”；确实，不给也没什么损失，给了的话，就可以大捞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人说，邵建波不过是借助慈善，在炒作自己而已。即使这样，客观上也是善举。
如果说邵建波的名字让人首先想起的，是样板戏中的人物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则更像一个样板人物—丛飞。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慈善家，往往都有这样的一条心理轨迹：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某件事情的触动，他们做了一些善事；起初，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做到什么样的影响，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要做到全国人民的榜样的程度；可一旦行动开始以后，由于国家的倡导和社会各届的推波助澜，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被逐步推向道德评价的顶峰；到了那个程度，人往往会变得身不由己，只能往上走，而没有退下来的可能。由于媒体的渲染，大众都把他们看成了榜样，他们的行动也会被人们心里的期待所控制，要不停地捐下去，要越捐越多，才能对得起社会各届给予的那一系列光荣的称号；如果哪天不给了，哪天给的少了，人们就会说，这个榜样是假的，没有说得那么好，也不配那些荣誉。为了对得起那些称号，为了配得上那些荣誉，他们只能坚持捐赠下去。对此，我在一篇叫作《高处不胜寒》的博文中，借丛飞的事迹，已经对慈善者这种从起初的自愿，到后来的荣誉，再到最后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境地，做过一些分析。经受不住这种压力的负荷、这种过高的期待、这种疯狂的索取的丛飞，在不到40岁的年龄就去世了。一个好人用自己的善良，在报答着社会的同时，也给自己树立了一块永远让人惋惜和感慨的墓碑。
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过一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当时听着这句话，似懂非懂的，随着阅历的丰富，对这句话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了。看着刚刚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和已经风光不再的陈良宇，我们都会想，这么卑鄙的人怎么会爬到了那么高的位置？答案就是，卑鄙是这类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太善良是很难爬上去的，要靠卑鄙才能爬上去；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借刀杀人、浑水摸鱼等，都是卑鄙者常用的手段，也是向上爬常用的招数。善良的人做不来，所以也就爬不上去。而善良者们，如丛飞，因善良而成为了善良的牺牲品，善良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墓志铭。
邵建波看到了母亲被索捐的人气病了的事，看到了病房里各种索捐者继续恬不知耻大肆索钱的事，看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总有一大堆人在等着问他要钱的事；终于，他看清了他的慈善行为，对于庞大的求助者和欲壑难填的无赖们意味着什么了，对前者意味着杯水车薪，对后者意味着多此一举。清醒之后的慈善狂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今后不再做一对一的捐助了，我就是比尔盖茨，我也受不了了”。邵建波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清醒让我们不但不责怪他不像原来那么慷慨了，反而为他感到欣慰：他终于没有像丛飞那样固执地走下去，一去不复返；他知道在力不丛心的时候，选择掉头。《福布斯》杂志也决定，今后不再做每年一度的慈善榜。该杂志的周主编给邵建波两条建议：一是可以考虑对贫困地区的特殊群体，比如，西部地区的贫困学子，给以定向的捐助；二是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基金会建立联系，成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通过基金会的运作，使善款更有方向、用得更值。对此，邵建波回答说，他已经开始在做第二方面的事情了。
邵建波的母亲黄老太于上周的5月23日病逝了，临终留下遗言，把她的全部财产捐给安徽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
对于像邵建波这样的慈善家，我们要说，做任何事情仅凭热情是不够的。大陆有那么多的暴发户，那么多的新贵族，但是，却存在着大量的富人逃税现象，这固然是新富阶层贪婪和自私的悲哀；但是，是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人要对整个社会的穷人进行救助呢？邵建波的实践和觉醒就作了最好的答复。善良是必要的，但是，善良如果被卑鄙者利用，可能不但实现不了善良的愿望，而且还会被卑鄙者笑话。那些在城市里到处可见的躺在地下的人，如果没有善良人士的施舍，能有那么多吗？而施舍的结果，是满地爬着的人越来越多了，站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我从来就不反对不劳而获，合法的不劳而获，那是一个人的造化和能耐，有人得到了家族财富的继承，有人有魅力或有手段，嫁或娶了豪门的子女为配偶，都可以得到不劳而获的超级享受，那没办法，谁让人家有那福气和本事呢？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却变着法的骗钱、捞钱，或是像本文所说的那样，厚颜无耻地问人要钱，给不给呢？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些人，我的做法很简单也很直接：谁要是善良，我就比他更善良；谁要是卑鄙，我就比他更卑鄙。我要让卑鄙者觉得，善良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善良，别尽想着拣便宜。否则得话，他们偶然拣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怕是一辈子都会在那儿等着呢。
邵建波的英雄之路，源于小时候一次偶然的经历。邵建波出生和成长在虎踞龙盘的金陵城，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去买冰棍。当他走到街上的一个拐弯处，他没有注意到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这时候，要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身边的一位军人，猛地冲上前来，将他推开，救了他的命。陌生军人的这个善举，在邵建波幼小的心里，产生了深深地感激之情，并由此而萌发了他报答军人、报答社会的善良理念。
长大了以后，邵建波成为南京城里一个大型服饰广场的老板。之后，他在23年时间里，总共捐赠了300多万元，被评为全国“爱心大使”，由此而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也由于他慷慨的善举，他被媒体誉为“慈善狂人”。他在向社会贫困人士捐助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服饰广场里，把一些摊位免费让给一些特殊的人群使用，其中有军人家属、残疾人和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士。也正因为他的善良和善举，而引来了各种用心的求捐者，甚至有很多厚颜无耻的索捐者。
2001年，他接到了一封求捐的信，信中写的十分感人，说自己的母亲患有重病，家境十分贫寒。几年以后，他又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样，连信封都一样。为此，他专门来到了写信人所在的苏北农村，他看到了写信人所居住的村里唯一的一幢二层楼房。
写信人的母亲并没有得任何病，而邵建波自己的母亲黄老太，却在大量地索捐者疯狂地围剿和讨要声中，气得吐了血，卧床不起了。在黄老太住院期间，索捐者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松懈和罢休；黄老太的病房，也成了索捐者拙劣表演的一个新舞台。
一天，病房里来了一对盲人按摩医生，其中一位姓李，自称在南京城里开了一家按摩院。李某眼睛虽然瞎了，心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了一番自我表白，说自己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看望黄老太的，他还主动地为躺在病床上的黄老太做了几下按摩。当其他看望者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时候，李某却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从早上说到了中午，已经没话可说了，他还是赖着不走，最后他终于露出了真相。他把邵建波拉进了旁边的一个空房间里，并神秘地掩上了房门，说是想问邵建波借3000元钱，他可以写借据，也可以把身份证的复印件给邵建波。为了了解一下李某究竟是何方人士，邵建波决定去李某那里看看。
邵建波来到了李某的按摩院。小按摩院上下两层，共有四张病床，李某雇了四个人。李某的妻子是正常人，负责管理工作。在讲话的时候，医院来了三四个顾客。从医院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生意还是不错的。李某对邵建波说，他想办三件事情：一是他需要全面检查一下身体；二是他们的小院需要装潢一下；三是他们需要为小院做一些广告，而这三件事，都需要拿钱来打点。李某希望邵建波能至少借给他三千元，最好能借给他两万元。邵建波听了没有言语，出来后，他对记者说：“他们这不算困难，比他们困难的人有的是”。
这几年，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各种爱心荣誉的授予，使得索捐者越来越疯狂了；邵建波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来信和大量的电话，都是变着法要钱的。对此，《金陵晚报》一位密切关注此事件的女记者总结说：“如果我是一个无赖的话，我也会问他要钱的，办法不过是打个电话或是写封信，成本很低”；确实，不给也没什么损失，给了的话，就可以大捞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人说，邵建波不过是借助慈善，在炒作自己而已。即使这样，客观上也是善举。
如果说邵建波的名字让人首先想起的，是样板戏中的人物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则更像一个样板人物—丛飞。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慈善家，往往都有这样的一条心理轨迹：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某件事情的触动，他们做了一些善事；起初，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做到什么样的影响，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要做到全国人民的榜样的程度；可一旦行动开始以后，由于国家的倡导和社会各届的推波助澜，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被逐步推向道德评价的顶峰；到了那个程度，人往往会变得身不由己，只能往上走，而没有退下来的可能。由于媒体的渲染，大众都把他们看成了榜样，他们的行动也会被人们心里的期待所控制，要不停地捐下去，要越捐越多，才能对得起社会各届给予的那一系列光荣的称号；如果哪天不给了，哪天给的少了，人们就会说，这个榜样是假的，没有说得那么好，也不配那些荣誉。为了对得起那些称号，为了配得上那些荣誉，他们只能坚持捐赠下去。对此，我在一篇叫作《高处不胜寒》的博文中，借丛飞的事迹，已经对慈善者这种从起初的自愿，到后来的荣誉，再到最后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境地，做过一些分析。经受不住这种压力的负荷、这种过高的期待、这种疯狂的索取的丛飞，在不到40岁的年龄就去世了。一个好人用自己的善良，在报答着社会的同时，也给自己树立了一块永远让人惋惜和感慨的墓碑。
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过一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当时听着这句话，似懂非懂的，随着阅历的丰富，对这句话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了。看着刚刚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和已经风光不再的陈良宇，我们都会想，这么卑鄙的人怎么会爬到了那么高的位置？答案就是，卑鄙是这类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太善良是很难爬上去的，要靠卑鄙才能爬上去；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借刀杀人、浑水摸鱼等，都是卑鄙者常用的手段，也是向上爬常用的招数。善良的人做不来，所以也就爬不上去。而善良者们，如丛飞，因善良而成为了善良的牺牲品，善良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墓志铭。
邵建波看到了母亲被索捐的人气病了的事，看到了病房里各种索捐者继续恬不知耻大肆索钱的事，看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总有一大堆人在等着问他要钱的事；终于，他看清了他的慈善行为，对于庞大的求助者和欲壑难填的无赖们意味着什么了，对前者意味着杯水车薪，对后者意味着多此一举。清醒之后的慈善狂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今后不再做一对一的捐助了，我就是比尔盖茨，我也受不了了”。邵建波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清醒让我们不但不责怪他不像原来那么慷慨了，反而为他感到欣慰：他终于没有像丛飞那样固执地走下去，一去不复返；他知道在力不丛心的时候，选择掉头。《福布斯》杂志也决定，今后不再做每年一度的慈善榜。该杂志的周主编给邵建波两条建议：一是可以考虑对贫困地区的特殊群体，比如，西部地区的贫困学子，给以定向的捐助；二是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基金会建立联系，成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通过基金会的运作，使善款更有方向、用得更值。对此，邵建波回答说，他已经开始在做第二方面的事情了。
邵建波的母亲黄老太于上周的5月23日病逝了，临终留下遗言，把她的全部财产捐给安徽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
对于像邵建波这样的慈善家，我们要说，做任何事情仅凭热情是不够的。大陆有那么多的暴发户，那么多的新贵族，但是，却存在着大量的富人逃税现象，这固然是新富阶层贪婪和自私的悲哀；但是，是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人要对整个社会的穷人进行救助呢？邵建波的实践和觉醒就作了最好的答复。善良是必要的，但是，善良如果被卑鄙者利用，可能不但实现不了善良的愿望，而且还会被卑鄙者笑话。那些在城市里到处可见的躺在地下的人，如果没有善良人士的施舍，能有那么多吗？而施舍的结果，是满地爬着的人越来越多了，站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我从来就不反对不劳而获，合法的不劳而获，那是一个人的造化和能耐，有人得到了家族财富的继承，有人有魅力或有手段，嫁或娶了豪门的子女为配偶，都可以得到不劳而获的超级享受，那没办法，谁让人家有那福气和本事呢？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却变着法的骗钱、捞钱，或是像本文所说的那样，厚颜无耻地问人要钱，给不给呢？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些人，我的做法很简单也很直接：谁要是善良，我就比他更善良；谁要是卑鄙，我就比他更卑鄙。我要让卑鄙者觉得，善良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善良，别尽想着拣便宜。否则得话，他们偶然拣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怕是一辈子都会在那儿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