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3年到我校工作的李安宅（1900—1985）先生就是一位大师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学采东西，成就卓著；其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前段时间，我在阅读李安宅先生著作过程中，发现有几篇论述读书和治学的文章。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李安宅先生关于读书和研究的一些思想，以供师友参考。
通观李安宅先生的读书和治学观的特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不放掉人本主义的立脚点。李安宅强调，学问贵在做人，贵在为社会谋利益，这应该成为读书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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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十六日,我校六十周年校庆，届时将是校友返校，冠盖云集，一片热闹气氛。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想起了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的四川师大，也有过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学者，此时重温他们的一些读书治学的经验，对于晚辈后学是很有助益的
自1963年到我校工作的李安宅（1900—1985）先生就是一位大师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学采东西，成就卓著；其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前段时间，我在阅读李安宅先生著作过程中，发现有几篇论述读书和治学的文章。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李安宅先生关于读书和研究的一些思想，以供师友参考。通观李安宅先生的读书和治学观的特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不放掉人本主义的立脚点。李安宅强调，学问贵在做人，贵在为社会谋利益，这应该成为读书的最大意义。李安宅强调了两点。第一，不放掉人本主义（Humanism）立脚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征服自然，征服社会，以及征服自己，统统都是为自己，为人类”，说到底，“统统都是以人为本。”学习目的是很重要的。目的是一切的统帅，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目的决定方向，决定路线，决定方式和方法，决定一切，一切都必须服从目的。“为何学”，即学习的目的，它决定着“学什么”、“怎么学”，决定着整个学习系统，其实说到底，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李安宅也说，“为学问而学问与只讲学问而脱离了人事道德，乃是将手段当作了目的”。第二，“我们要知道一切学问道德都是来自实际经验。”李安宅眼中的“学问之道，在有直接经验”。他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头手货，一种是二手货。头手货是自己的经验，二手货是旁人的传闻。”而“书籍无论写得怎样好，对于看书的人一不是直接经验，而是间接经验，而是‘二手货’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读书，这是因为“有了直接经验，欲得积思广益的效果，我们放着人家的经验记录（书籍）当然要参考参考；我们还无直接经验，若欲准备直接经验的便利，也可参考人家的经验记录。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读书的理由。”归根到底，就是不能不读书，不能为读书而读书，不能只是读书而不实践。因为“参考旁人的传闻，不过是直接经验的预备，或者有了直接经验以后拿来作一种比较，一番印证，所以直接经验是目的，间接传闻是手段。”对于当时的学风，李安宅一言以概之，“病在不切实际”，因此，他提倡“我们非提倡实地研究不可”。由上可知，对读书而言，目的是以人为本，过程则要“直接经验”，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获取直接经验，在实地研究中求取学问，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他一再强调，“我们是人，脱不了以人为本的主义，即知识的目的在乎增进人类的幸福”，他还针对有人反对求学的话，“求学也活着，不求学也活着”，有力反驳之曰：“是的。猪也是活着，吃猪的也是活着；亡国奴也是活着，亡人国的也是活着；受人剥削也是活着，革命成功也是活着。不过，所谓幸福不幸福，只看怎样活着而已！所以读书不是要脱离人事，乃是要使人事更丰富；不是不要生产，乃是要生产得更经济；不是不要享受，乃是要享受得更有道理。这样读书才有用处。”从这些地方，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李安宅读书治学观念中体现出的那种济世达人的宝贵情怀，能够体会那一代学者对祖国深切的爱、对学问的执著。李安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5年7月他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Zuni）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民族学调查，写成《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英文本），详细叙述了祖尼部落母系制度的结构与演变，至今犹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1936年末，李安宅自美返国，继续执教于燕京大学，主编英文刊物《燕京社会科学研究》和中文刊物《社会学界》，竭力提倡“实地研究”和“实地工作”，主张“产生正确知识的唯一方法，即在实地研究”，只有“直接得来的知”才算“知识即力量”。1938年，李安宅应顾颉刚之邀，与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夏河县的安多藏区最大的寺庙拉卜楞寺进行藏族社会调查。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李安宅住进寺院，潜心学习藏语藏文及佛学知识，经过三年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1941年，李安宅入川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抗战时期，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三个组织，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李安宅与有力焉。怎样读书，李安宅先生主要强调了四点。试介绍如下：第一，要读有直接经验的人写的书。李安宅认为，这种书才有“二手货”价值，要尽量读原著。“万不得已，也不过读一读解释这书、批评这书的‘三手货’、‘四手货’，以备参考。万不可只读批评或解释马克思的书便去反对马克思或赞成马克思，或只读批评或解释康德的书便去反对康德或批评康德。”第二，读书外，要努力直接经验。“只有自己印证过的经验才是自己的知识。浮光掠影的知识，只可谈一谈，万不能应用”。第三，“读书的时候，要了解言语文字与思想的关系。在纸片的背后，能够推出作者的原意，一层一层地好象同他亲炙辨证或共同经验，方不致堕在文字障里，永远挣扎不出来。”第四，读书和直接经验，其目的都是要增进人类的福利。“倘若得到一点平面的知识与技能，而同时失掉了与人不可分离的人格，便是本末倒置，根本失掉了所以求知识与所以读书籍的立脚点。”对照李安宅对怎样读书的系列论述，我感到李先生所批评的学风至今犹存，李安宅先生所提倡的学风，我们还做得还不够。我想起读研究生时，导师推荐我读罗尔纲先生写的《师门五年记》，全书读下来，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字，那就是“不苟且”。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太寻常，要一辈子“不苟且”又谈何容易。但是正如胡适所说，“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取的工作习惯”。只有以这种“不苟且”的态度作为治学基础，脚下的路才会更牢固，更坚实。其实推而广之，不仅做学问如此，不管是从政、经商或其他类型的工作，都是需要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的。反观现在学界，许多人仅据道听途说或浮光掠影的一点知识或信息，强不知以为知，动辄信口开河，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强作解人，自以为天下无所不知，实际上满纸荒唐言，徒增笑柄而已。拿“直接经验”来说，我们也许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很多人别说去印证，恐怕很多人连“印证”的意识都还比较缺乏。其实直接经验也不神秘，比如我们学习做论文，光看别人做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自己动手做；比如我们学理论知识，还得到实践中检查一下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或可行，等等。李安宅讲到的“语言文字与思想的关系”也值得我们重视，同样的一本书，别人能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为何我却不能得其内蕴呢？除了功底差异外，与我们是否爱思考，是否有“读书读到书背后”的习惯有密切关系。一文本之产生或存在，必有其语境，我们读书便得考察时世及作者的处境及心境，可谓知人论世。李安宅谈怎样读书，也谈到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他说，“与人接触很少的人，不过仅仅是个人（amereindividual）;必是在人家里面发现了自己，在自己里面发现了人家，藉着彼此的接触，才获得人类里的地位，才成就一个有身份有人格的人（aperson）.有身份有人格的人，才可以利用人家的产物或社会的产物，才可以读书。”可见，在李安宅心目中，读书与做人是一体的。读书是为了做人，是为了谋人类之福利，而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读书。联系现实，联系我们自己，该往何处努力，自是不待多言的了。
李安宅还批评民国时期，“学校与教育分了家，书籍与经验分了家。”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充其量，也不过是制造出方板的‘学生’，成就不了足以应付活的事体的‘君子不器’的活‘人’来”。李安宅一直认定，没有直接经验的教育，只是传递旧有的文化，不是“真正教育应有的含义。”而“新”并非标新立异，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长增高不求新而自新。”他称前者为形式教育，后者为创化教育，遗憾的是，形式教育因学校的制度化机关化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家都在喊，都在批评，然而传统的思想继续作怪，名词花样虽然常常翻新，积极适应的工作则少作，即作也更少有舆论的拥护”。可见李安宅提倡积极的创化的教育，反对消极的形式的教育。他所批评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方面破得多，立得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新名词运动”，也可说是见道之解。而李安宅所提倡的创化教育，则正可作为我们办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的办学宗旨“传承鼎新立人惠众”也表明了我校已开始朝此方向努力了。
通观李安宅先生的读书和治学观的特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不放掉人本主义的立脚点。李安宅强调，学问贵在做人，贵在为社会谋利益，这应该成为读书的最大意义.
http://www.tongdaobbs.com/ShowPost.asp?ThreadID=604
今年五月十六日,我校六十周年校庆，届时将是校友返校，冠盖云集，一片热闹气氛。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想起了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的四川师大，也有过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学者，此时重温他们的一些读书治学的经验，对于晚辈后学是很有助益的
自1963年到我校工作的李安宅（1900—1985）先生就是一位大师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学采东西，成就卓著；其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前段时间，我在阅读李安宅先生著作过程中，发现有几篇论述读书和治学的文章。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李安宅先生关于读书和研究的一些思想，以供师友参考。通观李安宅先生的读书和治学观的特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不放掉人本主义的立脚点。李安宅强调，学问贵在做人，贵在为社会谋利益，这应该成为读书的最大意义。李安宅强调了两点。第一，不放掉人本主义（Humanism）立脚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征服自然，征服社会，以及征服自己，统统都是为自己，为人类”，说到底，“统统都是以人为本。”学习目的是很重要的。目的是一切的统帅，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目的决定方向，决定路线，决定方式和方法，决定一切，一切都必须服从目的。“为何学”，即学习的目的，它决定着“学什么”、“怎么学”，决定着整个学习系统，其实说到底，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李安宅也说，“为学问而学问与只讲学问而脱离了人事道德，乃是将手段当作了目的”。第二，“我们要知道一切学问道德都是来自实际经验。”李安宅眼中的“学问之道，在有直接经验”。他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头手货，一种是二手货。头手货是自己的经验，二手货是旁人的传闻。”而“书籍无论写得怎样好，对于看书的人一不是直接经验，而是间接经验，而是‘二手货’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读书，这是因为“有了直接经验，欲得积思广益的效果，我们放着人家的经验记录（书籍）当然要参考参考；我们还无直接经验，若欲准备直接经验的便利，也可参考人家的经验记录。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读书的理由。”归根到底，就是不能不读书，不能为读书而读书，不能只是读书而不实践。因为“参考旁人的传闻，不过是直接经验的预备，或者有了直接经验以后拿来作一种比较，一番印证，所以直接经验是目的，间接传闻是手段。”对于当时的学风，李安宅一言以概之，“病在不切实际”，因此，他提倡“我们非提倡实地研究不可”。由上可知，对读书而言，目的是以人为本，过程则要“直接经验”，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获取直接经验，在实地研究中求取学问，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他一再强调，“我们是人，脱不了以人为本的主义，即知识的目的在乎增进人类的幸福”，他还针对有人反对求学的话，“求学也活着，不求学也活着”，有力反驳之曰：“是的。猪也是活着，吃猪的也是活着；亡国奴也是活着，亡人国的也是活着；受人剥削也是活着，革命成功也是活着。不过，所谓幸福不幸福，只看怎样活着而已！所以读书不是要脱离人事，乃是要使人事更丰富；不是不要生产，乃是要生产得更经济；不是不要享受，乃是要享受得更有道理。这样读书才有用处。”从这些地方，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李安宅读书治学观念中体现出的那种济世达人的宝贵情怀，能够体会那一代学者对祖国深切的爱、对学问的执著。李安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5年7月他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Zuni）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民族学调查，写成《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英文本），详细叙述了祖尼部落母系制度的结构与演变，至今犹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1936年末，李安宅自美返国，继续执教于燕京大学，主编英文刊物《燕京社会科学研究》和中文刊物《社会学界》，竭力提倡“实地研究”和“实地工作”，主张“产生正确知识的唯一方法，即在实地研究”，只有“直接得来的知”才算“知识即力量”。1938年，李安宅应顾颉刚之邀，与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夏河县的安多藏区最大的寺庙拉卜楞寺进行藏族社会调查。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李安宅住进寺院，潜心学习藏语藏文及佛学知识，经过三年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1941年，李安宅入川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抗战时期，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三个组织，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李安宅与有力焉。怎样读书，李安宅先生主要强调了四点。试介绍如下：第一，要读有直接经验的人写的书。李安宅认为，这种书才有“二手货”价值，要尽量读原著。“万不得已，也不过读一读解释这书、批评这书的‘三手货’、‘四手货’，以备参考。万不可只读批评或解释马克思的书便去反对马克思或赞成马克思，或只读批评或解释康德的书便去反对康德或批评康德。”第二，读书外，要努力直接经验。“只有自己印证过的经验才是自己的知识。浮光掠影的知识，只可谈一谈，万不能应用”。第三，“读书的时候，要了解言语文字与思想的关系。在纸片的背后，能够推出作者的原意，一层一层地好象同他亲炙辨证或共同经验，方不致堕在文字障里，永远挣扎不出来。”第四，读书和直接经验，其目的都是要增进人类的福利。“倘若得到一点平面的知识与技能，而同时失掉了与人不可分离的人格，便是本末倒置，根本失掉了所以求知识与所以读书籍的立脚点。”对照李安宅对怎样读书的系列论述，我感到李先生所批评的学风至今犹存，李安宅先生所提倡的学风，我们还做得还不够。我想起读研究生时，导师推荐我读罗尔纲先生写的《师门五年记》，全书读下来，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字，那就是“不苟且”。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太寻常，要一辈子“不苟且”又谈何容易。但是正如胡适所说，“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取的工作习惯”。只有以这种“不苟且”的态度作为治学基础，脚下的路才会更牢固，更坚实。其实推而广之，不仅做学问如此，不管是从政、经商或其他类型的工作，都是需要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的。反观现在学界，许多人仅据道听途说或浮光掠影的一点知识或信息，强不知以为知，动辄信口开河，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强作解人，自以为天下无所不知，实际上满纸荒唐言，徒增笑柄而已。拿“直接经验”来说，我们也许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很多人别说去印证，恐怕很多人连“印证”的意识都还比较缺乏。其实直接经验也不神秘，比如我们学习做论文，光看别人做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自己动手做；比如我们学理论知识，还得到实践中检查一下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或可行，等等。李安宅讲到的“语言文字与思想的关系”也值得我们重视，同样的一本书，别人能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为何我却不能得其内蕴呢？除了功底差异外，与我们是否爱思考，是否有“读书读到书背后”的习惯有密切关系。一文本之产生或存在，必有其语境，我们读书便得考察时世及作者的处境及心境，可谓知人论世。李安宅谈怎样读书，也谈到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他说，“与人接触很少的人，不过仅仅是个人（amereindividual）;必是在人家里面发现了自己，在自己里面发现了人家，藉着彼此的接触，才获得人类里的地位，才成就一个有身份有人格的人（aperson）.有身份有人格的人，才可以利用人家的产物或社会的产物，才可以读书。”可见，在李安宅心目中，读书与做人是一体的。读书是为了做人，是为了谋人类之福利，而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读书。联系现实，联系我们自己，该往何处努力，自是不待多言的了。
李安宅还批评民国时期，“学校与教育分了家，书籍与经验分了家。”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充其量，也不过是制造出方板的‘学生’，成就不了足以应付活的事体的‘君子不器’的活‘人’来”。李安宅一直认定，没有直接经验的教育，只是传递旧有的文化，不是“真正教育应有的含义。”而“新”并非标新立异，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长增高不求新而自新。”他称前者为形式教育，后者为创化教育，遗憾的是，形式教育因学校的制度化机关化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家都在喊，都在批评，然而传统的思想继续作怪，名词花样虽然常常翻新，积极适应的工作则少作，即作也更少有舆论的拥护”。可见李安宅提倡积极的创化的教育，反对消极的形式的教育。他所批评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方面破得多，立得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新名词运动”，也可说是见道之解。而李安宅所提倡的创化教育，则正可作为我们办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的办学宗旨“传承鼎新立人惠众”也表明了我校已开始朝此方向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