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90年代以来，几乎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然而，时至今日其研究成果却一直未为官方所认可，在文化系统的各理论报刊及政府文化部门的政策性文件上也鲜有提及。细纠起来，其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关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是英文“popularculture”（或者Massculture）的对译。但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却成了人们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一件事。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据金元浦先生介绍，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定过义；英国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则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理论家詹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都十分深刻的话，还有一大批媒介通俗流行文化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则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类”。金先生发表于2001年7月4日《中华读书报》的《定义大众文化》一文，仅不同的“大众文化”定义就列举了十多种。最后他将“大众文化”定义为：“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这种混乱的局面，一方面说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其次，“大众文化”概念的始作俑者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影响到了“大众文化”的接受与推广。较早提出“大众文化”概念的是立维斯（F.R.Leavis），立维斯在他和汤普森合著的《文化与环境》中指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机械性文化，其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模式，破坏了人与自然、民间性和内在性之间的联系。其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抨击。“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两个基本的预设，一是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文本），是一体化、平面化的，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并体现着统治意识形态；二是人民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时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由此出发，他们在对待大众文化时，采取的是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如刊于复旦学报的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994年第3期）一文就对大众文化做了“平庸和雷同”的判断。2002年8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登的段建军的文章《用先进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这样说：“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这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朱大可在发表于羊城晚报的《解密大众文化》一文中说，“大众文化众文化固然是民众、媒体、娱乐业和日用品制造商共同构筑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但它无可避免散发着资本阴谋的刺鼻气味。”这一切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再加上传统价值观的判断，使得大众文化永远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灰姑娘”一般，躲躲闪闪地走在大街上。
第三，中国大陆出现的最早的、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和传统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无法认同“大众文化”。在中国，“大众文化”一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以一种“反文化”的状态进行的。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就借着港台流行歌曲、言情小说、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视为靡靡之音而遭到排斥和抵抗，同时也成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对抗主流文化的武器。这一传统一直发展下去，到90年代依然如此，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张艺谋的《红高粱》，王朔的“痞子小说”，周星驰的“无厘头”等等，最初都不为主流文化所包容。直到今天，媒体关于张艺谋的电影的讨论，关于金庸先生是否合格的教授等等的争论，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其根源都在于最初的“身份”。同时，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以精英文化为中心的，强调艺术作品的灵魂、意境、思想等等，和这种以娱乐为中心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大众文化难以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大众文化”不能从中文字面简单的释义为大众的文化，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就其英文（popularculture）的词义而言，直译应为“流行文化”或者“通俗文化”。但由于最初都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它进行使用，把它和审美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相对立，从而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兴起后，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文化产品生产的工业化，而出现的一个词语。其主要的标志就是规模化、标准化。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为了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而出现的。为其推波助澜的是飞速发展的现代传媒技术。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看到它适应市场发展、迎合大众心理等表象特征，从而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庸俗化、市民化，就是低级趣味、是堕落。因此，在如何研究、看待大众文化时，出现了种种偏差。大众文化的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高，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文化正逐渐地演变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二
和西方的大众文化不同，由于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整个社会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时，中国的大众文化就已经由都市走向了乡村。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即走向主流文化，而且它是以破坏和颠覆传统的文化结构为代价的。
在这一过程里首先受到挑战的是传统的审美理想。比如，在传统的美学家眼里，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其次，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再次，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康德语）。传统的审美文化制定了美的规范，要求大家“慢慢走，欣赏啊！”希望人们在美的范式之下都去过美的生活。大众文化则恰恰逆其道而行之，要进行标准化、重复化、批量化的生产，并且以商品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和导向，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依照市场规则去创作、去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导致文本的大量产生，从而颠覆了文化产品或者说艺术产品的唯一性原则，而高科技的制作手段，保证了批量生产的高质量，使得人们欣赏艺术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财富、身份、地位等等的限制，文化文本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就此，大众文化把精神贵族、文化垄断者、文化权威等各种文化精英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彻底终结了由“小”众文化统治大众的时代。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样式都是从大众之中生发出来，又很快被统治者、被精神贵族们也就是说被“小”众们据为己有，无论是文字、诗歌、散文、小说、舞蹈、戏剧等等。大众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后，往往会因为财富、身份、地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被排斥在外，将自己的创造成果拱手送给别人。在这同时还要受精神贵族们诸如“没文化”、“庸俗”、“低级趣味”等等的奚落，甚而至于有所谓“三辈养不出一个贵族”的说法。于是，大众们常会因为没有音乐的耳朵、没有品位、不懂情调、买不起票子等各种原因被赶出了文化的大门。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这一切得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财富与地位已经无法将大众拦在文化的门外，文化文本的随处可得，让大众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进入文化的圣殿；另一方面，文本的易得又导致在艺术欣赏中，文本不再是唯一的、重要的、被解读、被理解、被欣赏的对象，意义和内涵不再是美的本意，形式与快感更多地成为审美的目的，大众更多地参与到文化的创造、互动之中，艺术的欣赏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和受教育、被熏陶，更多的变为自娱与娱人，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拉OK的普及，网络博客的兴起。
传统的精英文化、审美文化的理想是用美来改造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生活在美的规范之中；大众文化则致力于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愉悦的、快乐的，让生活泛审美化,于是，形式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从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到广告、建筑、汽车、各种电子设备等等，乃至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不打上审美的烙印。这种泛审美化的趋势，所导致的就是意义的弱化，形式的乖张、膨胀和视觉的无尽享受。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你所感受到的不正是那摄魂夺魄的美，这美的后面空泛、无力、概念化的内容似乎对你的欣赏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这样的文化面前，所谓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首先被消解和被改造。工业化、市场化的趋势，使得不以经济利益为其主要目的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走向了边缘，从主流文化的位置逐渐滑落下来。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被冰藏起来，成为博物馆、艺术馆、收藏家的藏品，拍卖场上的拍品和节日应景的摆设，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大众文化的“造星运动”不仅培养了一批批的歌星、影星、舞星，也培养出了一批批“作家星”、“学者星”、“专家星”等等。在大众媒介、电子技术的参与下，“造星”已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明星的成长，不再需要经年累月的苦练、长达数十年的学习，于是不识五线谱、记不住歌词等等都拦不住一个“歌皇天后”的诞生，没有学过表演，不会念台词，也不妨碍你成为“大牌影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群体所受过的严格训练就成为造星者最廉价也最有说服力的资本和噱头。相应的是，耐不住寂寞的知识群体，纷纷登台亮相，成为媒介“作秀”的工具，而那些声称不求名利者，也最终成为将自己作为商品、待价而沽，以求卖得一个好价钱的策略。精英就这样腼腆、羞涩，或者赤裸裸的裹挟在商品大潮里，在大众文化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着。
无独有偶，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也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旧有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旧的民间、民俗文化失去了她的生存环境，于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文化开始走向了末路。现存的民间、民俗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成为旅游业的陪衬，在向远方的人们展示其曾经的过去。更多的则是从人们的生活里、视野里永久的消失了，曾经遍及中国北方农村的面艺今天几乎绝迹，曾经是乡村婆姨们的拿手好戏的剪纸，现在已经难以在农村新盖小楼的明亮的玻璃窗上寻到踪影，曾经为乡村男女青年所喜爱的民歌、山歌，也因为“太丑”而被通俗歌曲所取代。甚至，曾经辉煌了数百年、具有几百个剧种的中国戏曲，据报道，目前也正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在迅速消失。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大众文化的不断渗透和侵蚀。大众文化不仅解构着精英文化，同时也解构着民间、民俗文化。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三
作为传统精英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你可能会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工作者，面对如此汹涌的文化潮流，你就不能不认真反思并思考一下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方向。
如前所述，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在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成果。是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虽然，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不是产生自民间活生生的原生态文化，是由商业机构通过市场化运作而产生的。但是，大众文化的创作依据、根源是来自于普通的广大民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市场化的运作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供给缺乏、供大于求与供需之间不配套，都说明我们的市场运作不成功，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人民。我们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必须从人民大众的需求出发，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化带给我们的根本启示。其次，美学、艺术理论研究表明，艺术不止于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真正完成，有待于欣赏者的参与，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产品被大众所接受、所欣赏的方式，更能表明它是否代表了大众的审美意愿。我想，我们文化界许多“精品工程”的作品往往演出一次、拿到奖后便被束之高阁，它们总不会比被无数遍演绎的大众文化产品更能代表人民大众吧。
同时，大众文化产品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传媒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现代传媒的发展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真切的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大众文化所带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勃勃生机的产业——文化产业。几千年来，文化为统治阶级、为贵族阶层所独霸，文化产品主要是为他们所服务的。因而，在文化产品的创作上，往往强调非功利、以艺术为目的。他们只希望艺术技巧的精益求精，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强调艺术产品的功利性。只有大众文化产生后，才开始强调文化的功利目的，在市场化的前提下，强调它的功利性，就是强调如何更好地满足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其实也就是在强调文艺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我们努力地去满足文化市场的需求，以商业化的方式去运作文化时，大众文化就产生了，伴着她的到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文化产业。可以说，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大众文化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审美意愿，代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是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大众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90年代以来，几乎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然而，时至今日其研究成果却一直未为官方所认可，在文化系统的各理论报刊及政府文化部门的政策性文件上也鲜有提及。细纠起来，其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关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是英文“popularculture”（或者Massculture）的对译。但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却成了人们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一件事。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据金元浦先生介绍，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定过义；英国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则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理论家詹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都十分深刻的话，还有一大批媒介通俗流行文化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则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类”。金先生发表于2001年7月4日《中华读书报》的《定义大众文化》一文，仅不同的“大众文化”定义就列举了十多种。最后他将“大众文化”定义为：“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这种混乱的局面，一方面说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其次，“大众文化”概念的始作俑者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影响到了“大众文化”的接受与推广。较早提出“大众文化”概念的是立维斯（F.R.Leavis），立维斯在他和汤普森合著的《文化与环境》中指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机械性文化，其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模式，破坏了人与自然、民间性和内在性之间的联系。其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抨击。“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两个基本的预设，一是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文本），是一体化、平面化的，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并体现着统治意识形态；二是人民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时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由此出发，他们在对待大众文化时，采取的是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如刊于复旦学报的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994年第3期）一文就对大众文化做了“平庸和雷同”的判断。2002年8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登的段建军的文章《用先进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这样说：“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这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朱大可在发表于羊城晚报的《解密大众文化》一文中说，“大众文化众文化固然是民众、媒体、娱乐业和日用品制造商共同构筑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但它无可避免散发着资本阴谋的刺鼻气味。”这一切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再加上传统价值观的判断，使得大众文化永远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灰姑娘”一般，躲躲闪闪地走在大街上。
第三，中国大陆出现的最早的、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和传统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无法认同“大众文化”。在中国，“大众文化”一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以一种“反文化”的状态进行的。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就借着港台流行歌曲、言情小说、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视为靡靡之音而遭到排斥和抵抗，同时也成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对抗主流文化的武器。这一传统一直发展下去，到90年代依然如此，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张艺谋的《红高粱》，王朔的“痞子小说”，周星驰的“无厘头”等等，最初都不为主流文化所包容。直到今天，媒体关于张艺谋的电影的讨论，关于金庸先生是否合格的教授等等的争论，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其根源都在于最初的“身份”。同时，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以精英文化为中心的，强调艺术作品的灵魂、意境、思想等等，和这种以娱乐为中心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大众文化难以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大众文化”不能从中文字面简单的释义为大众的文化，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就其英文（popularculture）的词义而言，直译应为“流行文化”或者“通俗文化”。但由于最初都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它进行使用，把它和审美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相对立，从而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兴起后，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文化产品生产的工业化，而出现的一个词语。其主要的标志就是规模化、标准化。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为了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而出现的。为其推波助澜的是飞速发展的现代传媒技术。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看到它适应市场发展、迎合大众心理等表象特征，从而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庸俗化、市民化，就是低级趣味、是堕落。因此，在如何研究、看待大众文化时，出现了种种偏差。大众文化的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高，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文化正逐渐地演变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二
和西方的大众文化不同，由于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整个社会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时，中国的大众文化就已经由都市走向了乡村。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即走向主流文化，而且它是以破坏和颠覆传统的文化结构为代价的。
在这一过程里首先受到挑战的是传统的审美理想。比如，在传统的美学家眼里，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其次，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再次，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康德语）。传统的审美文化制定了美的规范，要求大家“慢慢走，欣赏啊！”希望人们在美的范式之下都去过美的生活。大众文化则恰恰逆其道而行之，要进行标准化、重复化、批量化的生产，并且以商品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和导向，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依照市场规则去创作、去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导致文本的大量产生，从而颠覆了文化产品或者说艺术产品的唯一性原则，而高科技的制作手段，保证了批量生产的高质量，使得人们欣赏艺术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财富、身份、地位等等的限制，文化文本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就此，大众文化把精神贵族、文化垄断者、文化权威等各种文化精英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彻底终结了由“小”众文化统治大众的时代。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样式都是从大众之中生发出来，又很快被统治者、被精神贵族们也就是说被“小”众们据为己有，无论是文字、诗歌、散文、小说、舞蹈、戏剧等等。大众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后，往往会因为财富、身份、地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被排斥在外，将自己的创造成果拱手送给别人。在这同时还要受精神贵族们诸如“没文化”、“庸俗”、“低级趣味”等等的奚落，甚而至于有所谓“三辈养不出一个贵族”的说法。于是，大众们常会因为没有音乐的耳朵、没有品位、不懂情调、买不起票子等各种原因被赶出了文化的大门。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这一切得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财富与地位已经无法将大众拦在文化的门外，文化文本的随处可得，让大众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进入文化的圣殿；另一方面，文本的易得又导致在艺术欣赏中，文本不再是唯一的、重要的、被解读、被理解、被欣赏的对象，意义和内涵不再是美的本意，形式与快感更多地成为审美的目的，大众更多地参与到文化的创造、互动之中，艺术的欣赏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和受教育、被熏陶，更多的变为自娱与娱人，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拉OK的普及，网络博客的兴起。
传统的精英文化、审美文化的理想是用美来改造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生活在美的规范之中；大众文化则致力于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愉悦的、快乐的，让生活泛审美化,于是，形式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从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到广告、建筑、汽车、各种电子设备等等，乃至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不打上审美的烙印。这种泛审美化的趋势，所导致的就是意义的弱化，形式的乖张、膨胀和视觉的无尽享受。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你所感受到的不正是那摄魂夺魄的美，这美的后面空泛、无力、概念化的内容似乎对你的欣赏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这样的文化面前，所谓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首先被消解和被改造。工业化、市场化的趋势，使得不以经济利益为其主要目的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走向了边缘，从主流文化的位置逐渐滑落下来。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被冰藏起来，成为博物馆、艺术馆、收藏家的藏品，拍卖场上的拍品和节日应景的摆设，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大众文化的“造星运动”不仅培养了一批批的歌星、影星、舞星，也培养出了一批批“作家星”、“学者星”、“专家星”等等。在大众媒介、电子技术的参与下，“造星”已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明星的成长，不再需要经年累月的苦练、长达数十年的学习，于是不识五线谱、记不住歌词等等都拦不住一个“歌皇天后”的诞生，没有学过表演，不会念台词，也不妨碍你成为“大牌影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精英文化群体所受过的严格训练就成为造星者最廉价也最有说服力的资本和噱头。相应的是，耐不住寂寞的知识群体，纷纷登台亮相，成为媒介“作秀”的工具，而那些声称不求名利者，也最终成为将自己作为商品、待价而沽，以求卖得一个好价钱的策略。精英就这样腼腆、羞涩，或者赤裸裸的裹挟在商品大潮里，在大众文化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着。
无独有偶，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也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旧有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旧的民间、民俗文化失去了她的生存环境，于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文化开始走向了末路。现存的民间、民俗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成为旅游业的陪衬，在向远方的人们展示其曾经的过去。更多的则是从人们的生活里、视野里永久的消失了，曾经遍及中国北方农村的面艺今天几乎绝迹，曾经是乡村婆姨们的拿手好戏的剪纸，现在已经难以在农村新盖小楼的明亮的玻璃窗上寻到踪影，曾经为乡村男女青年所喜爱的民歌、山歌，也因为“太丑”而被通俗歌曲所取代。甚至，曾经辉煌了数百年、具有几百个剧种的中国戏曲，据报道，目前也正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在迅速消失。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大众文化的不断渗透和侵蚀。大众文化不仅解构着精英文化，同时也解构着民间、民俗文化。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三
作为传统精英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你可能会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工作者，面对如此汹涌的文化潮流，你就不能不认真反思并思考一下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方向。
如前所述，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在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成果。是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虽然，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不是产生自民间活生生的原生态文化，是由商业机构通过市场化运作而产生的。但是，大众文化的创作依据、根源是来自于普通的广大民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市场化的运作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供给缺乏、供大于求与供需之间不配套，都说明我们的市场运作不成功，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人民。我们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必须从人民大众的需求出发，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化带给我们的根本启示。其次，美学、艺术理论研究表明，艺术不止于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真正完成，有待于欣赏者的参与，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产品被大众所接受、所欣赏的方式，更能表明它是否代表了大众的审美意愿。我想，我们文化界许多“精品工程”的作品往往演出一次、拿到奖后便被束之高阁，它们总不会比被无数遍演绎的大众文化产品更能代表人民大众吧。
同时，大众文化产品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传媒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现代传媒的发展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真切的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大众文化所带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勃勃生机的产业——文化产业。几千年来，文化为统治阶级、为贵族阶层所独霸，文化产品主要是为他们所服务的。因而，在文化产品的创作上，往往强调非功利、以艺术为目的。他们只希望艺术技巧的精益求精，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强调艺术产品的功利性。只有大众文化产生后，才开始强调文化的功利目的，在市场化的前提下，强调它的功利性，就是强调如何更好地满足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其实也就是在强调文艺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我们努力地去满足文化市场的需求，以商业化的方式去运作文化时，大众文化就产生了，伴着她的到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文化产业。可以说，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大众文化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审美意愿，代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是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大众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