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交锋》一书披露，有一封地下万言书曾经点了不少杂志的名，称某某杂志被右派控制，某某杂志经常让右派露脸。其实，作者是拿意识形态划线，符合自己观点立场的文章，便称其为左派文章、“革命”文章，不符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文章，就称其为右派文章或反动文章。当下真正存在的，是一些老人或者名人，原来在思想理论界叱咤风云，撰写社论、评论、批判性文章的一些作者作家，现在很少发表文章啦，报刊亦很少他们的影响。而一大批新人脱颖而出，成为思想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扛鼎人物，社会影响日益巨大。
按说，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嘛。只是万言书作者感到不平，恐怕另有原因。他是感到有一批人，尤其是一批思想观点相近，持传统观点或者如他们自己所说持“革命”观点的人，在报刊上露不了脸，发不了言啦。这倒是个实际。套用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说法，今天确有一大批持传统理论范式，或者说持有旧的理论框架的人，不能在报刊上发言了。而另外一批持有新的理论范式，持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人，开始稳稳的占据理论发言的主要讲台。思想理论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观念竞争的结果，是读者对理论产品评价选择的结果。
不是读者对旧的理论框架理论范式不熟悉不了解，而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也不是大家对新的范式和理论框架很清楚很精通，而是太不清楚太不精通了。关键是，前者对说明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少有帮助，后者则恰恰相反。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矛盾，旧的理论框架如阶级分析的框架，无非是认为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了，无产阶级地位下降了，资产阶级人数增加了；持有现代制度主义观念框架的学者，则看到建立合理的制度缩小收入差别、保障民众合法权利的重要性紧迫性。若论解决问题的方案，旧的框架一说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对剥削阶级实行限制和改造；而新的理论框架则会提出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创造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平等互动的条件，依靠科学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调节各类纠纷的政策主张。又比如，对于人们思想观念与道德行为的变化，旧理论范式的解释常常是存在决定意识：唯利是图的经济体制的存在，必然带来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观念，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为了钱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使陈旧腐朽的道德观念滋生蔓延；新的理论框架则认为，陈腐的观念与旧道德的死灰复燃，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存在缺陷所至。欲改变人们的观念和道德，需要改变这些东西赖以存在的现实的制度。
对于今天的中国何以走向改革的历程，辩证法和决定论的框架无非是说，此乃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无所有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现实，必然要求人们组织起来，建立系统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欲建立这一体系，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获取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后，经济运行不灵活，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改革自然就提上了日程。当1966年前后社会积累的各类现实矛盾无法解决，必然会有文革这样的运动发生。而文革的失败，使改革成为必然。持有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学者则认为：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三自一包的农村政策，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工业管理理念，符合经济人的目的追求，符合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如果不是搞穷过渡，搞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革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不会像改革前那样步履蹒跚；文革是权力高度集中到个人，民主集中制缺乏严格的法律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缺乏刚性规定，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历史悲剧。欲避免此类悲剧再度发生，需要建立权力制衡、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系。
对于官员腐败现象的普遍发生，旧理论范式依然是强化修养、提高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行，即“修齐治平”这一套；而现代政治学观念则认为，人是自利的，缺乏合理的制度约束，人人都可能是机会主义者。普遍发生的现象必有制度性的根源在其中，官员权力授予、使用等等方面存在诸多明显的弊端，这是腐败横行的重要原因。关于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旧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进一步发展经济，为上层建筑的进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需要特定的经济条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现代政治理论观念持有者的看法则是：民主是一种制度建设，像大包干与人民公社体制一样，要靠明确的制度选择、认真的制度规划、扎实的制度建设来实现，等是等不来的。现实政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与我们社会民主建设、民主发展方面的落后直接有关。
旧的理论框架与旧的范式，尽管说起来头头是道、顺理顺嘴，但是经过文革灾难的人们，经过左的理论观念熏陶的民众，对于这些熟悉的观念说法，总是抱有深深的怀疑情绪：既然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那么，铁托的社会主义怎么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呢？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太落后，还是他们的文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观念相差甚远；为什么在同样的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同样的物质现实面前，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模式大不相同呢？弘扬道德理念，倡导修齐治平，孜孜以求上千年，何以封建社会的官风始终未见根本的好转，最终还是要靠周期性的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呢？民主如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人均多少美元才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呢？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我国许多年，可是选举制的民主不是早在许多年前就建立起来吗？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当时希腊各城邦共和国人均国民收入是多少美元呢？
显然，旧的理论范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现象，难以消除人们心中存在的众多困惑，在竞争性的言论发表体制下，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解释模式自然容易被人们接受。如此，新观念的持有者，如秋风、毛寿龙、鄢烈山、童大焕、孙立平等一大批理论写手自然脱颖而出。他们的文章，因为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框架的支撑，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深得各类报刊的青睐。以满足读者需要为目的，以回答人们希望回答的问题为宗旨的时尚类报纸杂志，频繁让他们露脸，乃至让他们的文章占据主要版面，就是必然的。这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而是作者所持理论框架理论范式的新旧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总之，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理论范式和思想框架就必须更新。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人过了25岁，思想就定型了，不容易改变了。但我以为那是传统年代的事，在观念进步一日千里的今天，只要人们愿意学习和更新观念，思想自然会变化。吴敬琏先生50多岁赴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今天70多岁，其思想观念比我们30-40岁的年轻人还要前卫；顾准先生身处信息闭塞、研究现实政治经济问题风险巨大的文革时期，可是他独立的思想跋涉，不是照样使自己的观念走到了现代哲学政治学的前沿地带。更有一种说法是：新观念的流布与旧观念的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新观念战胜旧观念的结果，即，不是旧观念的持有者改换了观念的缘故。而是熟悉旧观念的一代人都死光了，熟悉新的观念新的范式的一代人成长起来所至。今天，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确实已经不太熟悉传统哲学、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套东西了；40-50岁的一代人也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观念生起疑来，而坚定的传统理论范式的信仰者又“廉颇老也”。这样，新的理论范式取代旧的理论范式，理论界、言论界新人取代旧人的时代就到来了。这不是左与右竞争的结果，而是新旧理论框架、新旧理论范式竞争的结果。旧的落后的东西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它姓左还是姓右，姓社还是姓资。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版，价格22元8角
按说，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嘛。只是万言书作者感到不平，恐怕另有原因。他是感到有一批人，尤其是一批思想观点相近，持传统观点或者如他们自己所说持“革命”观点的人，在报刊上露不了脸，发不了言啦。这倒是个实际。套用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说法，今天确有一大批持传统理论范式，或者说持有旧的理论框架的人，不能在报刊上发言了。而另外一批持有新的理论范式，持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人，开始稳稳的占据理论发言的主要讲台。思想理论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观念竞争的结果，是读者对理论产品评价选择的结果。
不是读者对旧的理论框架理论范式不熟悉不了解，而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也不是大家对新的范式和理论框架很清楚很精通，而是太不清楚太不精通了。关键是，前者对说明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少有帮助，后者则恰恰相反。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矛盾，旧的理论框架如阶级分析的框架，无非是认为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了，无产阶级地位下降了，资产阶级人数增加了；持有现代制度主义观念框架的学者，则看到建立合理的制度缩小收入差别、保障民众合法权利的重要性紧迫性。若论解决问题的方案，旧的框架一说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对剥削阶级实行限制和改造；而新的理论框架则会提出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创造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平等互动的条件，依靠科学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调节各类纠纷的政策主张。又比如，对于人们思想观念与道德行为的变化，旧理论范式的解释常常是存在决定意识：唯利是图的经济体制的存在，必然带来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观念，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为了钱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使陈旧腐朽的道德观念滋生蔓延；新的理论框架则认为，陈腐的观念与旧道德的死灰复燃，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存在缺陷所至。欲改变人们的观念和道德，需要改变这些东西赖以存在的现实的制度。
对于今天的中国何以走向改革的历程，辩证法和决定论的框架无非是说，此乃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无所有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现实，必然要求人们组织起来，建立系统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欲建立这一体系，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获取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后，经济运行不灵活，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改革自然就提上了日程。当1966年前后社会积累的各类现实矛盾无法解决，必然会有文革这样的运动发生。而文革的失败，使改革成为必然。持有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学者则认为：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三自一包的农村政策，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工业管理理念，符合经济人的目的追求，符合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如果不是搞穷过渡，搞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革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不会像改革前那样步履蹒跚；文革是权力高度集中到个人，民主集中制缺乏严格的法律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缺乏刚性规定，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历史悲剧。欲避免此类悲剧再度发生，需要建立权力制衡、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系。
对于官员腐败现象的普遍发生，旧理论范式依然是强化修养、提高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行，即“修齐治平”这一套；而现代政治学观念则认为，人是自利的，缺乏合理的制度约束，人人都可能是机会主义者。普遍发生的现象必有制度性的根源在其中，官员权力授予、使用等等方面存在诸多明显的弊端，这是腐败横行的重要原因。关于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旧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进一步发展经济，为上层建筑的进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需要特定的经济条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现代政治理论观念持有者的看法则是：民主是一种制度建设，像大包干与人民公社体制一样，要靠明确的制度选择、认真的制度规划、扎实的制度建设来实现，等是等不来的。现实政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与我们社会民主建设、民主发展方面的落后直接有关。
旧的理论框架与旧的范式，尽管说起来头头是道、顺理顺嘴，但是经过文革灾难的人们，经过左的理论观念熏陶的民众，对于这些熟悉的观念说法，总是抱有深深的怀疑情绪：既然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那么，铁托的社会主义怎么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呢？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太落后，还是他们的文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观念相差甚远；为什么在同样的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同样的物质现实面前，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模式大不相同呢？弘扬道德理念，倡导修齐治平，孜孜以求上千年，何以封建社会的官风始终未见根本的好转，最终还是要靠周期性的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呢？民主如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人均多少美元才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呢？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我国许多年，可是选举制的民主不是早在许多年前就建立起来吗？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当时希腊各城邦共和国人均国民收入是多少美元呢？
显然，旧的理论范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现象，难以消除人们心中存在的众多困惑，在竞争性的言论发表体制下，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解释模式自然容易被人们接受。如此，新观念的持有者，如秋风、毛寿龙、鄢烈山、童大焕、孙立平等一大批理论写手自然脱颖而出。他们的文章，因为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框架的支撑，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深得各类报刊的青睐。以满足读者需要为目的，以回答人们希望回答的问题为宗旨的时尚类报纸杂志，频繁让他们露脸，乃至让他们的文章占据主要版面，就是必然的。这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而是作者所持理论框架理论范式的新旧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总之，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理论范式和思想框架就必须更新。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人过了25岁，思想就定型了，不容易改变了。但我以为那是传统年代的事，在观念进步一日千里的今天，只要人们愿意学习和更新观念，思想自然会变化。吴敬琏先生50多岁赴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今天70多岁，其思想观念比我们30-40岁的年轻人还要前卫；顾准先生身处信息闭塞、研究现实政治经济问题风险巨大的文革时期，可是他独立的思想跋涉，不是照样使自己的观念走到了现代哲学政治学的前沿地带。更有一种说法是：新观念的流布与旧观念的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新观念战胜旧观念的结果，即，不是旧观念的持有者改换了观念的缘故。而是熟悉旧观念的一代人都死光了，熟悉新的观念新的范式的一代人成长起来所至。今天，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确实已经不太熟悉传统哲学、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套东西了；40-50岁的一代人也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观念生起疑来，而坚定的传统理论范式的信仰者又“廉颇老也”。这样，新的理论范式取代旧的理论范式，理论界、言论界新人取代旧人的时代就到来了。这不是左与右竞争的结果，而是新旧理论框架、新旧理论范式竞争的结果。旧的落后的东西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它姓左还是姓右，姓社还是姓资。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版，价格22元8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