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罪错与功绩
作者：朱志砺 应《凤凰周刊》之约而作
2006岁末最抓人眼球的新闻，无疑是顾雏军出庭受审。
在法庭上，顾雏军推翻了所有指控，坚称自己有功无罪。
而民间舆论对顾雏军也分裂为三类：一类认为顾雏军罪有应得；另一类认为顾雏军情有可原，只是做了政治牺牲品；还有一类则比较偏激，认为顾雏军是英雄。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顾雏军呢？
在我看来，顾雏军的罪错是铁板钉钉，异常清晰的。但是，顾雏军却以独特的方式，为转型中国做出了贡献。
拉开距离看，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史时，一定会感念顾雏军曾经的贡献。
顾雏军的罪错
顾雏军一向是既存规则的挑战者。
在他的开曼注册、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就有虚构业绩、财务作假，混骗上市的先科。顾雏军曾经多次遭到负有证监责任的香港联交所的谴责。
顾雏军在格林柯尔问题上，利用其开曼注册、香港上市、大陆经营，香港证监部门很难跨辖区调查取证的特点，虚构销售与利润，事实都是确凿无疑的。（在本人2001年底所作《审视格林柯尔－科龙并购案》一文中有叙述，网上可以检索，这里不赘）
但是，我5年前帮顾雏军说的公道话，今天还要再重复一遍：顾雏军收购科龙是合法的，这跟格林柯尔是否涉嫌商业欺诈，是两回事。
顾雏军一回大陆施展拳脚，就遭遇误解。什么“空手套白狼”、“侵吞国有资产”之类的舆论指责，都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媒体记者凭空想象的。顾雏军卖掉了一部分香港格林柯尔股票，获得三亿现金，再拿这个钱来买科龙股权，怎么能是空手套白狼呢？而科龙是乡镇企业，跟国资更是不沾边。
但是，顾雏军收购科龙确实是包藏祸心的，就像刘从梦作证时说的那样，是来赚科龙的钱、吸科龙的血。
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江西格林柯尔和江西科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江西格林柯尔的人事交际费用，全部入江西科龙的帐。
二是顾雏军入主科龙后，强迫科龙采购格林柯尔制冷剂。一般制冷剂也就10几元钱一公斤，而格林柯尔制冷剂却卖到135元一公斤。而没有试验证据或经验事实证明，格林柯尔制冷剂比其他制冷剂的技术性能更卓越。不仅如此，顾雏军入主科龙后，还把攫取利益的触手伸向服务商，强制性要求科龙在全国各地的加盟维修机构，购买格林柯尔制冷剂。导致科龙全国维修网点锐减三分之一。
许多媒体、民众，甚至是科龙股东都看不懂，为什么维权律师严义明死死盯住顾雏军？我来告诉你缘由吧。
科龙是上市公司，顾雏军占的股份，先是20％，后来增持到26％。而顾雏军在大陆注册的格林柯尔是顾的私人公司，即使是开曼注册、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顾雏军的股份也在50％左右。因此，从财务角度说，科龙赚100元的可分配利润，顾雏军只能得到26元。而大陆格林柯尔赚100元可分配利润，却都是顾自己的。即使把利润挂到开曼注册的格林柯尔帐上，顾雏军还有50元的分配比例。因此，从财务角度看，顾雏军当然会为格林柯尔赚科龙的钱大开绿灯了。
顾雏军强迫科龙多花10几倍的价格龙购买格林柯尔制冷剂，强迫维修服务商购买格林柯尔制冷剂，导致科龙维修网点萎缩，使得科龙遭到侵害。科龙每损失100元，顾雏军却只需承担26·43元，而73·57元这个大头，却要由其它股东来承担。
最倒霉的是买了科龙股票的流通股东，即俗称的“股民”。当顾雏军把科龙的利益输送给格林柯尔时，他们全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权益正在遭人蚕食或鲸吞。严义明就是要挑破这层帷幕。
不难想象，顾雏军的做法如果在美国这种法治健全、监管有力的资本市场，会引起一场超级大风暴，仅仅凭侵渔中小股东利益这一条，顾雏军就得丢失董事长一职，并要承担相应的司法制裁。而严义明费尽心机之后，却还是波澜不惊。这大概也映证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没有确立规则，至少还是一个博傻市场。
至于财报假帐、挪用资金之类指控，都是事实异常清晰的，顾雏军竟然一概否认，则又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了。
诚然，顾雏军所做的虚构业绩、挪用资金之类违规事实，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非常普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总量一度达到580亿之多。所谓法不责众。
为什么是顾雏军？
这里边当然有政治因素。顾雏军的郎顾之争，顾雏军的媒体化生存，是自己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最后踏上了不归路。
顾雏军之所以不顾基本规则，即使是在高层准备拿他开刀时，仍然高调如故，是认为自己手上有个特大筹码，那就是科龙有两三万员工，要动他，就要冒这两三万科龙员工丢失饭碗的政治风险。
但是，他偏偏不清楚，他早已经无意中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他必须以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为他在政治上闯下的祸埋单。
顾雏军的功绩
顾雏军以反派角色实现了对改革的正面贡献。
我们知道，在郎顾之争前，中国思想界、传媒界有个“不争论”禁区，改革具有先天正义性。“反改革”的帽子，虽然比不上30年前的“反革命”帽子那么沉重，但也决不是轻飘飘、无关痛痒的。
郎顾之争前，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垄断话语权，高谈阔论“效率”、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员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密室产权改革。
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不争论”前提下，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成果谁享有，改革成本谁承担之类的问题，没法讨论，不能讨论。
在郎顾之争前期，新自由主义者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容，要逐走郎咸平这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但民间舆论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很快介入了进来。
是郎顾之争，终结了这种密室改革状态，也为后来以强调民生为特色的胡温新政做了舆论铺垫。
可以这样说，顾雏军以反派角色，启动了关于改革路径选择、改革成果享用与改革成本分担之类问题的大讨论，而这之前，这些问题都属于“不争论”禁区。
顾雏军对改革史的一大贡献，是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起到了刺激作用。
中国司法体系是一个以“效率”为基本取向的大系统。为了效率，强调本来应该相互制衡并形成纠错机制的公、检、法三者的联合办案；为了效率，司法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基本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通过高压，让嫌疑人自证其罪。
顾雏军在法庭上推翻所有指控，固然滑稽可笑，增加了公诉人和审判员的司法难度，但是积极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司法体系必须改革，不能让嫌疑人自证其罪，必须追求程序正义。
顾雏军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提出，要审判作为自然人的顾雏军，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先审理科龙，在司法判决法人犯罪后，再来审理自然人犯罪。看似刁难，这一条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司法的程序正义必须得到体现。
随着海信对科龙的“零成本收购”（周厚健语），顾雏军的财富故事已经终结。
我认识、了解科龙时，科龙还是一个年销售额只有2个亿的，叫做“广东珠江冰箱厂”的乡镇企业。我也把科龙作为个案来跟踪研究过，与研究科龙的证券分析师、长期跟科龙新闻的媒体记者多有交流。总的来说，顾雏军是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但是，顾雏军也是一个蔑视规则的冒险家。
顾雏军本来可以调整行为模式，争取外脑的智慧支持，选择自保的。但是，顾雏军选择了激烈的对抗模式。也因此，顾雏军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理性思考空间，让我们去审视改革史、审视资本市场、审视企业经营环境、探讨企业家的财产安全与人身自由之类大问题。
（作者朱志砺系资深企业战略咨询师、企业家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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