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读罢9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两篇报道让人感慨。其一称，国家11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小组已成立，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如果不出意外，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将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另一新闻说的是我国现有医卫资源分配不公，80％的医疗费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一年政府开支就高达约500亿元。

    肩负重制新医改重任的有关人士，在当前环境下，即便不能做到几易其稿、几上几下，充分聆听民意，以期贴近民心，也应力求使重制信息畅达，力避重蹈“推倒重制”的老路。让人遗憾的是，制度设计者们依然还是一幅欲抱琵琶之态，轻飘飘透出一个“英国模式”，就想让正翘首以待的百姓欣慰，只等年底或来年“看病易”的曙光照过来，我看悬！

    主因有三：其一，中国国情和英国相差太大，“英国模式”未必行得通。英国是经济发达国家，且人口仅6000多万，在公共医疗事业方面，别人是比较“绅士”的，也就是说不太追求效率，只求健康保障；而中国有13亿人口，是发展中国家，底子薄。在落差巨大的两种国情下，去青睐一种冰冷的模式，显然这种思路的开始便有 “偏航迹象”。

    之二，就算“英国模式”能暂时遏制公立医院攥利野心，但我认为，未廓清公共医疗利益关系，在目前的制度执行的疲软环境下，必将踏上“虚化”之路。因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是GDP来决定的，而非将百姓“看病易”作为风向标。英国人担负的民生沉重度比中国轻得多，他们的地方官员对一项制度执行的动力不需要像中国这般急迫，且他们的从政文化里的“变通因素”较少。于此，只要还牵涉到官员的个人利益，他们便不会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即便执行也是“走样”的东西。这如同国家推广廉租房一样，地方政府觉得无利可图而终归失败。

    再者，社区医疗所和农村互助卫生院办起来是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们在当今市场上挺下去，如何在医卫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狭缝中去寻一条生存之路。由于八成的公共医疗资源在党政干部身上，显然，这种“寻路”是艰苦的。因为，他们必然面临着付房租、工资、设备购进，还要对付不计其数的检查、税费、吃拿等。

要我说，我们的邻邦印度对公共医疗的做法到该受到青睐，因为我国与印度的国情相似点颇多。印度有着10亿人口，他们经济还不如我国发达，在57年前就实行了全国免费医疗，并将“免费医疗”刻进宪法。曾经有人担心过中国实行免费医疗会不会浪费，在印度，富人可进较少的私人医院，公众可以免费治病，由于公立医院的监督和跟进措施的细化，浪费药品的现象很少。

    实际上，重制医改不能弄成像中国足球那样的怪胎，什么一会儿学德甲，一会儿又学英超，最后弄得“四不像”。我们的社会亟待印度那种全民免费医疗的思维的倾注，让“以人为本”的举国尊重生命权意识和还百姓“看病易”的医卫思想刻进决策者和我们社会体系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