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等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
 
　　与此同时，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进入第一波疯狂和失控的阶段，“革命有理，造反无罪”，“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口号不仅成了革命、夺权、造反的标签，还成为生活、交通、收入的通行证。毛泽东在3个月内8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更助长了这种趋势。全国串连的人数以亿万计，造成全国停学、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

    历史就是那样捉弄人，几千万红卫兵在经历了最初的疯狂后，马上成了各种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利用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疯狂热爱，多种场合多种手段假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红卫兵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们这些对政治幼稚，对领袖崇拜的热血青年在红卫兵的旗帜下都成了思维的侏儒。以为自己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对于当“工具”的可悲虽然不是一无所知，也常常心甘情愿。不到一年的疯狂之后，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决定取消原定的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8月后，串连活动基本结束。

    结束了躁动，失去了串联特权后的红卫兵们立刻卷入“造反”和“保皇”的派别争斗中，一部分发了昏的人开始了武斗，很快星风血雨的武斗在全国愈演愈烈。为了避免局势失控，毛泽东一挥手，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打起背包去了“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以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件中，红卫兵注定成了悲剧的角色。

    四十年过去了，回忆那场浩劫，总离不开红卫兵这个中国特定历史的角色。现在，当年的红卫兵大多数已到退休年龄。作为曾经的一员，回忆起当年悲剧性的角色，我觉得至少有些教训值得汲取。首先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人不能够禁锢思想，失去思维之自由，否则，所有一切的造神和狂热一定要再次发生。其次，政治一旦演变为全民的运动，法制就要失灵，时代就会疯狂，最后逃脱不了历史的悲剧结局，虽然文革已经过去30年。最后，对文化的摧毁和对人性的践踏一样可怕，而且其修复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付出。

    四十年后的今天，写下这些是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红卫兵不再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