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施特劳斯，1848年生于莱茵河畔的巴伐利亚，后随家人移居美国，内森家族承袭了犹太人的聪明天赋，他们在美国经营起一间小店，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意人。由于美国南北内战的影响，施特劳斯一家在美国境内不断地举家迁徙，后来到了纽约。

1881年，30多岁的内森加入家庭生意后，显示了他的杰出经商天才，他不仅深谙经营之道，并且受到雇员的极大欢迎。经济历史学家戈登是这样描写这个有很好修养的商人的：内森总是衣着整洁地在商店里转悠，说些当天的热门话题，向每个人问好。他还为雇员提供午餐室，以成本价提供伙食。

不仅如此，这个商人还有着天生慈善的智慧与胸襟，当他成了公司的独立所有者后，除了稳步扩张生意，他还发明了讨价还价的销售模式，将商品定价成奇数而非偶数，比如定价往往在15.95美元，而绝不会将价格定在16美元，让顾客有一种便宜归属感。事实证明，这种胸襟让内森赢得了更大的市场，甚至让他的商店成为当时纽约最大的商店。

戈登将内森称为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圣·施特劳斯”，认为他是商人中的大圣人和好人。戈登说，赚钱永远不是内森的惟一目标，这个商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他时刻给穷人和最需要他的人以巨大无私的帮助。

圣人·内森

19世纪90年代美国遭遇破坏性经济萧条，在1893-1894年“那个可怕的冬天”，内森给整整140万人发放了肉票，第二年，他发放了200万张煤票、饭票，并建造收容所。内森不仅有慈悲胸怀，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性智慧，他将他的行动抛弃了简单施舍的色彩，他明白人的尊严，所以他向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收取象征性的5美分作为费用，交不起钱的则完全免费。当时每桶煤市场价格是20美分，他卖给穷人的每桶只需5美分，并向他们免费提供了2000吨煤。

与此同时，戈登说，内森永无止尽地努力保证美国儿童获得安全的牛奶供给，当时美国牛奶的生产与存储、流转等诸多操作环节极不卫生，很容易引发多种致命疾病，牛奶成为19世纪美国城市儿童死亡的传播者。内森当年向市场提供的牛奶同样成为致命武器。但当他发现这种情况后，感到震惊，并且立刻改进工艺，第一个大规模向市场供应消毒牛奶，并陆续在贫民窟建牛奶站，分发消毒奶。儿童死亡比例得到大大下降，1871年，纽约城只有6名儿童夭折。

内森一直兼有商人与公共利益守护者的双重角色和职责，后者甚至远胜于前者。上帝给他安排了一项拯救社会弱势的使命，同时赋予了他一个商人的外在有力形式，使他通过这形式得以将使命推进。他后来担任了城市健康管理委员会主席，向城市孤儿院捐赠消毒奶。尽管遭遇牛奶发售商、官员和其他人的反对，他本人甚至被捕，但这种坚持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正义抗争，陆续得到许多城市的支持。内森用自己的钱在36个城市建立297个牛奶站，25年间，直接拯救了总共44.58万名儿童。

历史记住了内森，并让他永垂不朽，这是商人的无比荣耀，尽管美国至今没有一座有形的高大纪念碑将他铭记，但是没有人怀疑心中的信仰与那个名字。这样圣人一般的商人，不，是企业家或者叫爱国者，世界层面上是不多见的。

 曾经有人问过我，企业家与商人是不是一个概念。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的确，商人和企业家是两码概念。商人不过就是一些通常我们见到的，那些西装革履又装腔作势、开着豪华车子又住着好房子的那些知道大谈生意经、从不讲人的原则与人话、并且时刻以一种教训人的口吻凌驾于市场、规避政策风险的企业主。商人不过就是一群企业主，而不是企业家。在人性智慧与人格魅力的层面上，他们的外在与内心一片苍白。

企业家代表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大利于人，大公无私的境界，这个词汇和职衔在中国恰恰是没有人可以承当的。当一个企业主被赋予了企业家的头衔之后，不仅仅意味着他对于我们的国家经济有极大的裨益，不仅仅意味着他所领导的企业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永续的动力与新鲜思维，更重要的是，他还需要有内森一样的胸襟，他对公众利益是个忠诚的守护者，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公众利益与福利的改善是他的职责与工作所在。

在中国，我没有看到此类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内森一样的境界，做商人是不需要人格的，只要是一个人就可以便宜行事，但是要做商人中的圣人，却不仅需要人格，还需要有境界，人格的境界。

没有人怀疑内森是个商人，也没有人认为他不是个圣人，事实上，商人与圣人本来是一体的，二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步之遥。我们不能否认，内森当年可能也抱有个人本位利益的想法与打算，但是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他的公司范围，这让人看到，一个商人，不是为了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忙碌奔走，他的公司不过就是为公众与穷人服务的忠实工具和机器，他在为改善社会福利与造服民众而努力。

                                              中国无圣人

中国呢？有这种商人和企业家吗？没有！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胡雪岩，中国的人们一直致力于推崇，认为此人的境界实在高明，值得学习。可那不过就是一个深谙官场规则，圆滑精明又世故的、懂得钻营取巧并依附权力来进行个人商业活动的人物，那不是个企业家，只算是个商人。

再看看现在的企业商人吧。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一流的，不论是否属于暴利，总之，中国大型城市里面一个楼盘下来就是十数个亿的利润。这使得房地产今年又蝉联了十大暴利行业榜。这样一个富有的行业里面，商人们都在干什么呢？

富有本来不是罪过，可是富有的人们希望更加富有，这势必影响到穷人和不富有者的生活与状态，因为富有者一味富有，却没有尽最大努力去支持穷人，帮助穷人，没有将此当作一项日常义务、责任或者头等大事。尽管他们有理由声称，他们是向国家贡献过税收的。但是那不过就是一种不情愿的强迫性行为罢了。

我们的商人们，捐助一点款物给穷人，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立刻都知道他有多么慈悲，凡是能请得到的大小媒体全部请到，现场见证他的表态和壮举。北京的潘石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记得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的企业差不多都在行捐助之事，当然，是因为政府发出了倡议。当时潘石屹的推广部给我发来了邮件，声称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并且倡议捐助，并且在某个特定时刻将会在他们的售楼处举行集会活动，邀请我出席。这邮件里面，他们还给我附带着发来了海啸过后浸泡在水面上的密密麻麻的肿胀变形的尸体。

我感到恐惧，震惊，同时恶心。震惊是因为死难者都在水面上飘浮，像一堆堆泡沫垃圾一样。恶心的是，一个世俗的商人在稍微拉开他口袋的一点缝隙的时候，借机邀请媒体大肆炒作他的英勇与慈悲。我倒是想问问，就不能低调一点点吗？就不能做得有人性一点点吗？就不能装作哪怕掩饰一点点，然后不小心被媒体给曝光出来吗？

潘石屹的推广部不断地邀请媒体，请他们到场，他自己一边却说实在不愿意跟媒体谈论过多捐款的事情，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而在那前后，媒体给出的报道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们用白纸黑字来学渲染说，有多少榜样可以铭记，说潘第一个代表地产界跳出来捐款，实在值得我们恭维。似乎世界末日中，独有一位潘石屹大圣人在拯救东南亚的人们。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这对于他们在国人面前原就不好的形象会有任何实质性帮助和扭转的可能。

奇怪的事情总是以这样滑稽的面目视人，一位企业家的个人QQ号可以借机拍卖到10万人民币，一位三流歌星随手剪下来的一根胸毛也能被人疯了一样地哄抬价格。与其说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慈善，不如说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高调得让人吃惊。无聊的人们加上无聊的表演等于投机性慈悲壮举，刻画出来的是个个争当圣人的荒唐与无知。中国也就是以这副美妙世相示人的吗？

海啸这场活道具，给了中国商人充分的表演空间与机会，那时候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海啸经济”，这种经济手段主要表现出来的形式完全是商人们在大打死人牌，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公信和口碑，这不是胸怀天下，这同样是在钻营取巧。这能不让人恶心吗？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开发商，跑到山坳里面去扶个贫帮个困，去建立一所成本不高的希望小学，动辄就带领一个媒体采风团去参观访问，新闻通稿满天飞，大鸣大放毫不知羞，似乎中国有无数的救世主在同一时刻诞生了。这的确是在做慈善，是“做”出来的慈善。可这同时何偿不是在劳命伤财，只怕学生还没进驻，学校还没得以启用，一切都归于平静了，没有后续的美好故事。

慈悲已经与商业利益私通了，这是一种多么扭曲而可怕的事物，商业利益借助慈善事业得以起家，发展，名声在外，得逞，慈善已经没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用心。这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有资格永垂不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国有的都是一茬一茬让人记恨的锦衣华服的富有者。不让人记恨，恐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好感和拥戴。

时代需要呼唤内森，只要这世间存在一天的不平等和贫穷，就需要有内森存在，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离内森的境界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