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生活中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谢 江
（原中国杂文家协会理事）
当我把《相对论经济学》部分手稿接到手里的时候，我一下被书中的“差异”二字给弄糊涂了。差异本来是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有什么论与不论的？可是，当我一口气把它看完的时候，才晓得是我出了问题。原来，他书中讲得那个“差异”是一个哲学或者说经济哲学的范畴。差异及差异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炫耀的，因为它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可问题的关键是他能运用差异阐述经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形成均与差异的积累与负积累有关，使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差异王国，而且也使人对差异的研究再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大有点令人大彻大悟的感觉。
现试作读后感，愿求教于大方之家。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在前人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充分证明：事物中的差异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而差异的变化又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所以，它们的表现形式是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现在，我把这如烟的往事和纷繁的现实生活现象用差异论的观点来加以剖析、归纳、研究和探讨，就可以起到举一反三，豁然贯通的作用。
一、认识事物从差异开始，明者见之，智者研之，圣者用之，痴者逃之，庸者弃之，昏者悖之
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相传我们的祖先伏羲画八卦而文王演周易。在八挂中，“乾三连”代表为天；“坤六断”代表为地；“离中虚”代表为火；“坎中满”代表为水；“巽下虚”代表为风；“艮上满”代表为山；“震下满”代表为雷；“兑上虚”代表为泽。这是我国古人对差异现象的最早阐述。
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一文中明确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指出：“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还指出：“以天下之至柔，弛骋于天下之至坚”，“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圣人病病是以不病”。这是我国古人对差异现象的最早论述了。在老子看来，客观事物中的“柔与坚”、“福与祸”、“高与下”、“有余与不足”、“有病与无病”既存在着差异，也存在着差异的积累与转化。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差异，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差异，有动物、植物、矿物的地方无不存在差异。差异之表现可谓深也、细也、精也、妙也、大也。真是举不胜举和谈不胜谈也。
（一）差异性在音乐艺术中的表现
我国古代郑之史官史伯有言曰：“声一无听，色一无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音乐中，若没有不同和对立的声、色、形、味的差异与和谐，就不会有艺术的产生与音乐的发展，更不会有音乐艺术的不同风格与多样性；相反，如果在音乐中只是同一音色味数量的增减，也就显示不出不同音色差异与艺术的无穷魅力。
比如同样的7个音符，阿炳可以演奏出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冼星海可以演奏出铁马银河，气势雄浑的《黄河大合唱》。同样的音符，张寒晖用一曲《流亡三部曲》使围剿陕北的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思乡厌战；而郑律成则用一首《解放军进行曲》鼓舞千百万战士走上杀敌立功的战场。用同样的音符，伟大的波兰钢琴家肖邦用自己演奏的歌曲开创了欧洲音乐史上民族派的先河；而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则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把人们带入了柔情与欢乐的艺术天堂。这些都是差异在音乐艺术中的生动体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就是韵律与音符之差异与和谐的综合表现。没有差异与和谐，也就没有音乐在美学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差异也就没有音乐艺术，没有差异更没有音乐艺术美。
（二）差异性在绘画艺术中的表现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即生活”；雕塑大师罗丹说过：“不是生活中缺少美，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罗丹所谓的发现，即是说要通过生活中蕴藏的千变万化的差异去发现绘画艺术的源泉——美。
同样的色彩、线条，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通过十二个人的眼神差异，表现出出卖耶苏的犹大的恐慌、愧疚的心理；我国明代大画家唐伯虎则通过一只与众不同的雄鸡，从“平生不肯轻言语，一唱千门万户开”的情韵中表现出画家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情怀；同样的色彩、线条在张大千笔下充满敦煌艺术的古朴，雄浑与西洋美学的差异与和谐的统一；而在刘海粟笔下则浓缩着黄山的风韵与传统画法的融汇。“独上天都最高峰，踏尽云根翠色浓。露袭芒鞋风袭秀，笔飞彩瀑墨飞龙。”艺术大师刘海粟正是从黄山与其它高山的差异中开拓出山水画中的独特流派的。
齐白石在解放前画“白菜”，是为了抒发“是谁使我老良民，面皮化作青青色”的悲愤之情；他画“松”则是为了表达“安得老天怜此树，风雨雷电一起来”以呼唤暴风雨的心声。解放后同一个齐白石，他画得却是“和平鸽”、“英雄的志愿军”，并向毛泽东用书画表达“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高尚情怀。这些都是由于环境、感情的差异与变化，在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意境与风格。
我国清代画家石涛和尚有言曰：“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一个画家只有突破陈规，大胆地表现差异，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才能够表现出真正的美学价值。因此我们说不通过差异来表现艺术的美，也就没有画家的艺术生命。
（三）差异性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
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指出：“文艺创作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应当写出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性格。”恩格斯所谓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性格，就是指人物所处的环境与性格方面的的差异。
相传施耐庵在写《水浒》之前，先请画家为他画了108个性格迥然不同的英雄人物，经过静观默察，仔细品味后才写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群雄图。比如在书中，同为猛将，鲁智深是粗中有细，“芒鞋踏破随缘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纵然剃度在莲台下，手中武器不敢防下。”而李达则是粗中有勇，如“刀砍杏黄旗”、“江州劫法场”等充分表现了这种性格。同样是“逼上梁山”，宋江与林冲不同、武松与阮小二不同。
在《三国演义》中，同样写强兵被弱兵所败，但在赤壁之战中的曹操是因“骄兵”而败；彝陵之战中的刘备则是因“愤兵”而败。
在《红楼梦》中共写了数百个人物，但每个人物的性格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为贵族小姐，林黛玉与薛宝钗不同，“一个是琅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同为丫鬟袭人与晴雯不同，一个是“妄自温柔和顺，空云似贵如兰”，一个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同为贵公子则贾宝玉与贾环不同，同为无赖子弟贾琏与呆霸王薛蟠不同，同为贵夫人邢夫人与王夫人不同、李纨与王熙凤不同，同为平民女儿尤二姐与尤三姐不同。
这些人物性格中的差异，正表现了作家的艺术匠心与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在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创作的生命力，更没有作家的艺术风格。当今之世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倾向，是差异的负积累和负效应，是文艺创作的天敌。
（四）差异性在教育学中的表现
中外古今教育学与心理学都向我们提示出一条真理：人的先天禀赋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是通过后天教育与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
我国古代教育家荀子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又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在荀子看来，骐骥与驽马本来就存在着差异，但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结果这种差异也是可以得到改变的。
大教育家孔子根据学生的差异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他说：“求也退（谦让）故进之（促进、鼓励他）；由也兼人（好胜过别人）故退之（教育他注意退让）”。这是孔子针对学生的差异而进行的启发式的教育。孔子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一三隅反，则不复也”。结果是“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这种教学效应中的差异，是因材施教的必然结果。其中“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更是差异论之花在教学实践中结出的丰硕果实。
我国当前在教改中，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的差异提出了弱智儿童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和体现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又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些正是差异性的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随着差异性在教改中的不断推广，各种类型的人才一定能够各得其所，使高才生能大展才华，中等生能循序渐进，差等生能够逐步得到转化。
（五）差异性在中医药学中的表现
祖国中医药学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差异论史诗。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该努力挖掘加以提高。”在我国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医学典籍中，处处都闪烁着差异论的思想火花，章章节节都浸透着差异论的思想光辉。
相传神农尝百草，一日中毒七十余次。他就是从亲身实践中去探讨中药性味差异的先哲。后人根据他的经验写成了《神农百草》。
汉代医学大师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根据人的疾病阴阳变化的不同差异，提出了辨证施治的医疗原则，并写成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明代医圣李时珍刻苦钻研二十七年，认真辨析动物、植物、矿物中两千多种中药的不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震惊中外的医药典籍《本草纲目》。
王叔和根据人体脉象的不同差异，如浮沉、迟数、滑涩、洪细等，写成了《脉经》；杨继洲根据人体中手与足的三阴与三阳经络的差异与任、督等脉的相互交错，经过认真研究，写出了《针灸大成》。
同为“麻黄”，叶则发汗，根则敛汗；同为桑树，桑叶、桑白皮清痰止咳，而桑椹则补需益气，桑寄生则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同为红花，少用则养血，多用则破血；同为川军，少用则健脾，多用则攻下；同为柴胡，少用则舒肝理气，多用则疗饥解表。
再从方剂学上来看，同为川芎、当归、熟地、白芍组成的“四物汤”，如加“桃仁、红花”则可调血；如加“阿胶、艾叶”则可温宫；如加“黄芩、黄连”则治疗血热；如加“四君子汤”与“黄芪、肉桂”则能气血双补。
另外从用药的原则上来看，根据男女不同、老少不同、强弱不同、四季不同和病情的不同，用药的情况也就不同，所谓“热者清之，寒者温之，有余者消之，不足者补之”。用一句行话说，“病百变，药亦百变，用药如用兵”。
所以说差异论是祖国医学的灵魂，差异论也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没有差异论也就没有祖国医学的发展。
6、差异性在军事学中的表现
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的《某攻篇》中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以”。又说：“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根据敌我双方矛盾冲突的不同差异，孙子在战略与战术上做了如下分类：上等的策略是攻破敌人的计谋；其次是通过外交途径阻止别国的联合；再次才是击破敌人的武装力量；最下等的策略才是攻占城市。在孙子看来动摇敌人军心，征服人心才是上上策。
在战术运用上，孙子根据敌我双方的不同差异，提出了“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站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由此可见，一部《孙子兵法》就是一部通过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用差异论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用兵的典型了。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孙子谈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选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具体继承、运用并发展的“孙子兵法”中的理论，建立了一整套闪烁着马列主义真理光辉的战略、战术思想。
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游击战不同与阵地战的差异，提出了“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驻我扰”的战略主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在1947年秋冬之际，解放战争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折，他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1948年冬天。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前夕，他又提出了要用天津方式、北京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同志可以说是具体运用差异论思想指挥战争，夺取胜利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典范。
二、逆境造就强者，苦难是培育人才的学校，由失败到成功是造就成功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摇篮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对上述问题加以罗列，是想提醒人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差异是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确实是个与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事物，也是个混淆不得，又必须得加以认真对待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只讲矛盾不成，只讲差异也不成，而只有将矛盾和差异联系起来一起来讲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首先是自觉的差异论者，因为讲差异就是讲求实事求是、讲联系、讲发展，讲差异就是让我们历史的、辨证的、唯物的看问题。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是发现不了差异的，也是看不到差异与差别、差异与矛盾和矛盾与差别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更不要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了。
远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还处在星火燎原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各阶级分析》中具体运用差异论武器，分析了三敌四友的情况，从而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47年，在解放区的土地运动深入开展之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在地主阶级中要分清封建地主、恶霸地主和开明士绅；在农民中要分清富农、中农和贫下中农。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所以中国民主革命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与苏联要有区别，这就是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而工人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广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友人。当然，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4页）然而可惜的是，在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差异论思想没能完全彻底地贯彻下去，其标志就是他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犯了矛盾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还险些把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向灾难的深渊。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个从矛盾的旋涡中解脱出来的革命战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特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差异论精髓，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何谓特色？我们再也不能把客观事物的差异性属性当作矛盾的“特殊性”来看待了。差异就是差异，又怎么能把差异当成“特殊的矛盾”？如果没有差异哪来的特色？面对“文革”的失误和中国的国情，小平同志提出了“分两步走”和“两手都要硬”的战略主张。具体做法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和“先让一部分沿海城市开放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证明邓小平的“双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教条主义和平均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
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已经决定了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我国目前又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绝不可以盲目地套用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学说来神话和歪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属性。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67年版，第1257页）
任何一项有价值的事业都是从不断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从艰苦的环境中锻造、成长壮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有成功也就会有失败。成功和失败本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要紧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觉醒，能够从苦难与逆境中跌倒了再爬起来。人是如此，国家政治是如此，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是如此。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也。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犀利地指出：“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祸患者国恒亡。”司马迁也在“抱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身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所说的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都是能正确对待环境、地位的差异，而又能在苦难与逆境中积极奋起、有所建树的典型。
相对论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也是塞上沃土中在改革开放年代里培育出的一株理论奇葩。尽管它先在还很稚嫩，很不完善，或许还有许多值得推敲、商榷的地方，但它却孕育了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因此它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孟子云：“舜发于天畎亩之中（尧在历山耕田人中发现了舜）；傅说举与版筑之间（殷武丁从泥水匠中推举傅说为相）；胶鬲举于鱼盐（文王从贩鱼盐人中发现了胶鬲）；管夷吾举于士（齐桓公从狱官的犯罪中发现了管仲，并任之为相）；叔孙敖举于海（楚庄王把隐居海滨的叔孙敖任之为令尹）;百里奚举于市（秦穆公把从虞逃到秦隐与市的百里奚用之为相）。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上这些古代先贤都是由于能够正确对待地位与处境的差异，做到矢志不渝，最后在逆境中成为强者的。
前人的经验、教训、实践都在昭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凡成功者必须是实干家、事业家、战略家，因此也就必须研究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的大量差异，并能够正确分析各种差异形成与发展的变化、运用差异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探索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做到在差异中创新、在差异中锻炼、在差异中奋起，而不是在差异面前灰心丧气，甚至在差异中倒下。让我们用差异论的彩笔绘制出最新最美的画卷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
1995年12月27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