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答老泉先生《我们需要中肯的意见》

                                                                 王贵成
    鄙人的《由当年北大清华国文考题说起》一文在2006年9月29日《杂文报》登出后，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在时下应试教育肆虐横行的时代大环境下，既得利益者自然要为其百般狡辩藉辞推托，何况，还有不计其数的早已被应试教育驯服成奴隶的随波逐流者，遭两句批评自是情理中事。而且，自己的文章能得到别人的批评，说明还有点反响，比死气沉沉要好多了。只要别人批得有理有据，评得合情合理，对我以后的著文读书将有很大的帮助，我将非常感谢这样的批评。可是读了江苏老泉先生的批评文章——《我们需要中肯的意见》一文后，怎么也找不到一点能让我信服的地方。对这样的批评本来没必要理会，但其糊涂思想在当今教育界却是根深蒂固，因此我就再多说几句。

    老泉先生很不满我“狠狠批评了现今的语文高考试题以及应试教学，并盛赞‘当年清华北大的国文考试题虽简单，却能为真正的语文学习服务，使语文学习成为精神资源的开发过程，成为提升生命品位的过程，成为人生质量的优化过程。’”他由此义愤填膺地反问道：“如今的语文高考试题和应试教学确实需要大力改革，但是否真如《由》文所批评的那样没有任何优点呢？” 我还以为他能举出什么雄辩有力的论据，只是说当年清华北大的国文考试题里都有解释词语（包括成语）的考题，这样做是考死记硬背的东西，那才是“误人子弟”，不如现在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更能“提升生命品位”、“优化”“人生质量”。我不想高谈什么考试理论，只想问一句，考生做对了选择题，是否就真的理解了每个词语的真正意思？相比用简答的方式，哪个更能真实考查出学生对词语的积累水平？我想，只要是上过学教过学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心知肚明。这样的论据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然了，老泉先生似乎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他认为北大清华“当年的几道作文题，平心而论，也并不比‘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山的沉稳，水的灵动’等高考作文题精彩。”这就涉及到一个让学生写什么样的作文问题了。尽管现在提倡“真性情、真表达”，让学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但到了应试作文上，还是围绕着“时代主旋律”要求学生积极健康地写作，包括高考指挥棒所出的作文题，比如上面的那两个题目，也是远离真实的社会人生，玩着朦胧般的深沉，学生们依旧在睁着说瞎话。从小习惯了谎言，只能随波逐流，这样的学生怎么能为未来的中国去奋斗去牺牲呢？我不禁想起了王淦生先生在其杂文《是直面民生，还是沉湎于“高蹈的艺术”》中的一段话，“教育第一面对的应当是国计民生，关注的是天下苍生。那种钻在象牙塔中沉湎于‘高蹈的艺术’的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一批远离社会、远离民间的‘高士’，而非‘舍身求法’、‘为民请命’ 的‘脊梁’。而这样的‘脊梁’绝不是单凭考试场上的高分和飘逸的文章就可铸成的。关键还得让他们有一双关注民瘼的眼睛和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现在的应试作文就是“钻在象牙塔中沉湎于‘高蹈的艺术’的教育方式”之一种，这样的作文只能贻误国家民族的未来，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犯罪，还有什么优点可言呀！当然北大清华当年的几道作文题并非尽善尽美，但只要看看题目，“你从读书以来，对于学问的兴趣经过几次转变？试说明其经过及原因”，“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学校与社会”，这些作文题引导学生或专注学问，或关注社会，其导向作用比现在的高考作文题要强多了，更要精彩得多。

   老泉先生最后还指出了本人撰文的错误所在，“时不时地拿过去的和现在比，并总以为今不如昔的思想是偏颇而缺乏依据的。”首先我得申明一点，本人并非复古主义者，不会愚昧到“总以为今不如昔”的地步，只是觉得现在的教育委实不敢恭维，“今不如昔”是早有定论的事情，并不是我这个无名小辈乱说的，这点没必要再多说什么。单说高考试题，北大清华当年的试题是简单了点，但它与当时的语文教育是相辅相成的，20世纪上半叶之所以能有国民不弱的文化素养以及繁荣鼎盛一时的中国文化学术出现，谁能说与那种简单考试无关呢？不需要考生浪费长年累月的时间去进行大量且专门的应试训练，而让学生进行真正的语文学习，考试只凭平日的基本功就够了，更不会发生一份高考题就把大学里的中文系教授和作家们考得人仰马翻的黑色幽默，这样的试题，我们现在有吗？再说了，现在的应试训练除了作入大学的敲门砖之用外，对学生究竟还有什么伟大的效用呢？本人愚笨，绞尽脑汁也没想出，老泉先生，你为什么不在文中赐教一二呢？

   动不动就不让人“拿过去的和现在比”，一比，就说是“偏颇而缺乏依据的”。这话我越听越不对味，总感觉这不像在以理服人，倒像一个官僚味十足的公仆正用大话套话装腔作势地教训他的手下。新时代如果还有这样的人对教育指手划脚上纲上线，我们的教育要想进一步改革，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