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
内容提要：变具体的事物为抽象的范畴，变现实的问题为天国的问题，是哲学高深莫测、远离读者的根源。事物的特性与规律，是人们通过具体事物的观察研究获得的，不是通过语词或范畴的推演获得的。应用抽象方法应注意将抽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宏大关系的研究走向具体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抽象抽象范畴游戏实践
时下，哲学至少面临两大问题：一、哲学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少，就是对哲学感兴趣乃至学习研究哲学的人，也不大爱看哲学文章；二、与此相适应，哲学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作用愈来愈小。当然，哲学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象流行音乐一样成为时尚。文革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引经据典、论述口号、诠释政策的现实需要，使得哲学仿佛进了寻常百姓家；改革之初，真理标准的讨论，为突破左的观念禁锢，解放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哲学理论因而深受世人瞩目，社会作用与社会影响巨大。这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不能奢望哲学长期保持这样的社会地位。本文所谓的影响或作用小，指的是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表现，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就它应该具有的影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而言，太不够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可以看到这种作用；从波谱尔哲学在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也可以看到彻底的有说服力的哲学理论所起的作用。形成哲学当然是国内哲学目前状况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过度抽象是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哲学总是将现实的问题变成天国的问题，将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变为极度抽象高深莫测的问题，使普通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
一、天国的玫瑰
据说经院哲学曾经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天国的玫瑰是否有刺”？没有见过他们的讨论文章，不知他们是如何争论的。但凭我们的思辨经验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部分人认为“有刺”，因为不论从现实的概括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抑或从观察到的无数事实中，均可以得出此结论；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刺”，因为从神的历史、神的创世纪、神的超凡脱俗、神灵的显现中可以逻辑的断定：天国的玫瑰不同于世间的玫瑰。并且论者还可以例举出众多证人证言，如“我在梦中见到的玫瑰就是无刺的，它是那样神奇那样好看……。”争论的结果不难想象：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因为没有人能够去天国。普通人的疑问在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玫瑰，为人们观察测量、做出判断、实施推理提供了如此充分便利的条件，经院哲学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偏要离开这一切，将人间的玫瑰提升为天国的玫瑰，然后从天国的玫瑰开始自己的研究探讨呢？像费尔巴哈对抽象的理性哲学所提出的疑问那样：黑格尔从存在开始，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不从存在本身，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1]
我们的哲学研究同样如此，现实具体的事物总要变为抽象的事物，具体可感、能够实际把握的概念总要提升为高度一般化的理性概念，方才开始其讨论研究。假定哲学研究动物的特性和规律，如果从山羊、海豚、蜻蜓、猫头鹰等具体的动物出发，研究分析起来肯定对象明确易于观察测量，得出的有关具体动物特性、特征的结论也必然很少争议。然而哲学从不研究这些具体的东西，既不研究有着各种各样特性差异的具体的山羊或者海豚，也不研究理想规范的作为一个种的“山羊”或者“海豚”，而是研究这一切的抽象——既非马又非羊、既非鸟又非鱼的抽象一般的“动物”。这样的动物何指呢？人们如何观察测量把握它们呢？如果指的是具体的动物，比如“狗”，人们可以与其建立食用关系、驭用关系、观赏关系、豢养关系、朋友关系等现实具体的关系，更可以实际的观察和描述这种关系。但如果它指的是抽象的“动物”，人们怎么能够与这样的“动物”建立起现实的感觉得到把握得住的关系呢？人们能够究问“动物能够看家护院吗？”“动物会飞吗？”“动物比人重吗？”“动物吃人么”这样的问题吗？
又比如价值问题，如果研究某一具体对象的特定价值，比如西瓜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或者经济价值，那么这些具体价值的来源、表现、现实性与确定性，自然不难认识和把握。因为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统一的衡量标准，有既定价值属性的物质承担者（西瓜），“西瓜的食用价值”在这里象“汽车的速度”、“烤鸭的香味”一样，既可以感觉又能够测量，还可以控制和享用。即便是事物的艺术价值、伦理价值这样的价值现象，因测量尺度的不统一，使其价值量的大小难以精确判定。但它们的现实性、可感知性与可观察测量的特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些现实的、感觉得到、把握得住的具体价值现象，对于有着确定表现形式、产生方式、测量尺度的价值现象，具体的观察与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可以找到它们的构成要素、产生根源及特性规律的。经济学对商品经济价值的研究，医学对蛇毒药用价值的分析，能够取得众多成果便是明证。然而，哲学研究者不去研究具体现实的价值与价值现象，而是试图把握一般的、总体的价值，研究没有任何价值载体、没有确定目的取向、没有具体主——客体作用方式和具体衡量标准的大写“价值”。这样的价值及其研究，由于脱离了具体现实的规定性，理性的翅膀自然会把人带入天国，也自然会有“价值的本质是什么”，“源于主体和还是源于客体”，“是效用还是贡献”，“是贵重的公正的还是美的善的”等等争论不休的问题。最终，抽象的争论肯定会把现实的价值问题变成“价值”范畴的研究，变成语言学的问题。
二、科学的抽象与哲学的抽象
哲学陷入抽象泥潭，恐怕与自然科学的影响有关。科学的抽象，由于更准确更规范的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几何学舍弃掉具体事物颜色、质料、重量等诸多方面，仅仅抽象出事物的空间形式，或者说仅仅抽象出点、线、面、体等等侧面和规定性，由此建立起逻辑性最强、规律表现最典型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牛顿力学不仅舍弃了对象空间特性的方面，也舍弃了对象的结构与性质等等因素，通过对质点和无阻力环境的的理想设定，依靠思想试验总结出的力学规律原理，其规范性、简洁性、严谨性、预见性，令人为之倾倒。哲学的抽象与自然科学大为不同，后者的抽象是有限度的，即总是将抽象限制在需要观察研究的范围之内。如几何学将抽象限制在空间关系的范围内，数学将抽象限制在量的关系范围内，经济学将抽象限制在经济关系的范围内。哲学的抽象则是无限制的，它不是将抽象限制在需要观察研究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范围内，而是无限上升，直抵最高层次。“它想弄清，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是怎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关联的。”[2]或者如罗蒂所言，它希望研究“大写真理”。以为只要研究了人与世界、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这类最一般关系，只要从最高或者最抽象的层次上总结出几条根本性的规律和原则，一切具体领域具体事物的规律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来(刘放桐,1996)。
本来，人的具体现实的“行为”，除了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还受到人的生理心理因素的制约，在社会关系的影响制约中，不仅受到经济关系的影响左右，还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左右，因而常常表现为生理属性、心理属性、伦理属性、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等多方面的统一。为了简化和规范“人的行为”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抽象出人的经济关系，或者说仅仅将研究的目光停留在经济关系制约下的人的活动；政治学抽象出人的政治关系，或仅仅关注政治关系制约下的人的活动。由于研究对象相对简单，研究的关系较为纯粹，便于观察和测量，因而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容易获得。但在哲学看来，分别把握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关系中的人的活动及其行为还不过瘾。因为它们对人的活动概括得还不够普遍，抽象程度远没有到位。为了把握人的活动的终极本质，哲学舍弃掉具体的人的政治、经济、伦理、几何、物理、化学、生理等一切可经验把握的关系与属性，抽象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规定的人的活动——“实践”这样的对象；不错，人们能动地改造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被称之为实践，而囊括在“实践”这个统一名称之下的，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性质、目的、形式截然不同的活动；正像包含在“动物”这个统一的名词之下的，是野狗、蜻蜓、大象、蚊子等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样。经验科学常常依照活动主体、活动目的、活动方式的不同，对实践活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企业管理活动、法律活动、体育活动的研究，以形成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体育运动学等等科学。抽象哲学不研究政治、经济、伦理等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实践活动，也不理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它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对超乎于一切具体实践之上的“总体实践”的分析研究，一举找到说明一切具体实践活动的统一本质和规律。
维特跟斯坦通过对游戏活动的分析，明确告诉人们这一愿望是不现实的，实践没有统一的本质、特性和规律，如同游戏没有统一的本质特性和规律一样。通过定义和抽象，人们概括出了“游戏”这个范畴，既然不少的活动都冠之以“游戏”这个名称，朴素的想法是，这些活动肯定有统一的规律或者本质，不然它们为什么都被称之为“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否定的：“请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对所有这一切，什么是共同的呢？——请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被叫做游戏’——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请你把象棋同井字棋比较一下。或者它们总是有输赢，或者在游戏者之间有竞争吗？想一想单人纸牌游戏吧。球类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球抛在墙上然后接住，那这个特点就消失了。”[2]虽然人们可以从众多具体的象棋对弈活动中，抽象出棋子的数量、走法、胜负标准等规则方面的因素，从而观察到“象棋规则”指导下的人的游戏活动，通过对“象棋游戏”活动的研究分析，人们得以总结出象棋对弈活动的特性及其规律；虽然人们可以从形形色色足球游戏活动的观察中，抽象出足球游戏规则指导下的人的足球活动，总结出足球游戏活动的规律与特征。但是，假如人们还不满足这样的性质相同的活动的抽象与分类，而试图将抽象扩大到性质结构截然不同的活动，例如将下象棋、玩足球、捉迷藏、猜灯谜、打扑克、玩电子游戏等大不相同的活动，统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认识，希望从中抽象出统一的“游戏规则”或“游戏本质”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希望找到适应于一切游戏活动的根本特性与总体规律，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察对象，也没有这样的规律。在自然科学中，动物学研究各种各样具体动物的特性与活动规律，却从不研究抽象的一般的动物特性及其规律，生物学辞典甚至可能找不到“动物”这个词条，不是人们不想为之，而是没有能力为之，因为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总体的动物活动规律。
三、实践的特性
逻辑经验主义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命题的效准仅依据它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它就是分析命题，如果一个命题的效准由经验事实决定，它就是综合命题。试看这个句子：‘没有不结婚的男人是结了婚的’，它之所以为真，只与其中所含的‘没有’、‘是’、‘不’、‘男人’、‘结婚’等词的含义有关，与事实无关。”[3]，所以这个命题就是分析命题。从这个观点出发，像“实践的特性”（或者说本质）这样的命题，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分析命题。教科书中实践的定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实践的特性一般被归为客观现实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等等方面。其实，人的存在既然是物质性的，其感性活动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有什么奇怪的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且只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故人类的活动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更不足为奇，这是“人”这一概念分析推演的产物。“实践的特性”说白了就是“实践”定义的展开：实践既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活动，它当然具有能动性；实践既然是“客观物质活动”，它当然具有客观实在性；实践既然是“人的活动”，它当然具有社会性，由于它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它当然具有历史性。事实上，传统哲学对“实践特性”作出的诸多断言，既不取决于现实的观察，也不取决于经验事实的证明，仅仅取决于“实践”这一概念的定义分析与逻辑推演。
但是，离开具体主体、主体目的、实践方式、实践对象以及具体社会关系规定的“实践”，不过是抽象的实践概念，即康德所谓的纯粹概念。康德说过“……纯粹概念只是思想的形式，靠它们自己并不产生一个一定的对象的知识的。”[4]他还说，“如果相应于概念的直观没有给予，我无疑是能够在形式的限度之内来思想一个对象，但是由于没有对象来实现那个形式，我一定不能有任何现实事物的知识。”[5]不错，从实践范畴出发，人们可以观念的逻辑的探讨“实践的形式、实践的要素、实践的尺度”等等被称为实践本质的东西。只是这些本质乃概念本质或定义本质，没有实际意义。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恩格斯关于物质范畴的两段话，对于我们认识抽象的实践及其特性颇有启示意义，他说：“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个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6]“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像‘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7]这里，我们只要将其中的“物质”换成“实践”，“运动”看作“实践的特性、方式”，那么抽象的“实践”同抽象的“物质”“运动”一样，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抽象的“实践”乃思想的创造物，它并不是感性的存在的东西，现实存在的是有着具体主体、具体目的、具体社会形式的具体实践活动。欲把握实践的本质与规律，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具体的、个别的实践活动。比如经济活动，比如市场经济活动，比如计划经济活动。而不能停留在宏大的“实践”概念的推演和思辨上。
哲学告诉人们，“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此言不虚，只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一目的具体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一目的而非那一目的；哲学认为“实践的尺度是人自身的尺度”，这对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无疑于废话。人们渴望知道的是：为什么是宗教尺度而非世俗尺度，为什么是经济效益尺度而非生态效益尺度，是民族阶级国家利益尺度而非国际的、全人类利益的尺度。而且，为了经济的目的，在确定的经济关系制约下的实践，同为了政治目的，在确定的政治关系制约下的实践迥然不同；即使同为经济活动的实践，公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经济实践的特性与规律，同私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经济实践的特性与规律，亦大不相同。不加区别的，研究没有任何自然社会关系规定的抽象的“实践”，是得不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的。
经验表明，富有现实意义的哲学研究，不应该从具体事物不断上升到极度抽象的事物，而应该相反——从抽象下降为具体。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只有变为司机与汽车的关系、消费者与市场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服装设计理念与服装设计实践的关系，才能产生现实的有意义的研究与讨论；抽象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唯有下降为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分析或企业管理活动的分析，才会有具体的经验对象与实证内容。同样，抽象或者说总体的“实践”，只有变为经济活动实践、政治活动实践、管理活动实践、潜水活动的实践，才能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或潜水理论研究的现实对象。正如德国学者德特马-多林所说，“这一现实世界是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8]大哲学家培根也说：“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9]现实具体的分析问题，而不是沉迷于的概念思辨，这方面经典作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原理，也时常谈论“人”、“自然”、“实践”、“劳动”、“资本”、“价值”等重要范畴，但是，他们很少抽象的研究论证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相反，对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学观点，恩格斯就曾经这样批评道，“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恨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10]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所以花费毕生精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其目的就是力图从具体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阐述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经典作家也谈论“人”，但他们谈论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像他们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11]“不是处在某中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2]他们同样研究实践，但他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具体历史的实践活动，因为，只有这样的实践，才会有确定的实践方式、实践目的（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雇用劳动制、等价交换等经济制度制约与决定的人的实践方式与实践目的）可以为人们所观察、感知和把握。只有这样的实践，才是能够经验描述与实证分析的具体实践活动，才是能够总结出规律与特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注释：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第60页，转引自金增瑕编：《西方哲学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3]徐友渔：《精神生成语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4][5]《康德哲学原著选读》[M]，韦民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页，
第65页。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第2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第556页。
[8]德特马-多林，“导言：卡尔-波谱尔与开放社会”，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4页。
[9]培根:《新工具》[M]，许宝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第236—237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第84页，31页。
内容提要：变具体的事物为抽象的范畴，变现实的问题为天国的问题，是哲学高深莫测、远离读者的根源。事物的特性与规律，是人们通过具体事物的观察研究获得的，不是通过语词或范畴的推演获得的。应用抽象方法应注意将抽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宏大关系的研究走向具体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抽象抽象范畴游戏实践
时下，哲学至少面临两大问题：一、哲学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少，就是对哲学感兴趣乃至学习研究哲学的人，也不大爱看哲学文章；二、与此相适应，哲学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作用愈来愈小。当然，哲学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象流行音乐一样成为时尚。文革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引经据典、论述口号、诠释政策的现实需要，使得哲学仿佛进了寻常百姓家；改革之初，真理标准的讨论，为突破左的观念禁锢，解放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哲学理论因而深受世人瞩目，社会作用与社会影响巨大。这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不能奢望哲学长期保持这样的社会地位。本文所谓的影响或作用小，指的是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表现，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就它应该具有的影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而言，太不够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可以看到这种作用；从波谱尔哲学在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也可以看到彻底的有说服力的哲学理论所起的作用。形成哲学当然是国内哲学目前状况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过度抽象是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哲学总是将现实的问题变成天国的问题，将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变为极度抽象高深莫测的问题，使普通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
一、天国的玫瑰
据说经院哲学曾经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天国的玫瑰是否有刺”？没有见过他们的讨论文章，不知他们是如何争论的。但凭我们的思辨经验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部分人认为“有刺”，因为不论从现实的概括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抑或从观察到的无数事实中，均可以得出此结论；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刺”，因为从神的历史、神的创世纪、神的超凡脱俗、神灵的显现中可以逻辑的断定：天国的玫瑰不同于世间的玫瑰。并且论者还可以例举出众多证人证言，如“我在梦中见到的玫瑰就是无刺的，它是那样神奇那样好看……。”争论的结果不难想象：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因为没有人能够去天国。普通人的疑问在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玫瑰，为人们观察测量、做出判断、实施推理提供了如此充分便利的条件，经院哲学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偏要离开这一切，将人间的玫瑰提升为天国的玫瑰，然后从天国的玫瑰开始自己的研究探讨呢？像费尔巴哈对抽象的理性哲学所提出的疑问那样：黑格尔从存在开始，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不从存在本身，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1]
我们的哲学研究同样如此，现实具体的事物总要变为抽象的事物，具体可感、能够实际把握的概念总要提升为高度一般化的理性概念，方才开始其讨论研究。假定哲学研究动物的特性和规律，如果从山羊、海豚、蜻蜓、猫头鹰等具体的动物出发，研究分析起来肯定对象明确易于观察测量，得出的有关具体动物特性、特征的结论也必然很少争议。然而哲学从不研究这些具体的东西，既不研究有着各种各样特性差异的具体的山羊或者海豚，也不研究理想规范的作为一个种的“山羊”或者“海豚”，而是研究这一切的抽象——既非马又非羊、既非鸟又非鱼的抽象一般的“动物”。这样的动物何指呢？人们如何观察测量把握它们呢？如果指的是具体的动物，比如“狗”，人们可以与其建立食用关系、驭用关系、观赏关系、豢养关系、朋友关系等现实具体的关系，更可以实际的观察和描述这种关系。但如果它指的是抽象的“动物”，人们怎么能够与这样的“动物”建立起现实的感觉得到把握得住的关系呢？人们能够究问“动物能够看家护院吗？”“动物会飞吗？”“动物比人重吗？”“动物吃人么”这样的问题吗？
又比如价值问题，如果研究某一具体对象的特定价值，比如西瓜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或者经济价值，那么这些具体价值的来源、表现、现实性与确定性，自然不难认识和把握。因为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统一的衡量标准，有既定价值属性的物质承担者（西瓜），“西瓜的食用价值”在这里象“汽车的速度”、“烤鸭的香味”一样，既可以感觉又能够测量，还可以控制和享用。即便是事物的艺术价值、伦理价值这样的价值现象，因测量尺度的不统一，使其价值量的大小难以精确判定。但它们的现实性、可感知性与可观察测量的特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些现实的、感觉得到、把握得住的具体价值现象，对于有着确定表现形式、产生方式、测量尺度的价值现象，具体的观察与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可以找到它们的构成要素、产生根源及特性规律的。经济学对商品经济价值的研究，医学对蛇毒药用价值的分析，能够取得众多成果便是明证。然而，哲学研究者不去研究具体现实的价值与价值现象，而是试图把握一般的、总体的价值，研究没有任何价值载体、没有确定目的取向、没有具体主——客体作用方式和具体衡量标准的大写“价值”。这样的价值及其研究，由于脱离了具体现实的规定性，理性的翅膀自然会把人带入天国，也自然会有“价值的本质是什么”，“源于主体和还是源于客体”，“是效用还是贡献”，“是贵重的公正的还是美的善的”等等争论不休的问题。最终，抽象的争论肯定会把现实的价值问题变成“价值”范畴的研究，变成语言学的问题。
二、科学的抽象与哲学的抽象
哲学陷入抽象泥潭，恐怕与自然科学的影响有关。科学的抽象，由于更准确更规范的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几何学舍弃掉具体事物颜色、质料、重量等诸多方面，仅仅抽象出事物的空间形式，或者说仅仅抽象出点、线、面、体等等侧面和规定性，由此建立起逻辑性最强、规律表现最典型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牛顿力学不仅舍弃了对象空间特性的方面，也舍弃了对象的结构与性质等等因素，通过对质点和无阻力环境的的理想设定，依靠思想试验总结出的力学规律原理，其规范性、简洁性、严谨性、预见性，令人为之倾倒。哲学的抽象与自然科学大为不同，后者的抽象是有限度的，即总是将抽象限制在需要观察研究的范围之内。如几何学将抽象限制在空间关系的范围内，数学将抽象限制在量的关系范围内，经济学将抽象限制在经济关系的范围内。哲学的抽象则是无限制的，它不是将抽象限制在需要观察研究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范围内，而是无限上升，直抵最高层次。“它想弄清，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是怎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关联的。”[2]或者如罗蒂所言，它希望研究“大写真理”。以为只要研究了人与世界、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这类最一般关系，只要从最高或者最抽象的层次上总结出几条根本性的规律和原则，一切具体领域具体事物的规律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来(刘放桐,1996)。
本来，人的具体现实的“行为”，除了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还受到人的生理心理因素的制约，在社会关系的影响制约中，不仅受到经济关系的影响左右，还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左右，因而常常表现为生理属性、心理属性、伦理属性、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等多方面的统一。为了简化和规范“人的行为”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抽象出人的经济关系，或者说仅仅将研究的目光停留在经济关系制约下的人的活动；政治学抽象出人的政治关系，或仅仅关注政治关系制约下的人的活动。由于研究对象相对简单，研究的关系较为纯粹，便于观察和测量，因而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容易获得。但在哲学看来，分别把握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关系中的人的活动及其行为还不过瘾。因为它们对人的活动概括得还不够普遍，抽象程度远没有到位。为了把握人的活动的终极本质，哲学舍弃掉具体的人的政治、经济、伦理、几何、物理、化学、生理等一切可经验把握的关系与属性，抽象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规定的人的活动——“实践”这样的对象；不错，人们能动地改造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被称之为实践，而囊括在“实践”这个统一名称之下的，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性质、目的、形式截然不同的活动；正像包含在“动物”这个统一的名词之下的，是野狗、蜻蜓、大象、蚊子等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样。经验科学常常依照活动主体、活动目的、活动方式的不同，对实践活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企业管理活动、法律活动、体育活动的研究，以形成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体育运动学等等科学。抽象哲学不研究政治、经济、伦理等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实践活动，也不理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它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对超乎于一切具体实践之上的“总体实践”的分析研究，一举找到说明一切具体实践活动的统一本质和规律。
维特跟斯坦通过对游戏活动的分析，明确告诉人们这一愿望是不现实的，实践没有统一的本质、特性和规律，如同游戏没有统一的本质特性和规律一样。通过定义和抽象，人们概括出了“游戏”这个范畴，既然不少的活动都冠之以“游戏”这个名称，朴素的想法是，这些活动肯定有统一的规律或者本质，不然它们为什么都被称之为“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否定的：“请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对所有这一切，什么是共同的呢？——请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被叫做游戏’——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请你把象棋同井字棋比较一下。或者它们总是有输赢，或者在游戏者之间有竞争吗？想一想单人纸牌游戏吧。球类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球抛在墙上然后接住，那这个特点就消失了。”[2]虽然人们可以从众多具体的象棋对弈活动中，抽象出棋子的数量、走法、胜负标准等规则方面的因素，从而观察到“象棋规则”指导下的人的游戏活动，通过对“象棋游戏”活动的研究分析，人们得以总结出象棋对弈活动的特性及其规律；虽然人们可以从形形色色足球游戏活动的观察中，抽象出足球游戏规则指导下的人的足球活动，总结出足球游戏活动的规律与特征。但是，假如人们还不满足这样的性质相同的活动的抽象与分类，而试图将抽象扩大到性质结构截然不同的活动，例如将下象棋、玩足球、捉迷藏、猜灯谜、打扑克、玩电子游戏等大不相同的活动，统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认识，希望从中抽象出统一的“游戏规则”或“游戏本质”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希望找到适应于一切游戏活动的根本特性与总体规律，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察对象，也没有这样的规律。在自然科学中，动物学研究各种各样具体动物的特性与活动规律，却从不研究抽象的一般的动物特性及其规律，生物学辞典甚至可能找不到“动物”这个词条，不是人们不想为之，而是没有能力为之，因为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总体的动物活动规律。
三、实践的特性
逻辑经验主义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命题的效准仅依据它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它就是分析命题，如果一个命题的效准由经验事实决定，它就是综合命题。试看这个句子：‘没有不结婚的男人是结了婚的’，它之所以为真，只与其中所含的‘没有’、‘是’、‘不’、‘男人’、‘结婚’等词的含义有关，与事实无关。”[3]，所以这个命题就是分析命题。从这个观点出发，像“实践的特性”（或者说本质）这样的命题，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分析命题。教科书中实践的定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实践的特性一般被归为客观现实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等等方面。其实，人的存在既然是物质性的，其感性活动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有什么奇怪的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且只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故人类的活动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更不足为奇，这是“人”这一概念分析推演的产物。“实践的特性”说白了就是“实践”定义的展开：实践既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活动，它当然具有能动性；实践既然是“客观物质活动”，它当然具有客观实在性；实践既然是“人的活动”，它当然具有社会性，由于它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它当然具有历史性。事实上，传统哲学对“实践特性”作出的诸多断言，既不取决于现实的观察，也不取决于经验事实的证明，仅仅取决于“实践”这一概念的定义分析与逻辑推演。
但是，离开具体主体、主体目的、实践方式、实践对象以及具体社会关系规定的“实践”，不过是抽象的实践概念，即康德所谓的纯粹概念。康德说过“……纯粹概念只是思想的形式，靠它们自己并不产生一个一定的对象的知识的。”[4]他还说，“如果相应于概念的直观没有给予，我无疑是能够在形式的限度之内来思想一个对象，但是由于没有对象来实现那个形式，我一定不能有任何现实事物的知识。”[5]不错，从实践范畴出发，人们可以观念的逻辑的探讨“实践的形式、实践的要素、实践的尺度”等等被称为实践本质的东西。只是这些本质乃概念本质或定义本质，没有实际意义。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恩格斯关于物质范畴的两段话，对于我们认识抽象的实践及其特性颇有启示意义，他说：“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个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6]“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像‘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7]这里，我们只要将其中的“物质”换成“实践”，“运动”看作“实践的特性、方式”，那么抽象的“实践”同抽象的“物质”“运动”一样，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抽象的“实践”乃思想的创造物，它并不是感性的存在的东西，现实存在的是有着具体主体、具体目的、具体社会形式的具体实践活动。欲把握实践的本质与规律，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具体的、个别的实践活动。比如经济活动，比如市场经济活动，比如计划经济活动。而不能停留在宏大的“实践”概念的推演和思辨上。
哲学告诉人们，“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此言不虚，只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一目的具体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一目的而非那一目的；哲学认为“实践的尺度是人自身的尺度”，这对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人无疑于废话。人们渴望知道的是：为什么是宗教尺度而非世俗尺度，为什么是经济效益尺度而非生态效益尺度，是民族阶级国家利益尺度而非国际的、全人类利益的尺度。而且，为了经济的目的，在确定的经济关系制约下的实践，同为了政治目的，在确定的政治关系制约下的实践迥然不同；即使同为经济活动的实践，公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经济实践的特性与规律，同私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经济实践的特性与规律，亦大不相同。不加区别的，研究没有任何自然社会关系规定的抽象的“实践”，是得不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的。
经验表明，富有现实意义的哲学研究，不应该从具体事物不断上升到极度抽象的事物，而应该相反——从抽象下降为具体。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只有变为司机与汽车的关系、消费者与市场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服装设计理念与服装设计实践的关系，才能产生现实的有意义的研究与讨论；抽象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唯有下降为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分析或企业管理活动的分析，才会有具体的经验对象与实证内容。同样，抽象或者说总体的“实践”，只有变为经济活动实践、政治活动实践、管理活动实践、潜水活动的实践，才能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或潜水理论研究的现实对象。正如德国学者德特马-多林所说，“这一现实世界是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8]大哲学家培根也说：“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9]现实具体的分析问题，而不是沉迷于的概念思辨，这方面经典作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原理，也时常谈论“人”、“自然”、“实践”、“劳动”、“资本”、“价值”等重要范畴，但是，他们很少抽象的研究论证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相反，对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学观点，恩格斯就曾经这样批评道，“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恨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10]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所以花费毕生精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其目的就是力图从具体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阐述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经典作家也谈论“人”，但他们谈论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像他们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11]“不是处在某中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2]他们同样研究实践，但他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具体历史的实践活动，因为，只有这样的实践，才会有确定的实践方式、实践目的（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雇用劳动制、等价交换等经济制度制约与决定的人的实践方式与实践目的）可以为人们所观察、感知和把握。只有这样的实践，才是能够经验描述与实证分析的具体实践活动，才是能够总结出规律与特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注释：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第60页，转引自金增瑕编：《西方哲学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3]徐友渔：《精神生成语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4][5]《康德哲学原著选读》[M]，韦民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页，
第65页。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第2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第556页。
[8]德特马-多林，“导言：卡尔-波谱尔与开放社会”，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4页。
[9]培根:《新工具》[M]，许宝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第236—237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第84页，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