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为法国人的让•博丹(Jean Bodin)，对我们理解货币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16世纪，贵金属从美洲流入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博丹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充当货币的金银流通数量与总体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货币数量理论由此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

的确是这样吗？目前，欧洲央行(ECB)正主持会议，讨论货币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目前，主流学术观点似乎认为，货币总量不应影响货币政策的决定。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不配成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策略两大“支柱”之一的核心。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在这方面，我同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他在《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中写道：“在讨论没有货币就不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过程的同时，假定货币不存在或不起作用是自相矛盾的。”

不要误以为我是一个货币“勒德分子”(Luddite)：我高度赞赏现代货币政策模型在理论层面的典雅与精致，尽管这些模型没有纳入货币本身。在许多方面，我完全同意它们在以下各个方面的意义：价格稳定的益处，央行可信度的至关重要性，追求可预测的明确政策的优势，以及个人通胀预期的中心地位。自我13年前被任命为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行长以来，这些观点就一直主宰着我对货币政策的思考。同样是这些观点，也对欧洲央行政策框架的设计产生了强烈影响。然而，我无法消除自己的怀疑：一个完全不考虑货币作用的货币政策模型，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有欠完整的。

学术研究已开始解决其中的一些不足。通过将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入基准模型之中，货币和信贷趋势在决定宏观经济结果方面被赋予了某种角色。此外，认为货币政策发展也许与资产价格变动关联的实证文献也已出现。

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经验（无论是在引入欧元之前还是之后）表明，在货币政策考虑和沟通过程中赋予货币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恰恰帮助维护了现代货币政策文献所推崇的原则。在此，我仅举两例为证：我深信，赋予货币重要角色，有助于为政策讨论提供一个适当的中长期方向。对货币进行分析，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但我的经验是，对货币进行全面评估实际上非常有用，货币政策的质量也因而提高。同样，根据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当经济分析颇为复杂且结论不确定时，与货币分析进行交叉验证极其有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和2004年决定不再将利率从2%进一步下调，以及在2005年12月决定上调利率，都证明了这种交叉验证的价值。

数十年来，心理学家对国际象棋大师在与较弱选手对弈时如何获得优势进行了探索。研究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大师们非常依赖细致构建的庞大的战局知识储备，这种储备是他们长期累积的结果。他们的优势不一定来自先天的超凡能力，而是缘自大量实战的经验积累。

货币政策当然不是国际象棋，但我们也许能从这项研究中借鉴一些经验，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决策过程。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人们认为，经验共享和集思广益，对于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各大央行都采用集体决策方式，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类似，基于货币分析的政策支柱，要求央行将其决策的后果放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加以考量，充分考虑过往经验和长期积累的见解，不要过于盲目地追随最新的分析方法。在欧元诞生前，货币分析是欧洲大多数成功央行的战略核心，在从本国货币过渡到欧元的过程中，帮助这些国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这种传统不能轻易丢弃。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利用正在形成的更成熟的新技术，来增强和完善让我们昔日获得成功的那些原则。

尽管如此，我们永远欢迎大家的批评，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秉持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与学者、各国央行人士和私人部门进行交流。学术研究的进步，将有助于我们改善对当今复杂时期货币政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