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贫爱富本是中国古老的势利传统，一般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想不到时代进步到二十一世纪，这一传统居然在大雅之堂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以前就以“只给富人盖房”的大胆言论引起过轰动，最近他在上海国际地产大会上又出“狂言”：“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照任总的意思，以后穷人还都有机会住进‘富人区’，这岂不是“天下大同”，实现了共产主义？此话之荒谬且不去说它，单分析一下它背后所潜藏的可怕浊流就够触目惊心的了。在现时商品经济大潮中，像任总一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急富人之所急，忧富人之所忧，唯富人之马首是瞻，变“为人民服务”为“为富人服务”，而不管富人之赚钱途径是否合法，富人之人格是否卑劣。现在这些人竟然把这层作为遮羞布的窗户纸也捅破了，这和古代的“笑贫不笑娼”有什么区别？
不要以为“为富人服务”只是任总等个别人的行为，任总只是直言不讳而已。有些地方政府其实也这样做了，只是人家说法委婉，行事高明，打的是发展地方经济，扩大经济内需的旗子，因而就可正大光明地拿财政的钱去干。比如这几年时兴起的一种“富人运动”——打高尔夫球，就是有地方政府这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推动着。“根据保守估计，我国已建成176座高尔夫球场，但只有一座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专家预测，中国高尔夫球场建设每年将以20-30%的速度递增。”这是200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一个报道，据此可以推断，时过两年，神州大地上的高尔夫球场绝对不会少于200个。高尔夫球不单消费昂贵，每小时花费数百元乃至上千元，普通人根本无力问津，而建造球场的代价则更大。其一是土地，一座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至少占用土地70公顷（1000亩以上），有的球场拥有90个球洞甚至更多，占用土地数千上万亩。在中国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国家，建造如此数量众多的球场，那得让多少农民失去土地啊！其二是资金，中国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成本平均为1.53亿元，加上建设费用、维修费用等差不多需要3亿元人民币，而大部分球场每年收支都难以达到平衡，投资收不回来，不是变成银行的呆帐坏帐，就是算到纳税人头上；其三是环境污染，高尔夫球场看起来绿草如茵，但却有许多环境后遗症，主要是草皮维护中的农药残留过多，会毒化土壤，污染地下水，同时由于草地面积太大，需要消耗的水量也太大，对缺水地区和水资源保护区会产生相当大的环境压力，正因为如此，高尔夫球在很久以前被西方媒体称为“绿色鸦片”。然而，我们的地方政府才不怕什么鸦片呢，为了迎合“新富一族”（当然也不乏个别权贵）的消费口味，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那些政府官员不但违背了“三个代表”的精神，而且已经到了肆无忌惮、完全无视群众利益和法律法规的可怕程度。
“富而不骄者鲜”，《左传》里老祖宗的教导在时下出奇地灵验。中国的富人们本来就先天不足，财富的急剧膨胀更是烧昏了他们的头脑，加上“为富人服务”这一逆流横行，一些富人遂开始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丧失了最起码的做人准则，有的竟因骄横刁顽而自取灭亡。2005年10月5日，辽宁省抚顺市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血案。驾奔驰车的富家女孩王敏不小心刮坏了正在维修的自行车，为此与修车人刘兴伟就索赔问题发生了争执。随后被女儿电话招来的父亲王文涛仗着财大气粗，只说了两句话，就对刘兴伟（尽管他已讨饶了）一顿暴打，在争执中刘兴伟手上的油渍沾到了王氏父女俩的衣服上，王文涛竟要家庭难以为继的刘兴伟赔三千元，接着又和妻子把刘兴伟按在地上，手和打气筒并用乱打一阵，这富家三口还不忘口吐“狂言”：“你一个穷修车的，摆什么臭架子”；“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赔钱，我明天就拿钱买了你的命”；“砸死你，我家公安局有人，，大不了花几万块钱。” 刘兴伟因患脑膜瘤做过手术的脑袋还没有完全复原，此时又遭打气筒的狠砸，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遂起了杀机，佯装屈服回家拿钱，从地上爬起来，跑到几十米外的市场买了一把一尺余长的杀猪刀，回来一阵猛捅，结果富家三口死得只剩下了王文涛。（《读报参考》2006年第5期）此案发生后，同情王文涛一家的人纷纷指责刘兴伟对富人有一种潜在的仇视心理，缺乏平和心态，不相信社会公正的力量，这是站在富人立场上说的话。倘若设身处地的替刘兴伟这个穷人想想，在当时那个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公正来帮助呢？富人那有钱就要买人命的“狂言”，又如何让穷人保持平和心态呢？除了以命相搏之外，穷人还能怎么办呀！“据慢骄奢，则凶从之”，待人骄横傲慢，灾祸必然要降临他身上，《战国策》中的这句话，用在王文涛这富家三口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社会上盲目的崇富心理和有组织的“为富人服务”的媚俗盛行，加之有些富人的人格操守可能从未进行过修养完善，于是不少富人不但动辄口吐狂言，而且大肆挥霍金钱，奢靡享受生活，拚命显摆做派，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宾利已成为中国富豪的“概念车”；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帝国路易威登从1992年就进入了中国，正进一步培养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忠实度；法国的百年老店都彭到2002年底在中国的店铺已达到50家……高盛银行伦敦总部的分析师雅克·弗兰克·道辛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规模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在未来10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市场，到那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将位居世界第二，并拥有全球最大的客户群。”（《资料卡片杂志》2004年第9期，下同）连外国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为富人服务”的队伍里钻，中国富人们定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那时，他们那败家子式的举动必然会震惊世界。
与在生活上的穷奢极欲相比，中国的大多数富人还处于只会用财富来炫耀的爆发户水平，缺少乐善好施的道德意识和反哺社会的责任意识。故而他们在慈善事业方面很少有大的作为，有时甚至是不作为。这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体现得很明显。中华慈善总会只接收到“一个以个人名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而另一个捐款接收单位——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说“没有什么富豪捐款，我们收到的大多是以企业名誉捐的款，这其中也鲜有那些富豪们所属企业的名字。”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是多么让人汗颜的数字啊！中国的富人即使把外国的奢侈品武装到牙齿和脚后跟，仅凭几个臭钱，却无视精神的卑俗与荒漠，就能与外国的富豪接轨了吗？就能加入外国富豪的圈子吗？
中国的富人们，还是先瞧瞧外国的富豪是如何崛起和生活的吧！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成大势，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逐渐演变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时下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这才有了比尔·盖茨的义举盛名。盖茨连续11年排在世界富豪榜第一名，最近又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上最乐于慈善事业的人”。至今，他已捐出总价值283亿元的财富，用于各种公益事业。这些钱，占他个人资产总值的37%。（《报刊文摘》2005年4月13日）
在“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中国，那些恃财而狂而奢而骄的富人们，要想让世界真正认同并接纳你们，应该好好向盖茨学习一下。不过，富人们可得仔细想想，如果你口袋里有1000万元，你舍得捐出370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