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管理与中国商业精神
◆ 张 羿
从王均瑶到陈逸飞，一个又一个社会精英的英年早逝，使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不得不对“过劳死”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尽管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商业精神却还一片荒芜。企业家英年早逝的现象，实质上就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生存状况的恶劣。更深一层则暴露了中国商业精神的残缺。
如果说西方商业精神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的基础之上，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业精神就一定是建立在另一种传统——比如说，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
传统文化与新商业精神之间的断裂关系，使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陷入迷惘。而商业精神的残缺与中国企业家疲于奔命的生存状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一，由于信仰缺失，中国社会已被拜金主义严重侵蚀，商业“奇迹”往往只是单纯的物质贪欲的结果，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样，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也不可能仅仅建立在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之上。片面的财富追求，一定会导致诚信危机。而诚信恰恰是商业精神的基石。在这种缺乏诚信、从而商业文化荒芜的状况下，中国企业家应对非诚信的成本十分高昂。这不仅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复杂度，也会严重影响企业家的健康。
其二，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关系学”，使企业家为了疏通各种关系而疲于应酬。中国人“关系”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破坏，从而为小部分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完全不同。“关系” 还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的庇佑者。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社会资本”是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阶段的今天，是需要全社会竭力抵制的破坏性势力。中国式关系有如病毒，是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巨大障碍。
其三，由于现代性之未来主义风靡中国，使人们把一切赌注都置于未来，企业中单纯的绩效文化导致“工作狂”作风。“工作第一，身体第二”的观念相当流行。温州等地的商业奇迹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拼搏精神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拼搏精神。但是，如果拼搏精神走向极端，使中国商业奇迹建立在对生命毫不顾惜的前提之下，这并不能体现真正的中国商业精神。特别是，当企业所有者在既不进行后现代企业产权改革，也不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甚至不履行相应的劳动法规（这种现象在目前中国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拼搏精神强加于员工身上，就更谈不上商业精神了。
其四，中国企业大都局限于现代商业观念，往往割裂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把企业仅仅作为生产的场所，而忽视了企业的交往功能，忽视了“交往理性”的构筑。企业人的交往由于传统文化的毒害，而产生了畸形的“关系场”——即充满斗争意识的公司政治。企业人为非创造性活动与痛苦所困，不仅对健康造成伤害，也大大降低了生产力。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而商业精神的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本质是，与西方的异质文明进行深层对话，并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构筑一种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全新商业文化。
面对拜金主义的泛滥，在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的同时，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西方商业成就背后的精神因素，与西方的基督教等异质文明进行深层对话，以建立中国商业精神的坚实根基。
面对中国式“关系学”的弊病，我们应正确认识西方式“社会资本”的优越之处。作为西方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社会资本”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规范性力量与网络。西方的社会资本虽然也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社会资本”源于古希腊的市民社会，与中国式“关系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政府能立法加大打压吃喝风、送礼风等非健康“关系学”的力度，减少企业家不必要的应酬，解放企业家身心，将中国式“关系”改造为西方式“社会资本”，对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的形成将对起到现实的作用。
我们还需要正确认识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在后现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其本质实际上是“后现代化”。因此，我们要树立后现代的价值观。
从后现代管理的角度而言，杜绝“工作狂”作风，建立平衡的企业文化，恰恰是企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因此，在中国企业中推行后现代文化管理，营造轻松愉悦的公司氛围，并进一步杜绝公司政治，也是当前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经济文化化的后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所说的，“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种相互渗透的科学，而非仅仅向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良方。”
就此而言，后现代中国的商业精神也并非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引擎，而应该同时是精神财富的引擎。后现代商业精神，乃是构筑一个健全、民主的理性社会的坚实基础。
（张羿，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