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春节，对于台海两岸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祥和气氛的春节。电视画面上高搭的彩门，踩着鼓点的狮舞，大红的“福”字，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了只有同胞之间才特有的那种亲近。春节包机——也许这只是两岸间一种试探性的接触。但只这一小步，已经点燃了两岸中国人深藏在心底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已经带给了世人满眼的祥和与温馨。此时此刻，大概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希望这是两岸间永驻的春天，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这种热烈的气氛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两岸和解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此时，两岸关系已经逼近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在这个关口的前面延伸着两条岔道：一条通向充满祥和气氛的和平未来，一边是通向阴云密布的战争结局。是为了一个绝无可能的台独迷梦，两岸间詈言相向、剑拔弩张，甚至不惜生灵涂炭呢？还是延续两岸间业已出现的这种祥和局面，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向着和解方向走下去呢？两种前途的决择，就是历史对台湾政治家们一次责任重大的考试。而这个试题能否正确解答，取决于能不能深入地理解台湾人民的现实需要。那么什么是台湾人民的现实需要呢？
    首先，民众不需要台独—
    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说——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独立。之所以在历次选举中，泛蓝阵营还可以获得立委的多数，是因为台湾人都害怕战争威胁，所以作出了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这是台独文人炮制的意在误导舆论的论调，看穿了这种论调背后的政治动机，也就可以知道泛蓝阵营选举失利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由于泛蓝阵营依然延续着旧有的晋升机制，而这个机制十分不利于选拔出类似林浊水这样的文人。这就使得泛滥阵营在政治舆论导向上由于缺乏人才而显得很软弱、很无力。在蓝绿宣传战中，直接造成的严重现实是——台独势力凭借着一股强势的舆论能力，对大众民意进行了粗暴绑架，进而逼得台湾其它政党随着台独舆论调整政策。而真实的台湾民意大约是——3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20％的人是真正的台独分子；其余50％左右的人处于中间状态，对统独议题并不感兴趣（以后有时间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一次立委选举，泛绿阵营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前两次总统选举中，人们投票给泛绿候选人，很难说就是一种统独倾向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统独议题之外的选择（比如个人影响、施政倾向、政党形象、宣传策略等）。但是这种统独议题之外的选择却被“台独文人们“说成了单纯的统独选择，并且用这样的结果为台独行动张目，动不动就对大陆发出“举行公投”的威胁。其实真的搞公投，恐怕结果并不如台独分子所想，不是已经做过一次尝试了吗——“总统选举绑公投的实践已经有了结果。
     从民众的角度讲，民意之所以会被绑架，原因在于——几乎所有人并没有将“台独”这个政治理念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当真的有一天发现，所谓“台独”——就是将浸染于血液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文化背景与自己割裂，就是将台湾的地图翻转，就是将中华民国的创始人说成外国人，就是将虔诚膜拜的妈祖变成外族人，······等等。这样的现实，对于任何一个操着中文的台湾人来说就是一种伤害。所以台独行为进展的越深入就越没有市场，因而也就一定没有未来。
      民意之所以能被绑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台独文人们的强势舆论。他们往往用日常政治语言表述过程逻辑结构松散的特点误导民众。比如说中国的国家主权已经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现实的表述。它说的是完整的国家主权，从一个政治实体转移到了另一个政治实体手中。这个转移过程——是从一个政治实体手中剥夺主权，同时将剥夺来的主权赋予另一个政治实体的过程。这里“剥夺”与“赋予”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这既解决了台湾的主权问题（没有国家主权，属于地方政府），也解决了大陆的主权问题（拥有主权，属于中央政府）。但是台独文人对此的说法是——联大会议只是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并没有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这种说法虽然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但是貌似有理的言论却可以误导民众。还有台湾最新的主流民意选择泛蓝本来证明台独不得人心，但是台独文人们将这种政治选择说成是民众害怕战争。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投票现场感受到战争的威胁，都是出于本意对政治倾向作出的一种选择。这种舆论的成功误导，说明台独文人们的舆论工作做得很好，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敏锐和能量。但是中华文化的至高境界是明大势，识天道。是从那种功利的现实逻辑中跳出来，体现至高的人文关怀。是由必然王国的精神强制走向自由王国的人性解放。只要是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文化人，就一定会支持两岸和解，维护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对于台独文人而言，一念之差佛魔道殊，细微之处不可不察。
    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台独并不是台湾人民的真正需要，这也就是两岸关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道理所在。
   其次，台湾民众的最大需要是现实利益——
   那么，什么是台湾人民需要的利益呢？是安居乐业，是同享和平，是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是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同时他们更需要的是免除战争的恐惧——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现实利益。纳税人养活政治家不是要看打口水仗，也不是要听一些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空泛理念，民众对政治家的希望就是政治活动能够为其现实生活带来利益。这一点看看台湾政治的祖师——美国就可以知道，美国向世界推销民主、推销新自由主义，包括借口大规模武器攻打伊拉克，哪一件事不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呢？在更大的范围内还可以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其政治目标都是鲜明现实的。
   但是再看看台湾，激情澎湃的政治活动中没有多少是为了现实利益的，都是为了政治而政治。甚至迫使经济利益为政治行为让路，这些做法都与正常的政治行为南辕北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存在一个不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生态，那一定是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的，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的政治绝对不会是普通民众所需要的。
    如果转过头来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难发现，对于台湾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现阶段几乎所有的现实利益都离不开大陆，离不开两岸关系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当局面临的利益抉择和追求，排在首位的应该是——与大陆发展密切的经济、政治关系。现有的这种两岸关系模式，对于台湾来说是一种发展机遇的严重浪费。两岸紧密的政治关系是一种不用投资就可获利的低成本发展资源，如果这种触手可及的现实利益不能成为台湾政治家的执政追求，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行为。
    两岸关系紧张对普通民众、政治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更不会有什么现实的好处。而两岸和解的现实利益却是明显的——两岸经济互补性很强，如果能够建立紧密互补的经济协作关系，台湾的水果也不用再烂在地头。更重要地是台湾还可以将大陆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和市场，为台湾的未来争取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如果能将台湾用于购买武器的大笔军费直接修建跨海交通，更会创造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些武器打了一仗，无论胜败都只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场小规模战争而已，没什么纪念价值。同样是花钱，但对于历史的效益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情势下的台湾，特别需要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平衡和校正偏离了正途的政治趋势。而施手校正这种政治偏差就是台湾政治家（各政党领袖）的当然责任。面对这样的责任不能挺身而出，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责任之所在，就不能算作称职的政治家。只有有效地驱散了这种弥漫着非理性色彩的烟雾，使政治从不着边际的空幻中回归它本来的意义，才是民众之福。为民众牟取利益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人民纪念的人。现实的利益才是所有一切政治活动的最高境界。
    称职政治家的一项最基的品质就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和嘈杂中为大众找到正确出路。也就是说能不能找到正确的前行方向，就是政治家称职与否的鉴别标志。看看那些标名青史、建立功业的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呢？所谓远见卓识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曲高和寡。如果政治家的认识与所有人的认识相同，那就是共识或者叫做庸识，而不是卓识。如果台湾的政治环境没有具有卓识的政治家出现，则其政治发展的前景就是黯淡无光的。
     从这样的角度看，最近陈水扁先生的一些举动就可能赢得华人世界的普遍欢迎。在“扁宋会“十点声明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地引人注目：一是——分清楚政党活动与当局活动的区别。如果以执政者的公职行为强化台独意识，这是大陆所不能容忍的。行政职权是用来管理岛内事务的，而不是用来宣扬一派政治观点的。区别这个不同，就有利于两岸关系。二是——十点声明中表达了“遵循中华民国宪法所揭橥的国家定位”的意思。这可以看作是陈水扁先生已经回归到了“一中原则”的限度内。这实际上已经为谈判——“一中原则”奠定了政治基础。胡锦涛主席的政协讲话中，也明确表示注意到了2·24声明。从技术的角度上讲，两岸政治谈判的绝大部分障碍已经消除，这是两岸关系最新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
    但是，两岸领导人隔岸相互喊话和表达善意还是不够的，两岸和平还需要具体的行动。扁宋会十点声明，属于岛内政治活动的形式。大陆政府无法依据这种岛内的政治宣言启动谈判机制。而且以这样的形式开始谈判，也会给世人以大陆插手台湾岛内政治事务的印像，这不利于未来“一国两制”的实施。如果台湾领导人能够审时度势，将这种岛内政治活动形成的宣言外部化，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所谓政治宣言的外部化——也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比如政府文告或其它形式）正式地向大陆传递，由此形成启动谈判机制的邀约。由于大陆谈判的基本原则是公开的，谈与不谈的主动权始终在台湾当局手里，但是唯其如此，也才突显台湾当局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陈水扁先生的态度，从选举过程中表现出的台独倾向，到今天回归“一中原则“是翻过了一座大山，那么现在就只剩最后一道技术性的小坎了，轻轻地跨过去就会迎来满天彩霞。
     说到两岸政治谈判，我个人以为——对于“一中原则“的不同态度，将最终地决定着两岸未来关系的样式。消极地承认一中原则，只能够获得单纯的和平前景；如果积极地承认这个原则将会获得紧密的两岸关系。系统地分析——两岸关系由疏到密大概会有三种可能的形式，也就是谈判可能得到三个最终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只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个协议维护了台海和平，台湾宣布不独立，大陆宣布不动武，延续三十年或更久。——这只是下策。第二个结果是除了上述协议之外，再加紧密的经济安排，比如建立台海两岸经济区。——这是中策。还有一个结果是——在上述协议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双方可接受的治权统一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上列载治权统一过程中，两岸当局对另一方的提出的技术性要求，比如需要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的指标、或者是台湾当局的政治行为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等内容。然后注明只要达到这样的指标，就启动治权统一机制。——这才是上策。
    对于台湾的发展而言，如果只是争取到了第一个结果——和平协议，这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上，台湾当局只要不去挑衅大陆，不去搞法理台独，两岸就可以和平相处20年不成问题。如果是争取到了第二个结果——和平协议再加紧密的经济安排。从台湾发展的需要出发，建立紧密的两岸经济联系，这才应该是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安排对于大陆与台湾而言，重要性是显著不同的——对于大陆来说，与台湾的关系只是整体经济中的局部。而对于台湾来说，大陆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唯一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大陆有求于台湾的甚少，而台湾有求于大陆的甚多。所以不要将两岸的平等谈判看作是大陆有求于台湾，这样的心态下两岸才能真正地走到一起。
    如果达成了这样的中策协议固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好处，但是从政治家个人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不完美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协议为后来的政治家留下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不能居全功于一身，所以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虽然作何种选择，台湾政治家有充分的自由，但优秀的政治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争取第三种结果——直接进入上策谈判，毕全功于一役。这样作实际上为台湾赢得了参与大陆经济政治事务的权限。通过这样的安排，台湾的政治家可以在大陆的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甚至政府担任公职，这样对双方都是更好的安排。
    这上中下三个结果是三个台阶，能够走到哪一步，这是台湾政治家能力的评价指标，雄才大略的人会走到第三步，能力较小者只能走到第一个台阶。两岸政治谈判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大事，是一个必将留诸历史的伟业，这个重要程度台湾政治家也许感触不深，但是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一定超出了所有台湾人的常规认识。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成功非常之事，也须非常之力和非常之能。上天总是将机遇公平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能不能理解和利用这样的机遇，取决于时运，也取决于个人才智，不同的作为最终结果是大不相同的。比如说，上天曾经给过李登辉两次机遇——利用个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背景进行两岸和平谈判、89年登上大陆。但是他不懂这样的天意，痛失了这样的机会。现在只好老年偏执性地四处煽动台独，更可笑的是象没头苍蝇一样，对着一个尚不知内容的《反分裂国家法》瞎起劲，过多少年这些行为都会是华人世界的笑话。今天的机遇，又是这样不经意地摆在了台湾所有政治家的面前——三个协议，三个台阶，三种结果。当然，还有第四种结果——丧失了这个机会。
    赢得上策协议对于陈水扁先生而言是现实可能的，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民众的支持——政治和解这是两岸民众所期盼已久的福音。二是立委的广泛支持——台湾大多数立委都支持发展两岸关系，只要朝野合作，在扁宋会的基础上容纳其它政党，建立一个广泛的政治协作机制——比如多党合作的和平委员会，或者其它形式，两岸和解这件事就会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行为在酝酿。
站在学者的角度看——两岸交流也可以多元化。比如民间政党交流，国亲新作为政党，与共产党合作，加入大陆政协共商国是。其它任何政党（包括台联党），只要放弃台独主张，也可以与大陆进行交流。再比如，经济与政治可以分开来两条褪走路，各谈各的互不相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这些多元化的交流，可以增进互信，为政治谈判创造良好氛围。总之，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举动逐渐多起来，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于大陆一方近期的举动可以这样解读——许多人注意到了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讲话。但大多关注了讲话的内容，而忽略了“政协主席”出面讲话背后酝酿的制度含义。我们知道政协这个形式源于国共合作，在那个时候签订了“双十协定”。其后的大陆政协也是政党政治的一种形式。政协——政治协商的平台，如果理解了这个含义，实际上表示——大陆已经将谈判的方式也准备好了，只待台湾当局的进一步行动。对于大陆而言，最能体现诚意的地方就是胡锦涛主席的政协讲话——这种诚意已经感天动地，如果台湾当局继续悖逆天理行事，必遭天谴。
    还有需要一提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反国家分裂法》。
    首先，从立法的本意上说这是一种善意。《反国家分裂法》的立法原意是为两岸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设置一个缓冲期。避免双方徒手相搏、硬性碰撞，在这里《反国家分裂法》就是拳击手套，是一个软性的护垫。有了这部法律对宣布“台湾独立”的单方面行为可以静观一段时间，而不必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立即动武。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说，这是将大陆为了表达善意所作的诸多让步法律化。比如，《反分裂国家法》并不是台湾人所理解的动武依据。相反在法律中却将“武力”等字样用“非和平方式”字样替代了。——这就是善意。本来两岸间动不动武的症结不在于有没有这样一部法律，没有这样的法律动武更不受限制。而有了这样的法律就有了明确的判别方式。
     第三，从形式上说，用法律表达了大陆对台湾问题的认真态度。《反国家分裂法》实际上表达了两种含义：一是快速的立法程序，是为了因应现时两岸和解的气氛，将作出的各种“退让”用法律形式表达为一种庄严的承诺。这个说法见诸于胡锦涛主席的政协讲话。这实际上也就是——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台湾的许多人在不理解这种立法用意的情况下，就又激情彭湃起来了，这十分像是演滑稽戏。二是用法律的形式，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表示——这样的一揽子退让已经是最后的底线，再没有退让空间了。为了不被世人误解，只好用法律的形式表明了底线（这个方法见诸于中国加入WTO时与美国的谈判）。
    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与不谈的主动权在台湾当局。从台湾方面看，如果真的要谈判，大陆已经从最初的“三段论”表述，退让到今天的“十六大”表述，这里面已经作过了多次根本立场的让步。大陆的让步到此为止。这个时候需要台湾当局回报的就是“一中原则”上的让步。如果台湾当局像是一个惯坏的孩子，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对这种不断让步表达的善意视若惘闻，更以为是一种软弱，漫天要价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双方谈判的问题上，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和诚意。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没有诚意，那一切就无从谈起。对于大陆来说——一贯的立场是“争取谈”，上述各项作为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接下来就是“准备打”与“不怕拖”了，走到后两种结局，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
    进入2005年以来，国民党春节包机的促成，扁宋会得出的十点共识，江炳昆拜祭中山陵、连战访问大陆，这样几件事情的酝酿或成形，再加上胡锦涛政协会议上的充满善意讲话，似乎给出了充足的理由，让我们对两岸的未来升腾起了新的期望。如果这些事件真的就是两岸关系走向政治谈判的起点，那么春节包机和扁宋会以及胡四点就是三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足可以留诸史册。两岸的和平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而缔造了和平的人也将功德无量、永垂史册。胡锦涛、陈水扁、宋楚愈、连战这些谱写了历史、创造了和平传奇的人，就是造福了天下苍生，也就一定会豪门万代。历史总是偏爱这样的传奇，它比战争谋略、外交风云更有魅力。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这只是昙花一现，历史只是在这里作了一个暂时的停动，接着重又走回了老路，那样的前景首先对台湾自己是一种伤害。
     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与大陆发展关系切忌走入观念的误区。
     比如，因为大陆经济发展滞后，台湾暂时不能与大陆统一。这样的观念错误在于——两岸经济是相对独立的。只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一种含义是大陆要瓜分台湾的经济成果。而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差异还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谈判筹码，能够为台湾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如果大陆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实体了，世界各国无不倾向中国，小小的台湾还有什么价值，谈不谈判都只能自动地以地方政府的身份回归，那个时候再想要“上策协议”恐怕悔之晚矣。现在的大陆急迫地需要发展，也就需要台湾的既有经济条件与大陆进行投资等形式的合作，而这——就是要价的基础。需要明白的是这个基础不可能永存，会随着大陆的强大逐渐流失。这就是事物的辨正法——台湾政治领导人如果懂得马克思哲学，就会理解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变易与不易的道理。
     再比如，发展民主的问题。两岸关系不必太过执着于政治理念——“一国两制”已经为两岸不同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共存的基础。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以为——与其学着作西方民主思想的信徒，不如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践中华哲人的大同理想，起码要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境界吧。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层次上，两岸才可能达成一致。创立一个让世界为我倾倒的新概念民主模式，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唯一正确途径。师法西方的目的在于最终超越西方，而不是永远地模制西方。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台湾人的理解并不如大陆。所以不要简单地将西式民主奉为“不可变的祖宗之法”，非西式民主就是异教徒，就是大逆不道。真正理解了民主实质的人，就不会着于相。
  何去何从呢？历史的天空充满了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