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尾,工作异常繁多,直忙得焦头烂额,心里有点烦。
可更烦的事情,还在等着我:今天晚上20:40分的时候,突然接到姑父的电话:你爸今天一早被湖南省隆回县鸭田镇镇政府抓了!
我大吃一惊:难道老爸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了?
于是赶紧问姑父:怎么回事?
姑父说:因为你弟媳没回家参加妇检,所以把你爸抓走了!
原来如此!
天啦,这是什么逻辑?——家乡有句古话:树大分叉,儿大分家。现在是我弟媳没参加妇检,就抓我爸,难道还要诛连九族不成?
我赶紧通过114查询,查到了鸭田镇镇政府的电话,拨过去,响了几下后,幸好有人接了。
我说:我老家是鸭田的,现在广东工作,听说由于我弟媳没参加妇检,就把我爸抓到你们镇政府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凭什么抓我老爸?
对方回答说:我是镇政府办公室的,具体事情我不清楚,但我估计是要你爸来反映、提供情况,配合我们的工作,所以把你老找来了。
我问:到底是“找”,还是“抓”?现在我家就我爸一个人在家(我哥哥、弟弟他们两家全部外出打工了),要看守我哥和和弟的房子,还要猪、牛、鸡、鸭等要看管。你们这么一“找”,家里怎么办?
对方回答:那我把这个情况向负责计生工作的同志反映一下。
……
接下来我给我叔叔打了电话,他说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只是今天一早的时候,你爸就被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几位人带走了,现在还没回家。
天啦,这是什么世道?——有道是“衙门深似海”,佘祥林案、孙志刚案……告诉我,一入衙门,不饱受皮肉之苦,算你运气。
可怜我老爸,一生贫苦,现在都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被带走已经一整天了,倘若真要受此折磨,能熬得住吗?
我想,今晚我是没办法睡了。
也正好,记实性地将此事写下来。
随之而来的,我还有几点感想,一并记录如下。
一、没错,现在中国人口实在太多,所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一刻也不能放松。像我爷爷奶奶,生了7个;外公外婆,生了6个。到了父亲这一代,三四个小孩仍然是普遍现象。比如我父母生4个,我二叔2个,三叔3个,满叔2个,大姑妈3个,二姑妈3个,只有最小的姑妈,年纪和我姐姐差不多,此时计划生育抓得异常紧了,只生了1个。上述数字的演变关系是:2(爷爷奶奶那一代)→7(+7)(父母亲们那一代)→18(4+2+3+2+3+3+1)(我们这一代)
但如此“诛连”,凭什么?而且在家时,常常看到搞计划生育的大大小小官吏们,对超生的家庭,或拆房子,或搬家具,或将其家里所有值钱的、能变卖的,全部拿走,拿不走或不值钱的,比如屋顶上的瓦片,便给你打碎、打烂。难道这天下,就只是他们的天下?
二、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总量为6亿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可是有人偏偏要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于是问题越积越大,积重难返。以至到了今日,不得不推出极端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在这一政策底下,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长此下去,一二十年后,中国的青年都没有兄弟姊妹。再过些时日,所有的人都没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个人都举目无亲!而天伦之乐是天生下来的应有的权利,是维护适者生存的要素,是一项重要的财富。”
无天伦之乐,也便罢了。但“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重大的决策失误,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只能是任人使唤和宰割的羔羊?难道他们永远只能是代价的支付者而不是成果的受益者?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
附录:
贺卫方:孙志刚事件显示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不要以为它跟我们没有关系,今天我以教授的身份在这里,或者说另外一位朋友有一种官员的身份,以为就能够免予这种安全和人身自由上威胁,可是,孙志刚的悲剧很容易在我们身上重演。武汉不是有一位教授死在公安的车上么?文革期间更极端的例子,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这样的一个崇高身份,有宪法对他的保障,但还不是一样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么?所以我想起一位德国人讲的话。他说最初纳粹来抓某个人,因为那个人是共产党人,他想我不是共产党人,跟我没关系,他抓吧,我不说什么。后来纳粹又抓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会员,跟我没有关系,我还不说话。最后他又抓了一个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出声,但是最后纳粹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http://www2.qglt.com.cn/wsrmlt/jbft/2003/06/060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