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对前段时间已经有点“炎热”的“冬日”的反叛，一股强大的寒流呼啸着席卷了南北，在北国的银装素裹和南国的阴雨中，2004年的风云故事在悄然中慢慢谢幕。与此同时，我们的媒体在锣鼓喧天中热闹非凡，种种官方的、民间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十大”评选此此起彼伏，元旦在从来不寂寞的氛围中喊叫着扑来。

令人充满喜悦的是中央电视台，这几天的节目天天都在为各地的农民兄弟数钱，看到屏幕上的种粮大户们报出来的数万、数十万的收入账，由衷地为农民的收入增加而高兴，作为社会最庞大的群体，有什么比他们“有钱”了更为震撼呢。当然，在种粮大户们拿到自己辛苦钱的同时，另外一群农民也用颤抖的手接过了另外一种“喜悦”，CCTV报道过，广州一间工厂的民工，被老板拖欠了2年的血汗钱终于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干预下得以“部分”兑现，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在中央电视台大轰大鸣地欢呼的背后，还应该透视出更多的东西，草民倒是觉得，记者的欢呼或多或少反映了一种渴望，就是只有最广大低收入人群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才是社会值得宽慰与庆祝的。如果最广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不用多说，相当于公务员账面阳光收入平均值的1/5，那会是什么光景？当然，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这“增收”的点向“增支”的点一延伸，得到的恐怕就有几分沉重。

据人民日报报道“吉林省农安县等地部分农村，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因学致贫，家长背上了沉重负担。一些家长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人民日报》），农民多收了三五斗，除掉在CCTV大把数钱的大户之外，谁能够坦然面对这样的“赌博”呢，“吉林省农调队调查，吉林省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长25.8％。西安市城调队对1800户城市居民的调查，过去五年，西安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约36.7％，教育支出却增长160％，教育费用支出增速远远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能够负担子女教育费用，且经济犹有余力的家庭不到两成。”（《人民日报》），别说农民，城市一般收入家庭面对“增收”36.7％与“增支”160％这样的“负增长”差，恐怕也难得欢呼起来。

教育如斯，而涉及人的生命存在基础的医疗卫生也是令人不堪重负，“卫生部昨天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但近五成的居民生病不看医生。…1993年、1998年和2003年，我国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去年的调查表明，过去的5年，我国城乡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分别增长了8．9％和2．4％，而在年医疗卫生支出上，城乡居民的支出分别增长了13．5％和11．8％。”（《北京娱乐信报》），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比收入增加值之间的差，达到8．4％，又是一个收支“剪刀差”，着实让人无法应对。

“剪刀差”怎么办，当然是惹不起躲得起，“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北京娱乐信报》），文字上似乎简单的描述“生病不去看医生”，说穿了，就是“熬着”，恰好笔者这两天小有不适，起先因为实在是怵于医院的“快刀手”们，也是“熬着”，在咬牙“熬”一整天之后，终于在不依不饶的疼痛面前崩溃，半夜赶赴急诊科，光几项常规检验，已经上百元不在囊中。草民所在城市，一个工龄30年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足千元，如果一次不大不小的病痛，已经使其付出1/5的月收入甚至更多（医保是不覆盖门诊的），恐怕谁都得先考虑“熬”，一个社会，近一半的病人靠“熬”来度过艰难的痛苦时光，究竟是谁得了“病”。

“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对于“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者，其痛苦与辛酸更甚于小病小痛的“熬”，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选择就明摆着是“等死”，对低收入人群来说，“等死”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会引致剧烈疼痛的疾病如癌症晚期，连起码的止痛手段都无缘享受，对于病者来讲，是何等惨烈的“熬”。而一个现实的循环却是，低收入者因为一个小小的感染，“熬”成住院级别，才不得已赶赴医院，在花光借尽之后，落荒而逃，再“熬”成“等死”级别。

卫生部的调查把原因归结于“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又明明才听见卫生部门在叹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收费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一例手术收费少了若干若干、一项高级检查的收费又少了若干若干，在服务方面的收费没有很好地“接轨”，解决方法就是要更加坚定地“深入改革”，有传言说是，在今后短时间内，仿照企业改制，“‘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在日前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院管理文凭课程公开班的开学仪式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作上述表示。…他强调，中国的医院改革会在政府指导下，运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又推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与这个目标相比，目前中国的医院管理水平是不适配的。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去，政府已经逐步退出公立医院这个领域。政府接下来会加大指导，特别是强调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医院，这将会出现医院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中国会有相当一部分公立性医院也会转为股权多元化。”（《中华工商时报》）。

草民们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医疗卫生状况的种种，皆源于为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什么是“市场”，草民不懂，但草民知道以利润、赚钱为终极目标者，是进入市场的唯一动力。于是乎，在早已市场化了的医药界，平价药、廉价药难现尊荣，代之以昂贵的“进口药”、合资药、或者“土药”穿上“洋装”的“新药”，于是，药贩子满世界飞，于是，医生们在开药时一脸严肃地对草民说“国产药纯度不够，效果不如进口药，你看…”,，于是，江苏最近追查出来上百接受药贩子贿赂的医生、院长、药剂科长，乌烟瘴气，黑云惨雾。于是乎，有贤达们出主意，把药费“降下来”，把服务费提上去，结果呢，药费是“桃花依旧笑春风”，药贩子依旧漫天飞，服务费却开始与药费“人面桃花相映红”了，一笔糊涂帐，换来了“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的惨然现实。但是，“中国的医院改革会在政府指导下，运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满足老百姓的基础?
 市场化的优劣剪不断、理还乱，那应该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投入最基本的关注的公共投入呢，看来也未见及格，据说，目前轰轰烈烈的公务员的“车改”的起因，是因为每年花在公车消费上的款项，高达6000个亿，为了保证公务员们、特别是各级有职权的公务员们上下班或者外出公干时不迈开尊腿或以尊身与平民挤公共交通，各级政府费尽心思，终于来了个皆大欢喜的“车补”，一张月票或者乘车IC卡可以解决问题的个人或公务交通，就比低收入者在病痛中惨“熬”要重要的多么。再说公共医疗投入，比之于全国绝大多数县以下医院、还有所谓面对的破败寒酸的，是少数气度不凡的中心城市的大型三甲医院的不断耸起，还有据说代表了“医疗服务发展方向”的收费每日达上千美金的，令公立医院的医生们垂涎不已的“私立温馨医院”。私立医院本来就已经市场化，公立医院已经成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怪胎，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穷患者们只能够惨“熬”着等待“运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又推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的伟大时代了。

不过，草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在目前正在惨“熬”着的群体中，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正在“壮大”，就是因为血吸虫大面积“复辟”而导致的血吸虫患者们。他们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面对污染的水体，以至于“官方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11月，全国有427个县（市、区）存在血吸虫疫情，生活在疫区的人口约有6500万。根据不同的统计途径，中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在6500至9903万之间。受感染者84万人，「晚血」病人2万人。血吸虫病尚未得到控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7个省的110个县（市、区）。其中，洞庭湖、鄱阳湖的江湖洲滩地带，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为重度流行区。但据专家称，实际患病人数估计可能超过百万。”（《文汇报》），据从事过50年代学芳事业而至今仍然在从事雪纺的一位老血防工作者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讲，50年代到70年代，血吸虫病人的治疗是完全免费的，而如今一个疗程最少要收费200元，以至于许多家庭因为一个病人，全家拖垮、全家族拖垮。说其他的病人国家负担不起，可以“理解”，未必血吸虫病人在一些贤达、主流门口中被嚎哭着控诉其“大家一样穷”的年代都可以吃上免费的药品，在今天这个有“先富”们的!
 光辉所照亮的时代，就少了他们的一点药费么，问题出在哪里？

草民觉得，一个有近一半的得病的群体不敢、不能走入医院的社会，不算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对2005年的到来有什么寄望的话，那就是：让穷患者们走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