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市场的知识分子
如果将“知识分子”不作为个人身分的确定，而作为工具理性用以标示一部分社群，应该还是成立的。后者正是至今仍沿用的社会政治标准，例如在提到所谓的“知识分子政策”时就是如此。不应当否认，这也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它的基本内容是学校教师群体，尤其大学教师群体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对中小学教师、只受过中小学教育者、或尚在求学的大学生即潜在的教师们，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称为“小知识分子”，以示区别。所以，并非凡有知识者皆可称知识分子，对此不能望文生义。同样，作家、艺术家不叫自己知识分子，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哪怕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也不称知识分子。而学者、专家们由于工作在大学（包括研究机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已成了我们的话语体系的通则。
那么，为什么近几年知识分子问题十分引人关注？就因为随着社会的转型，这一部分人的实际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市场经济被纳入我们的体制。以前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下，现代商品社会特有的知识分子和知识产品的关系是被掩盖起来的，薪金制包下了知识分子的起居费用，知识分子显得是在无偿地在传授知识。这也使得他们实际生活水平虽不算高，政治上也屡受冲击，却因思想清高显得形象高大，给人一种纯粹的知识化身的印象而受到尊崇。但现在知识产品和市场的关系开始摆明了。除了计划经济仍保留的部分（我们还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知识分子从事的其它一切活动均要听从市场法则。科学研究的成果必须尽可能应用于实际开发，取得市场效益；著述成书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否则无法出版和打开销路；讲课不仅计算课时报酬，还开辟了多种渠道以便创收，即增加单位和个人由国家财政提供部分外的经济收入；等等。所有这一切本身无可厚非，智力劳动和其它各种劳动一样，有自身的价值和市场价格，在市场经济下应当争取并保障自己的合理合法的权益。但作用于市场的，不止是商品交换法则，还有利润法则、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等。事情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目标，从知识劳动和知识产品正当的价值的实现，转为利润的追求，甚至利润至上，唯利是图。
变化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在大学里。大学和知识分子密不可分，它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是传播知识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学术阵地。这既是他们的学院与书斋之所在，也是他们面向公共文化空间的据点。从前大学被当成知识文化的神圣殿堂，现在则向商品化的世俗世界开放了，形形色色的商店、超市、食铺……在校园内涌现，布告栏贴满了商品促销的花花绿绿广告，学校本身也在建立各种产业，谋划着赢利。另外，上学读书从免费的普及教育改为以不同形式收取各种费用，如“计划外”、“委培”、“定向”等，都是交了一定的钱就可额外入学。导师带研究生首先要有经费，也理所当然地被他们称作“老板”。知识的传授如今也建立在金钱交易的基础上了。
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随之改变了，从前是“言不及利”的，现在则“言或不及义，而必称利”。对他们来说，“挣钱”不再是羞答答见不得人的事，而是光明正大的，并且往往会为了“挣钱”而无所不用其极。知识分子“清高”的知识化身的形象就此破碎了。我们应该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有人指责知识分子丧失了“道德底线”，就因为他们投入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和传统眼光里的知识分子形象大相径庭。用以前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他们做人的道德当然只能说是崩溃了。
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没有人能给出完整的答案。当年王小波是站出来反击“道德底线”论的，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知识分子也去“挣钱”。这是对的。但“挣钱”就没了限制和法度吗？“盗亦有道”，即使像商家那样纯粹做买卖，也应该有规则可依。在后一方面，王小波除了“创造精神财富”之类的笼统话，未能发表什么高见。这一点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欠缺的。
于是，当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了“附皮之毛”的从属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独立后（且不论这种独立达到多大程度），却发现自己的行为与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全失范了。他们既不再有现成的一整套行为或道德规范可遵守，因为旧有的规范本身问题重重，在新形势下已支离破碎，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品交易的法则办事，因为即使是知识产业，也仍然有不同于其它商品生产的特点。剩下的只有听从原始的欲望冲动。所谓的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都仅是这一行为与观念失范的副产品。知识分子问题就这样在新的背景中突现出来了。
（二）知识分子的图腾
如今，要从个人身分的角度确定什么人是知识分子，的确相当困难。因为在市场经济利润法则的作用下，知识分子谋取金钱收入的范围早就越出了大学校区。除了在外兼课，有的人进一步涉足商界，兴办文化传谋公司、参与热点图书出版、炒股、投资房产业……知识与财富还有多种结缘的方式。同时，由于权力意味着另一种财富，知识与权力的结缘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知识分子了。有的大学学者出入有轿车，居家有豪宅，留连于娱乐场所，如果不出示名片，你准保以为他们是商贾之流。另外有的学者频繁出现于公共媒体，帮助别人做广告同时也替自己做广告，你把他们当成影视或演艺明星也未尝不可。当然，仍以教书为业的“君子固穷者”也有人在，但他们被讥为“不识时务”，绝不代表主流。主流知识分子是那些即使出了丑闻，也要利用丑闻写书卖钱、深谙市场炒作秘诀的人。
有意思的是，当大学教师跨出校区走向市场时，商界、政界的成功人士又挤进校区。他们在双休日开着轿车到大学来听一点课，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或者干脆叫秘书代写毕业论文，最后也弄到了硕士、博士的学位。但这不过是他们为保住现有地位和谋取更高升迁所必需的学历，说白了，是手段。在个别场合，他们也许会不无调侃地提到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在更多场合，他们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商人、企业家也纷纷为自己增加知识文化的色彩，或者赞助某项文化事业，或者雇“枪手”替本人著书立说，或者弄个名誉教授当当，打扮成“儒商”的模样，表明自己并非只钻在钱眼里，也是有知识的人。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分化，成了游走的一族。知识分子面目全非了，成了人人可挑选又人人可作践的一块牌子。这是无可回避的一个醒目的事实。不管是葛兰西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意思是知识分子已融入社会各阶层），还是福柯宣称的“没有知识分子”（意思是只剩下个别的专业人员），听上去都像在暗示，随着知识分子个人身分的含混不清，知识分子群体存在已岌岌可危。已经有人喜形于色地在打听：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1]？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其实也就等于取消了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知识分子处在生死存亡之间，问题加倍显得迫切了。
于是有人先后倡导“自由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意识到群体存在危机后的自涉举措，试图对知识分子日趋模糊的社会角色另作限定，在队伍涣散之际重新做一番甄别，号召和集结一支堪称中坚的力量。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独立于市场体制之外的，因而有可能在社会转型中采取局外人的批判态度，继续维持知识分子超越于世俗生活上的高洁形象，以及从这种超然姿态出发对转型过程实行督察，同时也由这样一种超然其上的督察作用，谋得自身地位由社会边缘而向中心的转移。“公共知识分子”则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专业的领域，走出个人的圈子，关注公众事务，作为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的化身，代表一种体现社会公共正义或正当性的政治文化，这种“代表性”（representatios）也是萨义德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方面，和对自身实现的价值方面，均与“自由知识分子”相似。
不幸的是，这些提出来用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说法，都出自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人家的话语有人家的实际情况做基础，却未必适用于我们。拿“自由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自由（liberty）观念源自中世纪市民社会孕育的城市，城市用纳税或纳贡的办法向贵族君主和教皇赎卖自治权，城市公民因而享有不受后者管辖的豁免权，城市大学的教职人员和学生也有同样特权，如13世纪大学的社团组织拥有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力，和授予学位的权力。当然这种自由权有时会被君主所剥夺，如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巴黎大学亲英，战后法国国王就一度免去了该校教职人员相关的特权。以后城市更加发达，自由的观念进而建立在自由职业上，不同的职业成立自己的行会组织（包括大学的教职人员的社团）自己管理自己。所有这些均构成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发展（Laissez Faire）的充分资源。而在中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宋代城市只是大一统朝廷的下属行政单位，几曾有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自由观念或自由权？当汪晖通过所谓的现代性研究以论证或断言现代的“国家”和“市场”实为二位一体时，并不等于他的研究有多少学术的价值，只不过揭示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事实：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仍是相对于计划经济的附属。如果说，强调一点市场经济的弹性，意味着企求更多一点自由，那强调市场和国家的同一，就意味着那点有限的自由也难以保障。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存在着权力干预的黑箱操作，股市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这样的历史的或现实的背景下，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出现？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和“新左派”的争论中退下阵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口号也就偃旗息鼓了。
同样情况，“公共知识分子”所象征的“公共理性”之所以认为自己有可能代表另一种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西方权力分散的观念和体制上，在美国还包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从而造成了政治上的多元空间。而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绝不可能允许有一种权力体制之外的公共政治文化的存在，当然也不可能允许代表这种另类政治文化的知识分子产生。今年初《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题目中的“传统”和“重建”就用得莫明其妙，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里同样要纠正一个误解，不要以为频繁出现于公共场合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自由知识分子”也好，“公共知识分子”也好，虽是针对我们的现实状况而发的号召，却远远脱离了我们的实际环境。打个比方说，病症是发现了，开的药方不对。排除中外地域的区别，从时间上讲他们也都属于过去的历史现象，连西方人士自己都在感叹“最后的知识分子”已灭绝，而我们还在呼唤他们的幽灵。只能认为，我们是通过已经在生活中消逝的他们来寄托对当前知识分子现状的忧思，希望按照他们的榜样重新打造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用他们来充当知识分子的旗帜来重新集结队伍。所以我认为，“自由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图腾——图腾即偶像与禁忌的结合。
这种对知识分子图腾化的倾向直接导致了一种奇特的形而上学，“知识分子性”这个抽象概念就是其典型的表征。有一个批评家这样为其下定义：“知识分子性不是一种职业品质，而是一种伦理及道德的和人文的品质，它是体现在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领域里的生命个体对社会及族类的历史实践和未来走向的人文职责的自觉承载。”[2]显然，这里的“知识分子性”，可以随意填充进任何内容，同样也可用别的任何一个抽象概念来替换它，如“人文品质”、“道德精神”、“责任性”、“自觉性”等等，因为它根本是个先验构造的预设。
（三）面向现实与历史
想要在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上真正迈出步子，需要面向我们自己的现实与历史，而不是现成地躺在别人的话语体系、理念或概念上。然而，后者正是当下的普遍倾向，因此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而且越讨论越让人糊涂。还是那篇《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谈到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时，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这段话是从现成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来讨论问题的典型例证。甚至连选择这个定义的理由，也仅仅是由于它“更具感染力”。
同样，涉及知识分子的渊源，我们也乐意追溯西方的史实，而掉头不顾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史。人们往往把知识分子的诞生定在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或19世纪俄国民意党人活动时期。这首先有悖西方历史的实际情况，也无视国外历史学界做的工作，甚至缺乏起码的语文常识。事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法国著名史学家勒戈夫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就已发现，法国从13至14世纪起，随着城市和大学的兴起，知识分子的群体就已出现。《小罗伯特法语辞典》也清楚地标明了intellectuel（法语：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于14世纪末。而此前用于指称知识分子的是另一个词：clerc，原意是“教士”，特指供职于修道院大学、以教授知识为业、不同于一般神甫和修士的教会人员，但其中知识分子一层含义始终为后来所沿用，班达《知识分子的反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书就是这样的用法。当然，如此剪裁历史事实的用意（个别人甚至说法国知识分子一词初见于左拉的《我抗议》一文）不难察觉，无非是想突出图腾化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性”和“反叛性”。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群体和个人，他们的前身是什么？在哪个阶段成长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这个成长过程里发生了什么，体现了什么特点？他们身上有哪些遗传因子，又有哪些突发的变异？……只有充分掌握了这些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问题才会更清晰地展露在我们面前。但在涉及这些方面时，我们又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泯灭了时代的界限，不加分析地把古代的士大夫等同于现代的知识分子，把儒家称为“儒家知识分子”，或主张传统士绅阶级就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似乎知识分子和其它别的东西一样，也是我们古已有之的。
作为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大夫，这点没有错。但现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有一条根本的界线不容混淆，那就是理性批判精神的有和无。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批判理解为以某物为对立面而加以反对与揭露，其实是很片面的。批判的实质是基于理性的反思，这一反思如康德所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理性为标准去审察一切，看事物是否合乎理性，二是同样反过来审察理性本身，看它又有什么局限或限度。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一个显著标志。西方中世纪大学的教士之所以称为知识分子，除了别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养成了理性主义，“在圣洁之星下寻求科学之光”，形成了“求新、观察、研究”的精神，授课的内容与方式都要经过论辩即辩证法的检验。其中的佼佼者安瑟尔姆和阿贝拉尔，已经提出并阐发了“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观念。知识分子本意就是“理智之士”，这正是intellectuel一词具有的意义。相比之下，中国士大夫始终信奉“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信“祖宗之法不可违”，坚持“道统”、“学统”，“独尊儒术”而“党同伐异”。他们实际搞的是形而上学和独断论，极少有人反思一下所有这一切是否有问题。即使有人有所革新，也衷心认为自己在维护正统，举起的是“复古”的旗号，什么“文起八代之衰”、“政承三代之盛”等等。即使像孔子那样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也只是出自对春秋时期社会文化状况的不满，并未也不可能理性地思考周礼崩坏的原因，所以有的人说孔子这样做也体现了“批判精神”，并不正确。
当然，事物都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士大夫也在逐渐萌发理性的反思，虽然在鸦片战争前的上千年里，总体状况可谓星光微熹。王充、阮籍、刘禹锡、李贽、王夫之、龚自珍……这些人身上都有可贵的思想闪光。以龚自珍为例，他以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史学”来颠覆已意识形态化的经学，就带有理性反思的色彩。毫无疑问，这样讲显得笼统，还需要进一步的过细分析。目前有人在进行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态研究，这样性质的个案工作值得提倡，因为它可以鲜明地展示处在儒学统治地位下的士大夫身临动荡局势时的观念世界。这比泛泛地议论“儒家知识分子”更切合实际。
知识分子的诞生应当通过两个尺度来衡量，外在的是大学教育体制的形成，这是知识分子得以成长为群体性社会力量的环境；内在的是理性批判或理性反思精神的确立，这是知识分子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思维理念。照这个标准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出现在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是在此期间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这时候，新学堂普遍取代了科举制度，理性主义也随着不同于经史子集的知识学科多种途径的传授而影响到人们心灵。当然这其中有个过程。像康有为的广州万木草堂是否属于新式学校是可讨论的，但康有为本人却还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仍未脱出“托古改制”的框架。相比之下，鲁迅是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接受了国内外大学的新式教育，他的理性反思不仅针对社会环境，也针对他自身。正是本着理性批判精神，他在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发现了“吃人”二字，在自己头顶发现了阿Q的小辫。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诞生后整体的发育是不够充分和完善的。在大学教育体制方面，大学的模式从开始的改良式学堂，到以后的西式综合大学，到解放后的苏联模式的专科性大学和学院，再到文革结束后学院普遍升格成大学，及近年的大学专科升为大学本科，和为“同国际接轨”而实行的并校，眼前有些工科大学又在向综合大学改制……一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大学体制始终在纷纭不息的变动之中。大学内部的管理也同样，是党委治校，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治校或教授治校？校、院、系三级领导的关系如何处理？教师职称如何评定与聘任？教师的业绩如何评审？时常也在左右摇摆之中。招生、考试、研究生培养……几乎隔不了多久每一项都会有新的方案提出来实施。变动未必是坏事，但频繁的变动说明体制至今尚未成熟和稳定下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会滋长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只知应变而缺乏原则。这一点是不应当忽视的。
在理性批判精神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未能以其作为群体的必要资质，进行自觉的主体建设。为了应对日益急迫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曾先后输入过各种主义，引发了各种思想倾向的回应，激进的、保守的、折中的……应有尽有，唯独少了理性主义的反思精神。如果说我们也曾有过“批判”或“大批判”，那只是针对别人的“革命手段”，或是一种“权力话语”。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更被当作改造对象甚或专政对象，要求他们的是“夹紧尾巴做人”，根本不准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学术争鸣，思想创造，哲学探讨……统统被禁绝了，能做的只有阐释经典，注解政策，或者配合政治运动大造“革命舆论”。说中国知识分子诞生后有段时间精神灵魂是扭曲的和萎缩的，一点也不过分。
在理性批判精神未能充分建立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专门禀有的精神遗产、传统士大夫的人格缺陷，就潜生暗长并一再肆虐。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弊病与衰象，均可以从士大夫那里找到根源。例如人格分裂的两面作风。士大夫可以一边大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边又“三日不见君，惶惶若丧家之犬”，急于将自己才学“货于帝王家”。今天有些人也同样，一边写文章批评“官本位”意识，一边又削尖脑袋想方设法要谋个一官半职。“学而优则仕”，在野的“士”和在朝的“仕”本只有一字之差，所以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是甘心寂寞，愿意处在边缘的地位？再如学术腐败，百年现代学术史，于今为烈，这当然有以上所说的体制的问题，但历史上科举考试作弊相沿成风，士子们为求功名利禄恬不为耻，也是渊源。翻翻野史笔记就知道，清初的几次科场大案，并不全是初入关的清统治者蓄意整肃，实在因为由明入清的一帮士人作弊的手段令他们瞠目结舌。今天的情况并无什么实质性变化，学界变相抄袭的手法越来越高明隐蔽。叫人更为惊诧的是，有的当事者被揭露后，非但不觉内疚，反而厚颜巧辞为自己辩解，并照旧当他们的教授、博导不误。原因就在于，在某些当权者看来，抄袭远不如那些容易出格的创新来得危险。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如此迅速地发生分化，就同他们整体上缺少理性批判精神有关。没有这样一种心灵意识的操守，也无法对发生在周围的社会事件进行反思和判断，他们又凭借什么坚守住自己的园地？迷茫、浮躁、困惑、轻信、盲动、趋时……就成了必然。那么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他们成长和受教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因为学术思想文化环境的开放，和没有经历过政治思想的改造运动，就有根本性的不同呢？当然，区别是有的。由于有更多的可能（包括留学、访问、学术交流和外语能力）直接接触到国外的参考文献，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眼界都显得更全面更开阔；由于不再经受到意识形态的沉重压力，他们的思路也更放得开。然而，由于同样是在不成熟的大学教育体制下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同样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士大夫的陋习照样在他们身上暴露无遗。他们的人格同样是分裂的。有的人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长文，对中国思想界的现状作“众人皆醉我独醒”状，字里行间还颇以新时代的鲁迅自居，但面对某读书奖的大额资金就脚跟动摇，竟然在本人担任评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情况下还参与评奖，并让奖金归到了自己名下，由此闹出的轩然大波人们记忆犹新。也有的人号称“自由主义斗士”，却不知为何动机，在早已有正式决议做了结论的情况下，又泡制出奇文，把新中国人民几十年间为建设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轻描淡写地用执政者意识不到自己身分改变的托词，化为了更轻飘飘的东西。在学术上，他们也急功近利，不屑下踏实的功夫，匆忙转译、转述国外的时新理论和术语，而且凡自己涉足的内容都标榜为绝对权威，用来构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语霸权，结果生吞活剥、讹误百出的现象比比皆是。尤有甚者，干脆把国外的著作或辞书翻译过来，改头换面充作自己的专著，沽名钓誉。在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他们更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副唯我真理在握的架势，随意曲解对方的观点，唯独不对自己的见解和立场进行反思。
今天，要探讨和试图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直面我们的现实与历史，弄清楚知识分子问题的实际状况与经过由来。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二是我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又是怎么样的，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概而言之，可以说是“面向事实本身”。单从美好的愿望或理想出发，从国外话语体系的定义出发，来评价和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肯定于事无补，只会沦为空谈。我们也不该把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再次当成古已有之的问题，那样只可能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这里需要的，恰恰是我们欠缺的东西，即理性批判或理性反思精神，以便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踏入过的误区，认识到我们自身可能有的历史性局限和方法论局限。具体的步骤，不妨开展知识分子发展史的研究，或从事知识分子当前状况的社会调查，或进行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选择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个人，或由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及这样的家族（如德清俞氏、无锡钱氏）进行个案的研究，相信是尤为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
经常听到一种遗憾的声音，说是我们的研究工作患上了“失语症”，只能用国外的理论和术语来讲我们的意见。其实症结乃在于我们尚未找出自己的问题。一旦找出这些问题和相关的解决办法，并把它们确切地表述出来，随之也会就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术语及整个理论体系。这样，也就避免了总是重复别人的学术话语体系，总把别人的问题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尴尬与窘迫。无论在知识分子问题或别的问题的探讨上，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