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和东欧转型过程的初期，对转型改革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这一观点由于受到当时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支持，甚至影响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观点也影响了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决策，而中国是最大的例外。中国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观点的任何建议，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转轨之路。中国的转轨改革不仅在改革之初就对主流转轨理论——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而更在转轨改革10年之后扭转了关于转轨的主流观点。中国的转轨改革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也使得主流的转轨观，从主张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转向了“渐进主义的制度观”。中国经济的奇迹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她的令人瞩目的增长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学术界的好奇。试图对中国奇迹作出解释，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以及中国模式对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和改革过程的借鉴意义，成了目前转轨经济学界的重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针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其改革路线带有明显的“由农村到城市”的特征。改革的第一步是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将改革推进城市；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和成长；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逐步放开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已经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在1980－199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13.4％和12.4％，都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1]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告诉、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态势，GDP年均增长率达9.4％，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并在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2053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904亿元，25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6.7倍，支出增长了19.7倍。[2]

贫困程度有较大改善。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90年的54.2%下降至2001年的37.9%，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值也从58.8%下降至47.7%。[3]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成效显著。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到1997年的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1952到1978年间的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71％和132％。[4]同比，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提高了184％、10％和139％。[5]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3年的26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5元提高到2001年的6859.58元。与此对应，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上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提高到2000年的3415元。

中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1978年为78%，到1999年已下降到37.4%，以超过20%的平均年速度增长，非国有经济现在占据了超过62.6%的GDP份额，其中集体经济占18.4%, 而私营经济占44.3%，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推动力量。按工业总产值变化，中国所有制变化更为显著。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构成中，国有经济占78.2%，集体经济占20%，民营经济只占2%。到2001年，国有经济下降到20%左右，非国有经济上升到80%左右，其中民营经济已占50%以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2年中国的GDP为102，398亿元，其中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00万以上) 产值为16，638亿元，只占16.25%。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已发展到年产值超过5万亿人民币，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2001年与1994年相比，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降低9.1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下降3.1个百分点；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股份制经济投资比重由6.9%上升到15.2%。自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尽管国有投资不断加大，也曾在1998、1999年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小有回升，但与民间投资相比，仍呈下降趋势。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超过国有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

此外，与中国渐进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多数采取休克疗法实施转轨的国家，改革后经济近乎崩溃，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则显得尤为突出。戈德斯曼对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德GDP增长率做了一个比较，结果表明俄经济转轨以来GDP下降了40％，而中国经济一直迅速增长；2001年俄罗斯高达3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伴随贫困人口增加的还有其国内亿万富翁的人数骤增。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重点考察了主要转轨国家前十年的经济增长绩效，研究显示，在不同转轨模式之间，转轨前期的绩效差别十分明显（参：表3）。此外，世界银行根据米拉诺维奇研究的成果在报告中通过若干转轨绩效的指标也显示了这一问题。（参：表4）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世界银行给予了“20年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高度评价。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中特别赞扬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

资料来源：转引自：吕炜：《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基于转轨实践、中国样本和经济史的研究》，载《经济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原数据来自：[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4－339页、第296－304页，其中，GDP水平按购买力评价转换系数（PPs）估计的1990年国际元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米拉诺维奇（1998，1999），转引自：『比』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3。a:1992。

但世界银行和克鲁格曼在赞扬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同时，渐进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中各项体制的兼容性问题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语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了世界上基尼系数上述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后，由于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参：图1）据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现有调查样本中有些城镇特高收入户不在统计范围，则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０．４的水平。另据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估算，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

资料来源：林毅夫，刘培林 （2003）[6]

地区差距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该问题一直是转轨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包括：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改革的影响、开放次序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等（魏后凯，1992，1997；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Raiser，199；胡鞍钢、王绍文，1999；Demurger，2001）。尽管从资源禀赋和地区分布看，地区差距有改革因素之外的客观原因，但转轨改革无疑在特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分化，导致地区发展出现非均衡（参：图2）。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总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50.2：29.72：20.04，1990年三者比例扩大为51.5：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扩大为58.86：24.58：16.56（参：图3）。另据联合国最新资料，在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197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22，2000年提高至0.726。近年中国没有一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联合国全球低人类发展水平线是0.5)。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跨度很大，上海最高，达0.89793，西藏最低，为0.59211，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30％。

资料来源：范剑勇（2002）[7]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而得。[8]

中国渐进改革绩效的两面性特征，和其财政支出结构和政策导向直接相关。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80年代初期，政府在社会公平分配和经济效率方面都表现出对公平分配的强烈偏好，尽管效率也是重要的追求目标，但是由于体制原因，低效率和平均分配长期并存。80年代以前，中国基尼系数不到0.2，但从经济总量的发展状况看，中国同期的生产力水平较低。80年代后期，改革大规模启动后，政策导向发生转变。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及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的启动，财政支出和政策导向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中共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纠正了以往强调公平优先，导致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正式提出要把经济效率作为重要的分配目标。政策导向上大幅度转向效率诉求，是导致中国转轨改革引起巨大分化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持续强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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