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就在海内外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喝采如潮的时刻，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研究部以非常冷静的心态和十分客观的态度，邀请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对2004年中国发展总体走势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GEDA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仍然是一种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但不确定性因素要大于2003年。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党政高层要重视防范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历史性矛盾的激化，要沉着应对来自两方面的重大挑战。] 对中国目前的改革与发展现状可以做出这样两点基本判断：一是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非凡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粗放型的资源置换和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基础上；二是几代政治集团所领导的改革开放，都回避或者说“忽视”了一些最尖锐的问题和矛盾，结果导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强力的政治控制，包容、助长和滋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现在看来，不少问题和矛盾正日趋恶化，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今后几年将陆续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就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发展走势而言，中国高层将不可避免地可能会面临两大考验。 第一大考验：能否有效地控制住日趋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 坦率地说，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难题都是几代政治领袖遗留下来的。过去的２０多年里，每一任期的政治领袖，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担心“因小失大”而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很多尖锐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矛盾。现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就不断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而言，已令高层决策层人士倍感困惑。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列举出了经济上的“八大顽症”和“十大问题”，其中每个顽症或问题都是要害问题且相互之间有着因果关联。２００４年将有四方面的问题首先浮出水面，并可能产生较大的副作用。 一是冷热不均的经济发展失调问题。由于长期经济结构的失衡而导致２００３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出现较严重的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失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经济发展过热的领域或地区，会积蓄较大的经济泡沫，并因此殃及相关产业，形成经济过热的现象；而发展较冷的行业或地区，会继续受通缩的困扰。这种失调会继续各种经济资源的畸形配置，加速恶化各种经济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北京高层及学术界对２００４年经济是否会过热无法做出意见一致的判定，致使一些重大经济决策无法确定，比如中央财政在２００４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扮演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到现在也无法确切定调。 二是金融改革的负效应问题。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改革的大限已到，再不采取强力措施加快股份制改革并将之抛向股市，可能就会烂到政府手里。但是，在很多经济要素不具备、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推进金融改革，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效应。比如大量国有银行职工分流问题、战略投资者及广大股民买不买账的问题、如何挤掉居民储蓄中的泡沫问题、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后仍缺乏有效业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若同时发作，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效应问题。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是２００４年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但现在的问题是新成立的中央级国资委大量作秀，故作姿态，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国资管理机构，却缺乏操作性的实施意见。在很多具体问题尚不知如何操作的情况下，不少国有企业的现有负责人已人心惶惶了。因为政府对下一步国企改革无论描述得多么轰轰烈烈，作为国企的核心负责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命运和出路。就目前国企现状及各级政府心态而言，２００４年的国企改革很可能会虎头蛇尾、头重脚轻，并且会激活国有企业很多固有的利益矛盾。 四是各级政府公务员面对改革及市场变化固有的惰性，会令中央的各项决策大打折扣。尽管面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已走过了２０多年，但对中国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经济权力。各种流于形式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很多官员学会了支配权力的娴熟技巧和策略。因此，面对市场，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仍牢牢控制着很多的生杀大权。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各种经济矛盾将日益加剧和恶化，中央政府必然会出台很多重大举措，这就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各个层面务必上下有机协调运作。但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僵化、地方保护主义的顽固及各级政府官员的惰性心态，会导致中央在今后某一非常时期出台的“力挽狂澜”的决策无法有效贯彻下去。可以说，尽管目前大陆各级政府已是一个惰性十分大的政府，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就在于其掌握着很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权力和资源。如果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真是突然遇到重大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央的决策下达到各级地方政府可能会失去威力，地方党政权力机构恐怕很难为中央分忧，很难着眼于大局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 五是失业危机的加剧问题。严格来说，中国失业问题到2005年才会最为严峻，但2004年方方面面的就业压力会叠加在一起。今年中国政府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而无论是针对国有银行业还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副产品就是大量职工下岗。城乡其它领域的就业形势也日益严峻。对此，中央政府一直心有余悸。 第二大考验：权力危机制衡的考验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的集权政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都是形成了不同级次的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是分权、分段治理；但是核心的人事权力统管在各级党组织手里，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党的书记一个人手里。 这种权力结构的突出优点在于：任何情况下，要害人物和权力机关可以直接插手到具体事务中，因而不会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而其最大的缺陷是：中国社会的所有发展事业，只有中央一级承担责任，其他各级权力中心可以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很多重大失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回避或掩盖起来，而其苦果则由老百姓慢慢去消化。 近几年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自身的改革进程也相应加速。因此而导致中国的客观环境及民众的思想、心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对中国执政阶层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就是说社会客观要求政治权力、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和民主。 但是，就中国新一届领导集团面对的客观现状而言，目前的权力结构有这样几个“结构性”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缺乏明显的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有较严重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以各种客观理由与中央“对抗”，使中央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妥协。地方政府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的各种问题都对执政党的执政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二是党与政府的权力没有明显的界限，重大经济决策由党决定，而由政府执行。政府执行过程中，党又可以随时叫停。这种职责不清的党政权力结构在不可能分开的情况下，只能使党“责任重大”。三是军队与党的权力分割问题。长期以来党与军队的权力集于一人，而现在是明显的两个权力中心，这对中央高层而言，任何重大决策必须考虑军委权力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在重大军事、外交问题上，党与军队如何沟通协调成为一大政治难题。更重要的负面影响在于：由于党与军队的权力沟通处于不透明状态，很容易造成各级官员的猜测，也极易被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借题发挥，肆意渲染。这对稳定大局显然不利。四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子与父的关系。儿子有了问题，老子得兜着，还要经常去输血救济；儿子一旦挣了钱，却没有老子的份儿。即使一些优势国有企业盈利颇丰，也不会上交国家财政。政府面对国有企业最大的困惑是：放权太小，会被指责捆绑了企业发展的手脚；放权太大，则极易导致国有企业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自然是国有资产的被肆意挥霍和大量流失。 总之，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政治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端突出表现在：既不是集权也不是民主分权，而是一种不合理的权力间的互相制衡。这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高层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展望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在不断复杂化，因为权力结构不合理而导致权力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这种危机的风险性是令人难以预料的。[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研究部 执笔：江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