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本土投资法的有限诱惑力



  新税法的强烈冲击,险些让人们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职业过渡中心里,35岁的杰克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发出他本月的第15份求职简历———每个月4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让他感到拮据,更重要的是,每到支付水电费的时候,他都感到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受到了损害。
  到今年10月下旬,美国像杰克一样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数达到了280万人。这个数字也许令我们感到隔膜,但美国众议院用新的税法让这种压力波及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10月中旬,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了一项名为《2004美国就业创造法》的法案,旨在为美国公司进行一系列的减税。尤其是法案中的《本土投资法》,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担忧。
  该法案规定,美国企业只要在一年内将2003年以前入账、但仍置于海外的利润汇回美国,其必须缴纳的所得税税率可由原来的35%降至5.25%。此外的一个附加条件是,汇回的资金必须用于研发、聘用、偿债以及资本投资等用途。
  美国国会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冀望资金回流带动复苏乏力的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减轻布什政府的压力。但这很快引发了另外一些国家的担心:那些正在本国积极扩张并源源不断地贡献税收的美国公司是否会改变计划,减少投资甚至撤回?国内甚至有人士担心,对于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国,这可能于明年引发经济的“寒流”。
  诱人的税率、狂降的费用难免让一些美国企业提前或加速汇回利润,但投资和市场环境、避税技巧等其他因素阻滞着企业的冲动,并使资本的回流变得更加理性。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美国直接投资可能会适度减少,并对国际收支造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000亿美元回流美国?
  35%和5%的所得税,你愿意接受哪一种?在35%的税收铁律下,给你一个只缴纳5%所得税的机会,你是否也会趋之若鹜?
  过去,数以万计的美国公司每汇回本国100美元的利润,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缴纳35美元的所得税,而在未来一年,他们只要将利润汇回美国,就被允许只缴纳5.25美元的所得税。乍听起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摩根大通在2003年年初,也即是《本土投资法》还在酝酿期间,对部分美国跨国企业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愿意在一年的税赋期内将滞留海外的利润汇回。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凯斯曼和梅尔曼由此推算,2005年内美国企业将汇回大约3000亿到4000亿美元的利润,可望由此为美国当年的GDP增长贡献半个百分点,并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
  摩根的预计不无道理。美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本国有其现实的需求:其一,派发股息和红利需要现金;其二,便于公司内部在全球范围不同分部间的资金调度。现金流的需求,使得许多美国公司即使在税赋高达35%的情况下,仍然将部分必需的资金汇回其设在美国的总部,其余的滞留海外。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数字,英特尔和可口可乐留存在美国以外的利润为60亿美元,而GE(通用电气)的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50亿美元。
  现在,令人兴奋的大幅降低费用的机会来了。
  不过,在不同税率的国家由此引发的冲动又大为不同。新加坡、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的美国企业,在过去35%的所得税税率下,除了向当地缴纳所得税外,将利润汇回美国还需补足高达20%—30%的税率;税率降低到5.25%之后,过去需补足的这一大笔费用几乎可以减小到零,企业汇回利润的冲动就会很大。
  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通常为33%,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区域的这类企业可享受15%或24%的优惠税率。按照中美双方的税务协定,美国企业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被美国视为已征税,如果以33%的税率计算,则在原来的税率条件下,企业只需补足2%的税差。美国企业因为新税法而增多汇回利润的冲动是有限的。
  一些美国跨国企业的财务副总裁表示,公司会考虑将部分利润汇回国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停止或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因为中国仍然是最好的市场之一。“我们会把用于再投资的资金留在国内,其余的拿回美国。”一家在国际眼镜市场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亚太区副总裁说,“如果以后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投资中国,可以再把资金调回来。”

  不离开中国的三个理由
  新税法的强烈冲击,险些让人们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那些能够令企业创造利润的因素显然比节省开支更为重要。
  “税务并非企业考虑的主要因素,他还会考虑更多。”普华永道中国业务主席方黄吉雯说,“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市场正在成长中,机会越来越多。”
  GE是美国股票市场市值最高的公司,它正把越来越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中国。去年以来,GE相继把它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的总部搬迁到了上海。GE亚太区税务总监林超苏说:“我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向我们的管理层推荐中国,扩大GE在中国的业务;另一方面是向客户推广我们的产品。”
  林超苏描述了GE在中国的典型做法之一:投资中国的国有企业,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让他们可以生产出合格的零部件,有了这个替代的生产线,GE就可以停掉它在美国的生产线,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事实上,包括人力资本、市场前景、政策环境等因素在内的中国市场魅力,在此前后丝毫没有削弱,这才是企业决定其投资策略的关键所在。
  制造业的优势已经毋庸多言,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厂房,令中国等亚洲国家正成为世界的工厂。即使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白领工作也正在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后者的技术研发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般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同等职位薪酬的1/10到1/7。例如,在美国,IBM为一个程序员支付的工资成本大约是每小时56美元,而在中国,IBM只要付每小时12.5美元就绰绰有余了。
  除此以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的扩容也令外国投资者们充满渴望。与数年前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是以加速度变化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产业升级加快,国际商业规则被普遍接受,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市场的潜力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在认真、积极地履行WTO承诺,市场开放的程度正越来越深入。
  何况,改善资金调度灵活性的方式决不是非此即彼的。美国跨国企业如果要把资金从中国调度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节省税赋费用的方式。譬如,选择香港这个国际上著名的避税港作为资金调集和重新分配的中转站,从而避开回国纳税。
  在前两种情况之后,还有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理由阻滞着美国企业利润回流的冲动,那就是国际避税。国际避税的基本方式是,跨国纳税人通过借用有关国家税法、国际税收协定,利用它们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不纳税或少纳税。许多内部税务力量比较强的跨国公司,都能够通过税收策划与安排,将所获利润名正言顺地汇回本国,而减少税赋或不承担税赋义务。

  有限度的影响
  在以上所述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本土投资法》对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些美国企业仍然充分利用税赋大幅缩减的机会,增多利润汇出。尚没有人对这股资金流做出计算,它是否会大幅影响中国的外资利用甚至给中国带来经济寒流呢?
  我们先看看来自美国的投资占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截止到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79605个,合同外资金额990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210.88亿美元。其中,美商在华实际投资为454.44亿美元,不到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0%。换言之,这部分投资力量的变化并不会改变中国利用外资的主流。
  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贡献也是有限的。据海关统计,2004年1-11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0383.8亿美元,进出口顺差208.4亿美元。但这些顺差主要是由国内企业创造的,外资企业创造外汇利润的能力并不强,即便部分外资企业投资增长趋缓,对贸易顺差的现有格局影响也不大。
  不过也有人担心,这可能对中国的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形成了很多没有汇出的利润,其中80%-90%都用于再投资或放在中国的银行里。这部分利润增加汇出,加上新进入的外商投资又多为难以创造外汇的服务业,就可能给中国的国际收支带来一些压力。
  有意思的是,时值美国加紧对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施压,《本土投资法》却在无形中帮助中国减轻升值压力。部分美元从中国抽出,无疑会减轻中国外汇储备过于庞大、被迫不断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

  美国国会的本意
  《本土投资法》是《2004美国就业创造法》的一部分,就这个名字来看,美国国会的意图是冀望资本回流,增加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自布什上台之后,由于总体经济形势不好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美国净失业人数最高时达到280万人。
  新税法被认为是布什政府自2000年以来就开始采取的减税政策的延续。社科院世经政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王敬中撰文认为,减税政策是布什执政的第一届任期内施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核心,虽然他在第二届任期内会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但减税政策对于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这符合共和党一向的观点,即通过刺激总供给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而要减少资本家的税。
  除了这个人人都看得见的理由,促使国会出台这套政策的还有其他动力。近年来,尽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发挥了作用,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仍然十分惊人。今年10月,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近9%,达到创纪录的555亿美元,今年前10个月的逆差增至5005亿美元,已超过2003年全年的4965亿美元。不久前,美国还公布了其第三季经常项目赤字,为1647亿美元。
  如果经常项目逆差无限扩大,必将打击人们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威胁。而巨额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都需要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何帆认为,弥补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才是美国出台新税法的主要缘由。
  此外,新税法还被视为缓解美元贬值的政策安排。尽管近期美国看似对美元一路贬值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但过度贬值可能引发的美元信誉危机使他们无法做到真的坐视不管。而大量美元的汇回,将形成对美元的支撑,使其获得喘息之机。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近日宣布,今年第五次调高基准利率25个基点,并表示将继续维持慎重有序的升息策略,以抑制通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