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桂阳作为湖南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截至2004年11月中旬，桂阳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为23.8万人，覆盖率仅为34.5%，成为湖南省5个合作医疗试点县覆盖率最低的县。”（见经济参考报11月22日报道作者：周青梅 明星）
    应该说对于这项政策，试点政府还是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的。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惠民工程”，作为真正的受益者，广大农民却出人意料的表现出冷漠和麻木，以至于“七成农民不领情”。除了政府在执行政策工作中某些环节有所欠缺外，是否还有潜在的深层原因呢？实际上，我们无法回避政府信任赤字是造成这项工作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任，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真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信任之邦。信任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信任也一度变得脆弱。如若不然，也就不会在秦朝就发生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己主义”也危及到了社会信任，引起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制假贩假似乎并不是反常的现象，正像有人说的“这个社会除了假东西不是假的外,其他的都是假的！”一些药店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欺骗消费者；一些不法商贩把假种子卖给农民，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病人不信任医生，所以在手术前还要打个红包“求安心”；考生考试通过了，还要拉关系、找熟人“求保险”；连买菜的消费者也不信任种菜的农民，特意要买被虫子吃过的小菜，还美其名曰“真正的绿色食品”。
    当然，一些基层政府本身言行的个别失信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政策动员的观望甚至阻滞，政策信任的缺失构成了民众阴影化的历史积淀并加深着现实的连带逻辑，政府的信任赤字亦越来越成为政策执行对象的心理隔膜，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既存事实。正如桂阳县副县长蒋利民所说“过往以来实行的几次‘合作’（指合作社、合作基金会）制度的失效”，使群众无形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阴影。同时，政府在维护信任的过程中，也是有着消极作用的。在福山的书中也阐释了政府的这种消极作用：“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我说的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长期的文明、文化养育出来的东西，是无价之宝。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就像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该民族的文明一样。反过来说，政府都有能力摧毁该民族的信任，政府的一些不好的措施会对信任有害。”
   不久前，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的信任危机》的讲演，郑教授在结构上把信任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郑教授指出，中国在这三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因此才导致“以熟相欺”（或称“杀熟”）、“借而不还”和“专家评议系统失范”等现象的发生。就连郑也夫教授对中国信任的重建似乎都并不乐观，信任的缺失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难以言状的痛。尽管如此，重构以“人格信任”为基石的信任结构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信任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科问题”。其中，在社会信用建构过程中，政府信用的建设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因为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建设起着示范的作用和标本的意义。

作者秦勃，湖南桂阳县人，湖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斯为盛学社学术社员。[email protected].

200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