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题目包括土地产权和承包合约、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

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国家药监局的教训




  ——医改系列评论之十一

  上期评论指出,广遭诟病的药品回扣,本不过是药品制造商和经销商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送出的一份大礼。可惜这份礼物没有落入患者之手,却极不正当地进了一部分医院和医生的腰包——他们原本是受患者之托,用自己掌握的专家知识代患者来选药的。正本溯源,药的问题在于医疗服务的准入障碍和相对价格紊乱,机制被普遍歪曲之后,靠道德不能独木支天。

  本文探讨另一种回扣,即药厂争相送给药监局的“批件回扣”。现实的情形是,如果药商不能合法制药,根本就不具备向医院和医生送药品回扣的资格。这就是说,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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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妙的组合


  不妙的组合

  ——“鲁能”事件的含义

  “鲁能”让我们再次看到,国资是很容易被攫取的。这是1999年拙作“攫取与公有制企业改革”(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134-147页)一文阐释过的观点。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国企国资名义上的主人——“国家”或“全民”——并没有作为所有者的具体行为能力。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全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自然人集合而成的概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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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问题在哪里?


  药的问题在哪里?

  ——医改系列评论之十

  药品和医药器械销售中的“回扣”行为,在分析上与医疗红包并无不同。不开正门,歪门邪道层出不穷就是了。但是,我国药品高额回扣现象,发生在医药生产领域相当充分地开放了市场竞争的背景之中。为什么药品的竞争没有沿着价格战的路线展开,从而把竞价好处让给了患者,反而打开了“回扣战”,维系了一个持续的“药价虚高”局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医药生产经销的大概情况。2005年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医药制造业企业,大数约为5000家。医药分销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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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出现问题不在市场化


  财经时报3月24日报道没钱的,看不起病。有钱的,不能好好看病。众口一词,说医改失败,矛头直指“市场化”过度。倘若真是市场化,为何医生越来越少,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学生越来越多;为何药价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低……且看周其仁教授抽丝剥茧,探医改玄妙。

  看病贵不代表市场化

  杨澜:周教授,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开始对医改感兴趣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也是社会成员的一员,所以社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也会关心。另外,从自己喜欢的专业角度看,医疗和医疗服务是一个组织过程,它其中和经济有关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两个角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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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是与非


  “红包”是与非

  ——医改系列评论之九

  医生护士凭劳务、知识和技术获得的合法报酬偏低,是早就已经发现的问题。可是在价格管制体制之下,明知有错改也难。道理讲过了,政府核定“成本”的代价很高,而要把医疗服务内部各项服务、以及与外面世界更多得不计其数的其他服务的比价搞对头,难上加难。

  不当价管的结果,就是医护的劳务定价低,老药品、老技术定价也低,但新药新技术定价偏高。如此畸高畸低的“比价”,又发生在开放严重不足、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不能不为离谱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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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的重负


  价格管制的重负

  ——医改系列评论之八

  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问题是这样的,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医疗服务行当的整体收益当然可观。但是,参与医疗供给的要素很多,医生、护士、管理人员、机构的牌子和名声、设备器械、场地、药物和用品等等,缺了哪样也不行。麻烦来了:各要素怎样分享所在必得的行业高收益?理论上,可用行政之手分配,可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也可以行非驴非马的混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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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医改系列评论之七

  猪年伊始,先回应读者两个问题。一位问,你的医改评论还要写多少?答,没有计划,把有意思的内容写完了就停笔。另一位问,你究竟主张怎样解决问题?我的回应,“主张”远不如现象的梳理和解释来得重要。现状和问题搞不清楚,张口就来、“普渡众生”的解决方案,真的那么有意思吗?

  言归正传,继续探察我国医疗服务的状况和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流行的“看病贵、看病难”呼声,不经意之间掩盖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尚存的“公费医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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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甚于“招待所”


  医院甚于“招待所”

  ——医改系列评论之六

  去年哈尔滨二医的天价医药费案闹得沸沸扬扬,似乎为“市场化医改失败”论提供了鲜活的证据。不过读了有关报道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在一掷千金付天价买医疗服务的“顾客”没有得到医院善待的同时,他们的天价消费行为,是不是也损害了其他一般求诊患者呢?

  我的问题,集中于天价消费行为的后果,而把支撑“天价消费”的收入来源是否正当、是否合法、是否靠公家报销等因素暂时隔开。我问,即使收入来路正当、不靠公费报销,那挥金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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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医改系列评论之五)


  政府出钱少、管得多,这是我国卫生医疗系统“政府主导”体制的基本特征。出钱少,就谈不到把卫生医疗作为“公益事业”来办;管得多,特别是服务准入和价格的行政管制多,就无从充分动员市场性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加到一起,中国的医疗服务成了一个关起门来放手让“非赢利机构”赚钱的场所。其中,绝对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公立医院”,集种种尴尬于一身,为天下所仅见。

  是的,“公立医院”不是中国独有的,算上国立、市立、县立、以及各种社区的公家医院,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屈指算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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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才是问题所在(医改系列评论之四)


  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动员能力,与体制息息相关。道理简单,人们要动员资源来增加供给、满足需要,非经过一套具体的体制不可。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体制特征,才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医卫系统的资源动员能力呢?

  说来不容易相信,现行我国医卫体制的最显著特色,恰恰是某些专家认定可以充当医改中心思路的“政府主导”。请读者看看事实吧。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5年全国82.8%的医院、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其中包括88%的执业医生)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52.8%的医院、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包括74.2%的执业医生)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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