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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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1983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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