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札记（02）：
致富的技术
2024-01-12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一卷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了城邦的产生，从第三章到本卷结束的第十三章，讨论家务管理问题，其中的重要议题是“致富的技术”。
亚里士多德的“家务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包括主奴，夫妇，父子关系；二是财产管理。
亚里士多德说，财产是个人和家庭生存的必要条件。城邦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过上“优良的生活”，没有财产的话，“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P11）
财产包括两类：一是会说话的财产（工具），二是不会说话的财产。会说话的财产（工具）就是奴隶。亚里士多德说，有人认为主奴关系违反自然，主人和奴隶生来没有差异，两者的分别是由法律造成的；主奴关系源于强制，不合乎正义。智者们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大都认为法律出于强权，奴隶制度既由法律制定，便不合自然；犬儒学派自安提帕特和第欧根尼之后，都反对人类凭借强权来奴役他人。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些观点。
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度的辩护人。他说，有些工具是会说话的，有些是不会说话，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经济活动。如果不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自动工作，那就不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就没有奴隶了。比如，如果织机可以自动工作，就不需要织工；如果马匹可以自动完成运输工作，就不需要马夫了。
有奴隶就有奴隶主，有被统治者就有统治者。一个人是成为奴隶还是成为奴隶主，是治于人还是治人，都是天生的，是上天决定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P15）况且，身体总是从属于灵魂，理性总是控制感性的。“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P15）
既然奴隶是一种财产，就是家庭财产管理的对象；主人作为管理者，要给奴隶分配工作，并对其监督和控制，甚至还要对其进行教育。“作为家庭的一位主人，他的责任就不仅在于役使群奴从事各种劳务，他还得教导群奴，培养他们应有的品德。”（P41）提高奴隶的能力就是增加主人的财产，使奴隶努力工作，是主人的职责，“能够运用奴隶，这才真正成为主人。”（P20）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家庭内部分工的问题。“在家务管理中，夫妇的功能也是相异的，一方的责任在获得财物，另一方则在保持这些财物。”（P128）可见，家务管理包括两类工作：一是获得财产，二是保持（运用）财产。前面讨论的管理和使用奴隶的内容，属于保持（运用）财产方面。后面，进一步讨论致富的技术，也就是获得财产的技术。
亚里士多德讨论的致富技术有两类：
第一类技术可以叫做“生产”，是一种利用劳力，借助于自然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包括游牧、农作、渔获、狩猎等。这种技术，所获得的财产是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是真正的财富；人们获得财富的目的是满足生活必须，这种需要是有限度的；这种技术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而对财富的需要是有限的，从而是自然的。“真正的财富就供应一家的人的良好生活而言，实际上该不是无限度的。有如其他各业所需的手段各有限度，家务上一切所需也一定有其限度。”（P24）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上天创造万物都有其本来的性质和功用，人们按照万物的性质和功用来使用它，就是自然的，合理的。同时，人对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的需要又是有限的，可以控制的，而不会是过分的，无穷的。所以，有限的就是自然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存在需要和欲望的区分。需要指的是满足人的生存的自然需要，是有限的；欲望超越需要，是基本需要满足之后进一步得到和占有的需要，它是无限的，从而是不自然的。
获得财富的第二类技术叫做“交易”。
亚里士多德从讨论财物的用途说起。“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P25）所谓“不正当”的，因为制鞋的原意是为了自己穿而不是为了交换，只是因为有了剩余才交换。这是第一次出现对物品用途分类的解释；后来亚当·斯密（1723-1790）说，物品有两种价值，一是使用价值，二是交换价值；再后来马克思（1818-1883）说，商品有二因素，一是使用价值，二是价值。这些说法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将交易看成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转移，只能发生在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在社会团体的初级形式中，即家庭中，全家的人共同使用一切财物，交易技术显然是不需要的。后来团体扩大，交易行为就可能发生。”（P26）所谓“交易技术”，指的是实现交易参与者独立利益的技术，比如度量、计价等等。家庭是利益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存在独立利益，故不需要交易技术。随着共同体扩大，交换在家庭之间发生；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不同利益，交易技术就有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识。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也是这样认识的，他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产生的。亚里士多德讲交换在家庭之间发生，也就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发生。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讲库拉交换由礼物交换发展为商品交换，也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发生的。
商品交易又有两种形式，不使用货币的和使用货币的。不使用货币的交换就是物物交换。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物交换中，人们参与交易的目的仅仅是以有余换不足，目的是得到自己所需要另一种物品，满足基本需要；这种需要是有限的，物物交换也就是自然的。“他们用酒换麦或用麦换酒，或用其他类似的生活必需品换取另一些必需品，交易进行到相互满足生活需要为度，两方都直接以物易物，这样的交易既然不是获得金钱的致富方法，那就不是违反自然的。”（P26）物物交换是放弃一种使用价值，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要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能力有限。
为了方便交换，货币介入交换过程中。使用货币的交易就是商品流通。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是以牟利为目的的交易，亚里士多德将其叫做“贩卖”。贩卖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货币。货币成为交易媒介之后，也成为财富的代表，从而成为交换的目的。货币本来只是交易的媒介，只是一个手段。货币成为财富代表之后，就不仅仅是交易的手段，而是成为目的了。“财富观念从物品转向钱币，人们因此想到致富的途径就是聚敛钱币，大家由此竟然认为以钱币作中心的贸易会产生钱币，而积储这些钱币正是财富了。”（P27）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顺便讨论了另外一种货币-财富观。有人认为“钱币只是一种虚拟的物品，其流行有赖于习俗的信用。附和这种思想的人竭力主张，币制依于一时的共信，是不合乎自然的；倘若惯用某种钱币的人们一旦改信另一种钱币，那么原来通行的钱币就失去其价值而买不到任何生活必需品。”（P27）将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看成是一个符号，是流行于古代世界的“货币名目主义”，柏拉图也是这一理论的提倡者。亚里士多德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是一个符号，所以“重视这种‘人们拥有许多而终于不免饥饿’的金钱财富，实际是荒唐的观念。”（P28）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表述中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那就是货币成为货币，成为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是基于人们的“共信”；当人们普遍信赖时，它成其为货币；失去人们的普遍信任，就成为废物。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认识，是重农学派先驱者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关于货币价值具有想象性的观点的重要先驱。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了获得财富的两种技术——自然的技术和贩卖的技术——的不同。自然的技术，即利用劳力，借助于自然获得财富，包括游牧、农作、渔获、狩猎等。利用这种技术获得财富，其目的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对财富的需要是有限度的，自然的。贩卖的技术是利用商品流通获得更多货币，其目的是货币；对货币的需要是无限的，因而是不自然的。在贩卖的技术中，“金钱是交易的要素，也是交易的目的。”（P28）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目的是有限的，手段应用也应该是有限的。“每一种技术在它的本业上实际各有范围，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企图由贩卖致富的人们在求取上面所涉及的那种虚拟的财富，即钱币，那是没有限度的。”（P28）
关于人们聚敛货币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解释的：“人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只知重视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优良生活的缘故。生活的欲望既无穷尽，他们就想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尽。又有些人虽已有心向往‘优良’生活，却仍旧不能忘情于物质快乐，知道物质快乐需要有财货为之供应，于是熟悉致富技术，而投身于赚钱的事业。”（P29）优良的生活应该是有节制的生活，在物质方面的基本需要满足之后致力于人自身的发展。放弃优良的生活而一心追逐物质欲望的满足，只会陷入物质的牢笼而不能自拔。
通过贩卖牟利是不自然的，更不自然的是借贷取息。 “钱贷”业务即借贷取息是基于贩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极端的致富技术，在所有不自然的牟利方式中，借贷取息是最不自然的。“至于‘钱贷’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身上取得私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殖。这里显示了希腊人惯用的‘子息’一字的真意，‘儿子必肖其亲’，如今本钱诞生子钱，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P32）
亚里士多德坚持，货币的自然的功能就是作为交易媒介，便利交换。将货币用于放贷取息，是违背货币的自然功用的，因而是不自然的。这种不自然，就像要求父亲生孩子一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反对利息，与当时的社会实践有关。在他们的时代，借贷主要是消费性质的，很大部分是用于救济穷迫，而不是投入生产经营活动。亚里士多德说借贷行为不生产，有其现实性；既然借贷不生产，就没有增殖的源泉，利息也就没有来源。不过，当时在雅典，借贷是普遍存在的，收受利息也是自愿行为。亚里士多德对利息下了一个武断而错误的结论，影响世界上千年。进入中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反对利息的观点与《圣经》的教义相结合，成为教会及经院学者反对高利贷的重要理论支柱，成为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严重障碍；思想家们坚持不懈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及《圣经》的教条作斗争，与高利贷禁令做斗争，一直到中世纪后期，理论和政策才有一些松动。
亚里士多德主张的“致富技术”，获得财富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是有限的，从而是自然的；若是以牟利为目的，以货币为目的，则是无限的，从而是不自然的。可是，进一步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对赚钱却又是持欣赏态度的。他讲到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约前624-前546年）的赚钱故事。世人见泰勒斯学富五车却一贫如洗，讥笑哲学的无用。某一年泰勒斯依据星相学预测明年油橄榄将大获丰收，就预先下定金租下米利都城所有榨油机。次年油橄榄大丰收，对榨油机需求激增，泰勒斯利用手中掌握的榨油机大获其利。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这样赚了大钱是欣赏的。“他由此获得大量金钱，向世人证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的志趋却不在金钱。”（P35）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的成功不仅是显示了智慧的价值，还证明了垄断的作用。实际上，泰勒斯是通过制造榨油机市场的垄断格局而大获其利的。接着，又讲了一个利用垄断获利的故事。在西西里，一位商人获得大笔款项，就买下了所有铁厂的所有存铁。当各地铁商来买铁时，就将价格抬高一倍，获得一倍的利润。这样利用垄断来获利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是欣赏的。他还说，这种方法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有用的。当城邦面临财政困难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垄断粮食或日用品市场以谋取收入。
亚里士多德对待财富的态度看起来是有些矛盾的。他主张自然的有限的获得财富的方法，却又欣赏泰勒斯以垄断的方法获得财富。泰勒斯获得的财富，显然不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在《政治学》后面的章节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公有财产思想进行批判，为私有财产进行辩护。他的私有财产观念与“自然”的财富观也是有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