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率先发生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中期，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在编写中国科学史时，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疑问：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处于世界前列，可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是率先发生于中国？这个问题在当时可以难到了许多中国人。后来，中国人开始反思，答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其中有正确的答案，这就是民间人士认为的“科举制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没有率先发生于中国的重要原因”。我为什么同意这样的观点呢？理由如下。

一是科举制把知识导向于礼教，而不是科学。“科举制”一词中虽然也有个“科”字，但是，这个“科”字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技术”一词含义其实是不同的。“科举制”中的“科”字，指的是一种行政官员层级制度，而与科学不相干。而科学技术革命中的“科”字，则指的是今天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科举制把社会导向的“学而优则仁仕”。这个其中的“学”，仍然是封建礼教。虽然科举制鼓励人们多读书，但是，这个书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书，不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书，而是学习和掌握旧书上关于旧礼教方面的知识。那个时候，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探索成果还不够多，因此，这方面的书籍了较少，这导致人们没有或少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和知识可以学习。加之科举制的导向，从而使中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心思、理念和精力去思考什么科学技术。

二是科举制导向的是“安贫乐道”，而不是积极地创造财富。科学技术必然导致生产力的提高，也必然导致财富的增长。而中国古代人则倡导“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人们重视追求礼教和精神方面的快乐甚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物质生产力并不是低至无法创造出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产品，而是完全可以创造出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产品，物质短缺并不是社会普遍或经常发生的现象。只有把礼教等方面的工作做好，即使出现一些不物质产品不均衡情况，社会还是可以作出适当调节的。这也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不需要过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而只需要适当追求物质财富的均衡配置即可。在科举制和儒家思想的导向下，人们也就不会去研究科学技术，而只会读儒家经典书籍，并把践行书中的礼教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境界和座右铭。

三是科举制限制了人的思维。早期的儒家重视遵从礼教，而没有鼓励探索科学技术知识。科举制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会限制人们的思维、理念，会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和理念。这不仅会把人的思维导向错误方向，还会限制人们的开拓创新思维。凡是儒家书上有的知识，才会被认为是正道，会受官方认可和重视，而儒家书上没有的知识，则不会受到官方的待见。官方只认可、接受、喜欢儒家学说，只喜欢顺民、下民，而不认可、接受、喜欢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追求科学技术知识会导致民间的生产力和财富大于官家所掌控的生产力和财富，会导致官家所掌握的知识落后于“民科”，“民科”不会被官家认可。在儒家思想统治和科举制下，谁掌握了新颖的技术，就会被认为是雕虫小技。谁开拓创新，谁就可能被认为是不误正业，被认为是走旁门左道甚至会被认为是歪门邪道。虽然后来有“格物致知”，但是，此时为时已晚。况且，人们对于什么是“格物致知”还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成为官方的统一定义和硬性要求。当中国人开始思考“格物致知”时，西方正在酝酿并即将暴发科学技术革命，从而使中国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上落后于西方。

四是官本位制对人们的限制。官本位制是封建中国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制度下，百姓的风光不得高于官方，更不得盖于皇家。谁要是比皇家还要风光、还要受追捧，那么，树大招风，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皇家热衷于众星拱月。而科学家会因为科学发明发现而受到人们的追捧，这会引起皇家妒忌。皇家之所以开科取士，就是为了使读书人都按照皇家的要求和标准走读书，而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去读书，不探索、揭示什么自然规律。202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