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潜藏着一个不为汉语之人所觉悟的问题。例如，汉语之人要想表示一个新的意思（新概念）一一原本没有被字词所表示过的意思（概念），往往只能在现有的字词堆里找寻某个字词［例如把“知识丰富”（knowledgeable）叫作“有文化”］，以作为新意思（概念）的称呼，这其实就是将原字词赋予了（或“装入”了）新的概念，原字词的含义（词义）因此被搅混了或变得含混了。

 

      当初人们将多种意思（概念）装入同一个“文化”之“词筐”，后来，人们反过来地将“文化”这一词筐中的多种意思（概念）理解为文化的多种含义或内涵，并对“词筐”里的各种意思（概念）进行甄别和究析。然而，不同的人所甄别和究析的结果（概念）往往是不同的。这正是汉语的根本性问题，而拼音语系则不然。

 

      这就好比一个人将多种水果混装于一个篮筐里，并在篮筐上帖上“水果”标签。想吃李子之人从篮筐中取出李子，吃完之后说“我吃了一个水果，味道有点涩口”；想吃葡萄之人从篮筐中取出葡萄，吃完之后也说“我吃了一个水果，很甜，一点也不涩口”。于是乎，两人为“水果到底是甜味还是涩口味？”之问题而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汉语之人在涉及到关系式概念的语言沟通过程中，常常发生类似的鸡同鸭讲之情况。

 

      也就是说，汉语之人误以为“词筐”之所装的概念（词义）是单一的（就像人们将混装着多种水果的篮筐误以为仅装着一种水果之情况一样），而且人们各自以为的概念（词义）都是不同的。

 

      人们在篮筐里甄选出其所需之水果很容易，但在“词筐”里甄别出正确的词义（符合语境的概念）却并不容易。特别是，不同的人所以为的词义往往是不一样的（但人们却因“词筐”一样而误以为其词义一样，并因此而导致理解错误和沟通困难）。试想，如果一个语词仅表示一个概念（亦如一个篮筐只装着一种水果），则就不会出现上述错误和麻烦了。

 

      拼音语系之人则不然，他们不会从已有的字词堆里去找出某个字词以作为新概念的词名，而是直接造就一个新的字词（亦如新的“词筐”）以作为新概念的称呼。这意味着，新的字词（词筐）单纯地表示着新的概念，因此新的概念不会干扰到别的字词的含义。总之不会像汉语那样的、将不同的意思（概念）混入同一个“文化”之词筐。

 

      “文化”之词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①把一个人习得了一些文字并读过一些书称为“有文化”；②后来人们又将那些比较有见识和有思想之人说成是“文化人”；③再后来，人们为了表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custom）而不得不借用“文化”之词（因为没有相应的字词），即把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说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一来，文化之词义就变得含混不堪了。

 

      在有关国家、政府、人民等“词筐”的议题上，每一个汉语之人都似乎在围绕着相同的词义（概念或内涵）而进行讨论，但其实就像“在相同的‘水果’之名义下各自吃着各自的（不同的）水果”之情况一样。另例如，在“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存在即合理”等议题上，每一个汉语之人都似乎在围绕着相同的文明、文化、存在、合理等概念（或内涵）而进行讨论，但其实不过是在相同的词筐之名义下、各自秉持或运用着各自所以为的词义（但却误以为是词筐本该包含的不同内涵）罢了。

 

      上述汉语的词义含混之情况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当原本含义单纯而精确的词被借去表示别的意思（概念）时，则别的意思就成了该词的含义或内涵之一（甚至鸠占鹊巢），汉字词的含义就是这么逐步被搅浑或变得含混的。后来人们运用这些内含多种词义（概念）的词筐去进行语言意识过程或沟通过程时，则又不得不去进行词义甄别。然而，不同的人所甄别并秉持的词义往往是不同的；更要命的是：人们几乎都以为词筐所内含着的词义是单纯的。于是乎，汉语之人的无谓争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了。

 

 

 

 

     相比于古汉语而言，现代汉语因采用了标点符号以及引进了许多拼合词（由两个或多个汉字所拼合而成的词）而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却没可能进步(或演化)成与英语相类似的语言。这是因为汉语汉字缺乏字的新陈代谢之机制。

 

      我的意思不是能不能造字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造就新字之机制。如果有谁刻意造出某个字，那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没有读音啊。没有读音的“字”是无法用于沟通和语言意识过程的。而无法用于沟通和语言意识过程的“字”就是死的“字”。人们没可能每造就一个新的“字”就召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开一次“新字书写、读音、含义及运用”发布会，何况字义或词义乃是人们基于相应语境上的语言运用过程才得以成就或确定的（即不是开开发布会就能够成就的）。

 

      几乎所有的汉字，当初都是用以表示具象概念的。后来，汉语之人借用这些具象字以表示语义（语义就是关系式概念，就是思想，即所谓的抽象概念）。

 

      汉语之人只能在现有的那些字词中甄选出所谓的含义相近之字词，以代称新生的思想（新生的抽象概念）。如此一来，该字词的含义也就变得含混了。而英语之人每造就一个新的思想，都会随之从语句中选取一些字母而组合成新字，以作为新思想的称谓。也就是说，英语的新抽象概念（新思想）一出，其称呼（字和读音）也就随之有了。笔者称此为“先依据语境而造语句，然后依据所造的语句而造字词及读音”之机制。也就是说，新字词代表（或表示）新造的语句，而新造的语句又是对应或表示语境的，所以新字词本就隐性地带有相应的语境信息。也就是说，当人们运用新字词时（即用新字词参与语言意识过程或沟通过程时），不必像汉语那样地强烈依赖于语境。这对于抽象思维（特别是哲学思辨）来说，乃是极有价值的优势——因为抽象思维（特别是哲学思辨）往往是没有或极少有语境可供参照的。

 

      人类的概念数至少有60万个，而汉语常用的字也就3000个左右。即使把几千个拼合词也算进去，总的常用字词也就一万个左右吧。这意味着：一万个左右的汉字词承载了（或表示着）至少60万个概念，即平均每个汉字词所代表的概念至少60个。

 

      另外，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文字，故没可能用以记录多音节的语音，所以，即使我们假设古时候有多音节语音，但由于没有汉字予以表示和记录，于是被淘汰掉了。所以，现今所有汉字所表示和记录的语音不超过500个（因为全部汉字的发音不超过500种)。这意味着，汉语之人用语言称呼或表达60万个以上的概念时，其总的发音不超过500个。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语音至少表示或承载1200个（600000/500）概念。汉语的异义（异概念）同音或一音多义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依靠口头语言进行沟通，则必然会导致很多的误解或不解。 

 

      另外，由于思想意识的过程就是语言（言语）的过程，所以对于不识字的汉语之人而言，这种严重的异义同音现象必然导致严重的语义（思想）含混和错乱（语义含混及错乱意味着语句的逻辑关系含混及错乱）。

 

      对于识字的汉语之人来说，由于平均每个汉字词所代表的概念至少60个，所以，识字之人凭借字词进行沟通时，其精确度要比不识字之人至少强20倍（1200/60）。另外，由于思想意识的过程就是语言（言语）的过程，所以识字的汉语之人的思想及逻辑的精确度要比不识字之人至少强20倍。尽管如此，识字的汉语之人比之识字的英语之人，其语义（思想）及逻辑的精确度还是较低。

 

      很多汉语之人以为每一个语音及词的含义（概念）都是单纯的，但其实不然。例如：语句“爱上一个人”（以及句中的“上”词）就有多种可能性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1、爱某个人（而且是近期才爱上的）；2、爱之前的或上面的某个人；3、喜好与某人发生性关系；4、喜好与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发生性关系 ；5、喜好自己一个人待着。

 

    上述情况乃是因为言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了相同的字词及语句所造成的。受众(理解者)如果不参照语境，则就无法确知言者的真实意思。另外，由于其字词之义（概念）是含混的，所以运用此五个字词或语音所进行的语言意识过程（思考过程）及其结果（语义或思想）也就是含混的。试想（注：仅是试想，而不是提倡），如果人们依据上述五种语义之句子而分别造就五个新的字词，则此五个新字词之词义就是单纯的。当以后运用此五个新字词进行语言意识过程或沟通过程时，则就不会发生语义（关系式概念或思想或所谓的抽象概念）含混之情况，理解者也不必寻求并依据语境去进行理解——因为这些含义单纯的新字词本就蕴含着各自的语境信息。

 

      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前后句作为理解参照的哲理句，人们根本就没可能作出准确一致的理解结果。例如，对于“万物皆数”等所谓的短小精悍之哲理句（笔者谓之“语精”），一百个理解者就可能得出一百种“理解”结果。

 

      万物乃是实质性的存在，数则是人类为了把握或表示物之多寡而拟就成的概念性的东东，故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皆”（“都是”）之关系。笔者断言：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没可能傻帽到将两者画上等号的程度，他的原意也许是“万物皆可用数来表示其多寡”或别的什么意思，但汉语之人却将其翻译、表述并理解为“万物都是数”（就像汉语之人因找不到合适的词而不得已地将is、be、bing、yes等意思一概表述为“是”之道理一样），这显然是因为汉语缺乏某个不含“都是”之意的、且又能切合原意的字词，所以才使得汉语之人不得已地用“皆”之“词筐”(代表着多种词义之“筐”)而代为表示。

 

      上述情况具有标本性意义，其所揭示的道理是：汉语因缺乏英语那样的“依据所造的语句而造字词及读音”之机制而使得汉语之人只能在已有的字词中甄选出所谓的含义相近之字词、以表示新生的语义(新生的关系式概念或思想或所谓的抽象概念)，这就导致了词义含混，进而导致其所参与的语言意识过程（思考过程）之结果——语义（思想）含混而错误；亦使得受众（理解者）不得不强烈地依据其所猜估的语境去“理解”含混的字词及语句。这种所谓的“理解”其实就是猜估的过程，故很容易导致不解、漏解、错解、偏解、误解及多疑，进而导致沟通与合作过程之纠结，并难以达成契约，更难以建立和实施良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国人难以达成契约（进而没可能形成契约精神）和难以建立和谐的社会及其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及汉字，因为社会是基于语言文字的媒介性作用才得以成就和运行的。也就是说，社会大众之语言文字性的纠结与困境，最终必然影响到社会及政治的方方面面。

 

      如果把语言(语种)比喻为电脑操作系统（电脑操作软件，例如word软件），那么人们发出的口头语言（言语）或写就的文本就如人们运用电脑操作软件所生成的文档。言语或文本的含义谓之语义，其类似于文档的内涵。语义其实就是所谓的抽象概念，就是思想（作为名词之思想）。也就是说，所谓的抽象概念也好，思想也罢，其实就是人们运用“语言操作系统”所生成的语义。如果人们不运用语词及语言，则就无法进行思想（思考）或逻辑思维，则就不会有思想（作为名词之思想）产生。

 

      如果人们运用有逻辑缺陷的电脑操作软件，则必定会生成有逻辑缺陷的文档。同理，如果人们运用含混而有逻辑缺陷的语言系统，则必定会产生含混而错误的言语及错误的语义（错误的思想结论）。

 

一一摘自《语言•意识•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