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对“轩辕之丘”及“轩辕之台”的记述有三处。
一，《西山经》记：“轩辕之丘，无草木”；
二，《海外西经》载：“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三，《大荒西经》云：“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三段短述，即有四谜：
一、“轩辕之丘”和“轩辕之台”是否为一个地方？若是，何以两记为“丘”而一载为“台”？
二、为什么经文记到“轩辕之台”时，说“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三、为什么“轩辕之丘，无草木”？“其丘方”？
四、为什么“轩辕之丘”有“四蛇相绕”？
下面，我们就分别解此四谜：
第一、《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外西经》所记的“轩辕之丘”同《大荒西经》中所记的“轩辕之台”，在一个地域，也就是“有沃之野”。因为，我们按《海外西经》由南而北的记述，及《大荒西经》先自西北而东北，然后转南自东向西的记述，用肃慎之国、北狄之国、白民之国的已知地望证其经文关于轩辕之丘、轩辕之台的记述，证实其记述轩辕之丘的地望是在一处。同时，经文又都记轩辕之丘在“轩辕之国”北面的“有沃之野”中。此其一；《海外西经》言：“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又言“穷山在其（轩辕之丘）北”；《大荒西经》云：“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此处“江山”实即“穷山”，郭璞也认为是这样。灵山，在其南。两经中不仅都有“不寿者八百岁”的记述，而且又同有“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或“畏轩辕之丘”的文字。此其二；《尔雅·释地》云：“大阜日陵，大陵日阿”，邢昺于《释丘》疏：“小陵日丘”。此其三；《山海经》所记之“穷山”即是“桥山”。“穷”即“桥”之音转。桥山，其名依山形而得，是轩辕黄帝长眠之处，在轩辕之丘北约10公里处。对此，我们将在《桥山为何有三次大搬家？》一文中详细谈到。
第二、《山海经》在记述到“轩辕之丘”时，俱言“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畏轩辕之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人有三大崇拜之故：
一是天神崇拜。古人以其原始的思维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皆为天意。所以，他们对“皞天上帝”、日月星辰、“风伯雨师”要按时祭祀，不敢有丝毫的不敬之处；
二是地祗崇拜。古人以为山川林泽、四方百物，俱有灵怪，亦不敢不敬。先前，古代帝王们遍祭名山大川，称之为“封弹”，即是如此。《山海经》即是此种祭祀所用地图的注释性文字。后来，这种祭祀演化为封土为“社”，设坛以祭。秦以前就早已这样做了，所以，大祭山川的图和注释性文字便行分离，文字便是《山海经》。随着图的散失，《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也不被人们理解了；
三是祖先崇拜。此亦即我们所称对人鬼的崇拜。这在古代，不论帝王和百姓，都要建祖庙以祭先祖而为重要礼仪的。周代，国家设有大宗伯的官职，专“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同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周武王伐纣时，数纣王的“重罪”，除“昏暴商邑百姓”外，即一是“殄废先王明德”，再就是“侮蔑神祗不祀”。那意思即是说：不祭天神则天怒，暴虐百姓则人怨，不敬先王则宗室难保，不祀地祗必然要失掉社稷。故武王便称自己是受上天之“大命”而“革殷”纣之命的。轩辕黄帝是为先王，是国家的文明始祖。其生前所居的“轩辕之丘”，其死后的葬地“穷山”，自是神圣之地，射猎者如对着“轩辕之丘”而射，则视同辱祖。故“不敢西向射”之因，即为“畏轩辕之丘”。
第三、为什么《山海经》记述“轩辕之丘”，要特别指明
其“无草木”，“其丘方”呢？
这是因为，“轩辕之丘”实为城池，而非天然形成的土丘。城池自然是“无草木”的，城池也自然是“方形”的。《山海经》记此，正是要与天然形成的土丘相区别。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既是城池，就记上一个“城”字不就完了，何必要哕嗦地记其“无草木”，“其丘方”呢？因此，在这本通俗性的读物中，就还得再啰嗦几句：城池，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人世间有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战争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军事防御设施。即城池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我们在《黄帝战蚩尤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以及《黄帝为什么战炎帝？》等节中，已经说到私有制的产生，导致氏族间发生掠夺性的战争。最初，这种所谓的“战争”，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氏族群团的人们使用些木棒、石块之类为武器的群殴而已。所以，我们便称此最初的战争为“械斗”，以与后来的战争相区别。这种为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械斗”，一发便不可止，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便愈演愈烈。这就使氏族以血缘或相邻关系进行联合，以加强战斗能力来保卫自己，从而形成部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又因同样的原因结成一个个长期割据一方的军事骐盟。事实上，这种部落联盟便由其组织上的完善，而形成部落方国。亦即：《史记·五帝本纪》所称的“诸侯”。而这些部落方国之间为着掠夺或兼并的目的发生的军事行动，在其规模上，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战争产生之初的“械斗”难以比拟的。是时，战争的双方，已有专为作战而组织起来的军队，而不是战争产生之初一个氏族中临时哄起的一群人；其时，一些狩猎用的标枪、弓箭等都已派上了用场，或许还会制做一些专为杀伐而用的剑戟之类武器，而不是氏族间初始械斗所用的石块、木棒之类了；其时，战争可能会相持日久而不分胜负，而绝不是战争产生之初那样的一场殴斗，几日便可结束；其时，战斗的双方组织指挥者，已由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经验，而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而远非昔日械斗时那种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相比拟。这时候，为了进行长期的战斗，为了做有效的防御以进行战间休息，一个部落联盟便会在自己部队集结的营地周围设置御敌的障碍物。起初，可能是车子之类的东西，围成一圈，派少数人守卫放哨，其他人休息。敌人一来即起而应战。后世，称军营之门曰“辕门”，不为无故。
但是，这类防御措施的防御性能是很有限的。若敌方以火相攻，则防御之方便会自遭其殃。由是，便在营地周围夯土筑为高墙，在墙外挖沟灌水，以阻止敌方的攻击。这样，退可以守而休息，进可以伺机出击以制胜。于是，这种军事上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城池，便告以产生。此，亦正当原始社会野蛮时代行将结束，国家机器将造成而行运转，——文明时代就此开始了。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轩辕黄帝所居住的在涿鹿山北面高丘上建筑起来的无草木”、居军旅的方形土丘，就是有熊国的都城，先称“青丘”轩辕黄帝之后，即名之曰“轩辕之丘”。这就是产生在距今4700年左右中华第一个“帝都”涿鹿城。
然而，人世间的任何事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它出现之后，才会有其名称的，甚至，还是它出现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会有名称的。而历史越早就越如此，城的名称亦如此。它绝不会先有名称而后出现实物，同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事物的名称不仅受事物出现的普遍性所制约——即当城池刚刚被发明创造出来，还远未普遍建造之时，它是不会被命一个名称的。只有到城池建造较多的时候，它才会被人们定一个名称以作称谓。而且，城池之名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还受着文字发展的制约。在商代之前，这种永久性的战略防御工事，就称作“丘”。
“丘”字的初形，就是依两道城墙人剖面之形造字成“”——这便是甲骨文中的“丘”字。再往后，为了在这种土围子上站岗放哨的遮风避雨，就有了后世“城楼”的初始建筑，于是，后世“城”字的初形便被告造了出来，用以称呼这种土围子。这这是甲骨文中的“”、“”字，但它不读作“城”，而是读为“郭”。由此亦证明，商代的城池之建不仅已经普遍，以至于不可不专造一个字来行表述。我们从“”字上也知道，商代的城池建筑已经到了很完美的高级程度了，城的四周城墙上，已有了嘹望敌情、作射箭掩体的很美观的城楼建筑了。此后，在金文中，才又演变为“”字。而“”字用以形声的“成”，在甲骨文中为“”形，像用一柄“”劈斩“”长形物，亦为战斗之意。东周战败国向战胜国乞和曰“行成”、“求成”，盖也有战胜国得“”池而成功之意。至于城字变成以筑墙所用之“土”与“成”相合而为“城”字，则更是很晚的事了。
这就是说：古涿鹿城因其产生为最早，而尚未有其专用名称之时，又要在帝王的大祭山川之中必须祭祀它，记载它，这就将它以因轩辕黄帝所居而称作“轩辕之丘”，为着与天然形成的土丘相区别，就必然要特别记之以“无草木”，“其丘方”了。因为，不论任何天然的土丘，都是要长草木的，都没有很规则的方形外貌。《山海经》对古涿鹿城的记载，也反证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成书年代是很早的。虽然，纵观其全书，不仅有西周、战国、乃至汉代的一些称谓，证明《山海经》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先是历代掌管国家大祭山川的巫史，不断据当时的祭祀内容作不断的增补。后又有文人们作增删、辑补等等。然其最早的文字记述，当在商代以前无疑，而将它定为最早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不确的。
第四、“轩辕之丘”有“四蛇相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郭璞言“缭绕樛缠”者，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词。而袁珂先生所言“盖护卫此丘也”是为确论。“四蛇相绕”本为记述轩辕黄帝所居、所都之丘的军事防卫情况，“蛇”是图腾名称，而非动物中的四条蛇。“其丘方，四蛇相绕”一语，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表述，即是说：这个土丘是四方形的，在它的四周有以蛇为图腾的兵卒护卫着。这，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
固然，轩辕黄帝所指挥的军队，我们依古史记述而知有熊、罴、貔、貅、躯、虎等很多图腾不同的部卒，但是，古史料又告诉我们，黄帝是蛇（即龙）图腾崇拜之族的成员，即巫史所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者。若用现代的话说，是“龙的传人”！
轩辕黄帝所居的都城，其卫戍部队自然要用嫡系部队，其选用蛇（龙）图腾之部卒保卫自己的都城，又有什么稀奇？
至于“轩辕之台”则是“轩辕之丘”以北十公里桥山主峰上人工凿山而形成的一个方形石台，对此，我在下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