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是对古代天子分封的各小国国君的一种统称。商代，已有分封诸侯之举，但大批分封诸侯王，则是西周的事。周武王灭商之后，在商代分封诸侯的基础上，作了大规模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分封诸侯以维护王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周初，分封王室的兄弟叔侄等同姓贵族、异族、亲戚及元老重臣等所建的诸侯国，共有71个。诸侯，对上服从天子的统一政令，向天子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及服役的义务；对下，亦同样分封卿、大夫等类似国家设置的百官，以统治其受封国的人民。周代以后，有些朝代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都接受周代因分封诸侯而造成群雄割据、分裂国家的历史教训，一是分封诸侯规模小，二是诸侯王的权力不大，其受封之“国”，事实上只作为诸侯王食税赋的一个地盘罢了。
这就是说，在我国，商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什么“诸侯”的。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又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这里所说的“诸侯”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是太史公述史中，在追述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即将产生之前的史事时所用的一种特殊表述用语，即借用后世的诸侯之称，类指国家即将产生之前的部落方国。
我在《黄帝战蚩尤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一节中，着重从古史记述和文物考古两个方面，谈了私有制的产生是战争发生的最初根源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并指出，黄帝战蚩尤，即是这种氏族间为掠夺财物而引起的战争的继续和升级，最终形成国家制度的雏型过程中，在设置百官司治地方中，属臣反叛和平叛斗争。那么，这种私有制产生之后，并由此而引起的氏族间为掠夺财物的战争是怎样继续和升级的呢？这就是我们在谈黄帝时期有没有“诸侯”的时候，需要重点分析和阐明的问题了。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亦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渐进的，是有一个孕育、产生、继续发展，直至升级跃变的漫长历史过程，而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亦如此：即私有制的产生，导致氏族间发生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斗，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战争。这种战争，我们也称之为氏族间的械斗。由于这种械斗是经常发生的，各氏族间为着进一步掠夺他族，或者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财物，氏族中最初就依通婚的血缘关系，以及相邻的关系实行联合，这种由两个以上的氏族所结成的具有军事性质的社会组织，即是部落。部落通常是有自己固定的生活地域、以及部落名称的，其生产，生活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等，也都相同。由是，原先氏族间所发生的为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械斗，便变成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
同样，为着攻击别人和保卫自己的目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又会进行联合，结成一个个的部落联盟。而这种以军事组织性的区域性部落联盟，不仅在地域范围上较之于部落要大得多，而且，它也必然要有一种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议事制度，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术语，这种制度即为军事民主制，这种部落联盟的组织领导机构，不仅对外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发动战争，对内也有赴理民事、掌管祭祀活动和组织生产等职能。因此，它也就具有一些国家性质的原始形貌。在今天，我们似可将此种已初具某些国家性质的，割据一方的区域性相对稳固的部落联盟称之为部落方国。而这些部落方国，正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一种特定历史产物和形式。这种部落方国的领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必然要互相侵伐，以达到兼并的目的。于是，在这种长期的军事兼并过程中，军事首领们的权力必然会不断得到提高和加强，某些初具的国家性质也会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伴随着部落方国之间兼并性战争的加剧，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也越来越深重，一场具有伟大历史
意义的划时代社会大变革势在必发。轩辕黄帝生当其时，于是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在此形势下，一些部落方国的领袖们就都来服从于他。之后，他又由战蚩尤、败炎帝而认识到：臣属拥兵可以发动叛乱，就是亲兄弟拥有重兵，也会发动争权之战。对周围大大小小拥兵独立的各部落方国不加征服，消除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会随时有战争隐患。于是，他就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铲除除战争根源，对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江淮，北逐荤粥，最后合符信于鬴山，邑于涿鹿，终予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太史公依各部落方国长期割据一方，互相侵伐的一些特点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混战相类似，就借“诸侯”一词进行表述。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只不过，原始社会的部落方国并没有哪一个天子来分封，其性质与诸侯亦有一定的区别，在我们今天看来，用“诸侯”一词称部落方国，是容易引起人们在概念上的混淆的。
对于原始社会末期，国家产生之前的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过一些具备了某些国家性质的部落方国、并有过部落方国间兼并的问题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证据中得到证实：
一、古史料对部落方国的记述很多。如《国语》、《左传》，《山海经》、《帝王世纪》、《古史考》等书所记，就有“有熊国”、“有蟜国”、“白民国”，“羽民国”、“犬戎国”、“毛民国”，“西陵国”、“无怀国”，“钉灵国”等等。这些，虽不能都言其实有，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记述给我们透露出了一些古代部落方国的信息。
二、考古学中不同文化类型的显示。以我国华北为例，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历史上，考古发现证明，存在着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及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和辽宁、内蒙与河北交界地带的红山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就仰韶文化而言，在文化特征上，亦存在着不同地域的明显差异，大致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后岗、大司空等不同类型。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则逐渐趋予一致，不仅华北的黄河流域基本上为龙山文化，就是长江流域乃至华南，虽可分为山背、石峡等诸种文化类型，但其器物也明显地受龙山文化的影响，与龙山文化有着某些明显的共性特点。这种文化面貌上由明显区分到趋于一致，就反映了古代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即有若干部落方国的区域性割据通过兼并而实现统一，出现国家制度。
三、具有国家性质的古遗址的发现。在辽宁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了类似北京天坛、太庙、十三陵那样的坛、庙、冢群遗址，其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其祭坛遗址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型丘址和方型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在神庙遗址发现有造型艺术较高的女神塑像；就连积石冢群，其布局也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这处遗址的发现，证明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型的原始文明社会。并认为这个发现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线索。
其实，这就是部落方国治所的遗址之一。在中华大地上，这样的遗址肯定会有若干处，只不过我们在考古工作中还尚未进一步发现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用的“诸侯”一词，即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部落方国之指，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