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复旦大学政治指导员黄汉荣先生之九


 

 ,不幸又无奈的事件
     黄汉荣老師负责的班级,出过一件由学校作出决定的大事,这事在学校的那么多系中,那么多班中,是少有的,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事了。事情就出在黄老师的班里,它不仅影响了一个学生的前程,也让老师无奈,那有老师不愛自己的学生,而去处理自己学生的,他要保又保不了,而他的职务,又成了决定的直接执行人,自然被处理学生对他不满,在一些同学中,也有微词,认为黄老师在处理此事中,过严了,无人情,但黄老师服从大局,服从纪律,从党性出发,维护着学校的威信,没有泄露自己对这事的态度。因此只能对责难他的微言,委屈地都忍了。直到几十年后,中文系朱东润主任的回忆记彔,《文存》的出版,说清了中文系和黄汉荣都是要保那个同学的,决定是学校上鋒的意见,谁都清楚,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这件事反过来说,黄老师恃有保的态度,反映了与校领导的决定是格格不入的,那就显得黄是右倾了吗?黄老师成了三夾板,学生不滿他,同学责难他,学校不信任他。
    有一年,黄老师帶着一家四口回厦门,去老家度暑假,火车在苏州下了车,他兴高采烈地陪家人去拙政园遊玩。在售票处买票,凑巧的是紧跟在他后面的,就是那位同学,真是天地虽宽,还是狹路相逢呀。那个同学的学习前程就此受阻、人生遭到此等不幸,自然与老師积怨甚深,今日相见,发泄也是自然的,黄老师理解他的此种心情,忍让着,无声默认,未说明情况。但家人都在场,让其何等的尴尬,倾刻欢声笑语来遊园的心情一扫而空,他们一家人,在默默无声中,走出了仰慕而来的苏州园林。
      当事人如果有梁思成和金岳霖那样的风度和气质,事情本可以避免的,现在不仅是同学的痛,也是黄老师的痛。黄老师班出的这𠆤事,在领导心中是抹不去的,因此在文革开始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领导没有再让他主导班级学生的文革工作,也没让他跟班到结束,对他来说坏事变成好事,免了文革的冲击。但他也因此成了边缘人了,最后离开了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