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五帝”历史时期，“五帝”历史时期，先后共有八个人相继执政，这就是黄帝、青阳、颛顼、帝喾、帝挚、唐尧、虞舜、伯禹。由于古代国家祭典中，只挑选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列入祭典进行祭祀，所以，史家述史，也就将这一历史时代称作“五帝时代”。对于几种不同的“五帝”说，都是由于对历史失去了记忆，由于误会、误解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上“五帝说法不一”、“不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等说法，根本就不是什么真问题，而是假问题，严格地说，是一个以假乱真的问题。本文就此做一点叙述性的解说。
一、由不了解古代祭祀制度造成的两种误解
中国古代祭祀制度，主要是祭祀祖先。在国家举行的祭典中，周代以前做法并不一致，存在着各以亲疏为制的问题，这就是“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①《礼记·祭法》的记载与此稍异，言“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依我的认识，《礼记·祭————————
① 《国语·鲁语》。
法》的记载比较合理而可信。周代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式：各代帝王以近五祖陪远五祖，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享祭。
但是，在郊祀上，则基本上沿袭周代的做法。因为郊祀不是专门祭祖，而是天神、“人祖”、四象二十八宿星神、古代五官正等的一揽子祭祀，所以，其强调的是要做到五方、五星、五色、五音、五味、五行、五官与四季、四象相配：
冬有北郊之祀，北方在十天干中以“壬癸”为代，在五行中以“水”为表，于四时而以“冬”为象。因为，中国地处北半球，冬至之日，是一年之中日照时间最短、而夜间最长的一天。日短而夜长，总体表现为幽暗，故以黑色代表北方；北郊之祭，所祭对象有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神；这七宿在天空中的分布像龟蛇交缠之状。龟身带甲，有武士之象，黑色谓之玄，所以四象中的北方一象就称之为“玄武”北方天神是黑帝汁光纪（即水星星神）；在历史上的五人帝中，颛顼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①， 故祭祀五人帝就选择了颛顼，由古水官玄冥为陪。“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②，调和五味以甘滑，则以鹹代表北方。正因为这些原由北郊之祭是以“壬癸”之日举行，届时的祭祀仪式中，天子要穿黑衣，仪仗要用黑旗，祭礼用要玄玉，食物用鹹味，奏乐以羽音，器物用六数……
夏有南郊之祀。所祀对象为南方朱雀一象中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星神；南方在十天干中是以“丙丁”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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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戴礼记》、《太平御览》、《通典》等。
② 《周礼·天官冢宰·医师》。
此为“南方丙丁火”之所谓。火色赤，故祭南郊的一切用物都用赤色，南方天神是赤帝赤熛怒（即火星星神）；夏日由于在“五人帝”上选不出一位在南方施政者，所以，就依黄、炎分治南北时，曾到南方施政的炎帝姜榆罔为代表，以古火正祝融为陪。因此夏祭南郊的仪式中，天子要穿赤衣，仪仗要用赤旗，祀品要献赤玉，以苦味，乐奏以征音，数用七……
秋举西郊之祀。西方在十天干中“庚辛金”为代表，色以白，所祀对象是西方白虎一象中的奎、娄、胃、昴、毕、觜、参七星神；西方天神是白帝白招拒（即金星星神）；西郊之祀在人祖五帝中没有历史上主政于西方者，因为西方在五行中以“金”相配套，就把曾主政于东方的青阳勉强拉来。因为青阳居少昊，此前曾被黄帝、炎帝派往少昊主政的蚩尤曾大量冶金造兵器，所以人们亦称继蚩尤居少昊施治的青阳为“少昊金天氏”陪天神“白招拒”，官员以古金正蓐收作陪少昊。仪式以庚辛日举行，天子要衣白衣、仪仗要用白旗，祭礼要献白玉，奏以商音，食物以辛辣之味，物数用九……
春行东郊之祀。代表东方的十天干为“甲乙”，五行以木表，春天一到，万物开始生长，满目青翠，故东言的代表色为“青”，所祀对象为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神；所祭天神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即木星星神）；在本属“五人帝”选项中，因为实在无帝可选，就将与“少昊”这个地望名相对应的“太昊”，作为一“帝”，以配天神青帝而享祭，其五官之正为古之木正句芒。届期以“甲乙”日举行典礼，天子穿青衣，仪仗展青旗，祭礼献青玉，祭品用酸味，礼数以八计，奏乐用角音……
祭中土。中央在五行中为“土”，十天干为“戊己”，代表色为黄，味道用甘甜，祭中土亦在夏季，在南郊，所祀者为中央天神“黄帝含枢纽”（即土星星神），以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陪天神，以古土正后土为配，届时帝王于戊己之日率文武百官，衣黄衣，载黄冠，举黄旗，献黄玉，用甘味，数依五，奏黄钟之宫以祭祀“中央中土”……
这样，光这个古代的郊祀制度中，就存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五帝”：
⑴ 天神五帝（实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神）：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
⑵ 所谓的“人祖五帝”，变成了：轩辕黄帝、帝颛顼、炎帝、少昊金天氏、太昊。对此，《管子·幼官图》、《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春秋纬》等古籍，都进行了各取所需式的记载。
二、附会历史造成的不同“五帝”谬说
由春秋时期以一语概括历史的“五帝三王”说，至秦汉以后嬗变为“三皇五帝”说，为附会出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三皇”，就又造成了不同的五帝谬说。例如：
晋之皇甫谧，著述虽勤，但做学问却是极不求真而涉于荒怪的，他对上古史事造成的严重混乱之说，流布于世，为害不浅，此公可当“天下第一”，绝不比班氏父子为差。如我在《“五帝三王”与“三皇五帝”》一文中说到，皇甫谧既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凭空将“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拉到一个根本属于子虚的“三皇”时代中，此说使真正的“五帝”时代则少了一帝，怎么办了？这点小事是难不倒皇甫谧的，于是，他就将根本未称帝是黄帝之子青阳（即有些古籍所称的“少昊”）算做五帝中的一帝，如此，在他的笔下，历史上的五帝就又变成了“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后世述史有难辨孰真孰伪者，就采取凡历史上执政者不论其是否实际上称帝与否，都称之为“帝”的情形。如清代马骕辑撰的《绎史》，则是黄帝（轩辕）、少昊（青阳）、高阳（颛顼）、高辛（喾）、陶唐（尧）、有虞（舜）并列，而以姬挚附于《高辛纪》中，对此，随便你去理解，或言“六帝”，或说“七帝”，这算是一个最老实的态度。
三、对历史误会的更重要原因
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此而言，马骕该表扬，刘歆、班固、魏收、皇甫谧等就应该受批评，因为他们不老实，更不用说像司马迁那样，为了真实述史，除了不怕劳苦地搞实地调查研究以为实录外，而且不怕杀头、坐牢。无论古今，一但有“名”、“利”介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就很难做到说真话、办实事了。至于后世谈所谓不同的“五帝”说，情况就更多种多样了，概括起来，还有这样几种情形：
一、只是为了“做文章”，而不是为了研究历史。
我观著文以谈不同的“五帝”说者，有不少是对“五帝”时代的历史不了解，甚至对于古代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也都知之甚至少者。由此而为了写篇“论文”，寻章摘句地查一点点所谓“历史资料”，便做起“文章”来。不然，何以引了古代郊祀制度中所记载的天神名号，而偏要往中国的历史上去栽呢？不然，连“少昊”、“太昊”这样的古地望名称也以为是历史上的实际帝王名号呢？假如，对五帝历史时代的史事稍微了解一下，对古代祭祀制度稍微知道一点，就不会出现此种明显错误的“引”以为“说”了。这应该说，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
二、被刘歆、班固、皇甫谧之流所愚弄。
有的，是立志要研究古代历史的人，但是，又多在研究断代史之前未研究通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历史研究情况不太了解，对各代较为有名的“学者”治学态度、政治立场、学术生涯不了解，所以，也就很容易被所谓的“古代史学家”所误导。由此，在刘歆、班固、皇甫谧谬说的误导下，就分不清何种“五帝”说为对了。
三、研究历史存有主观先见思想
研究历史同样要有一个于历史事实中求其是的问题。顾颉刚先生疑古，言“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两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①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顾先生说法过头，做法亦过头，他的《古史辩》便是典型的实例。受此种思想影响的学者是不少的。如果受此影响，自然就要以所谓历史上有“不同的五帝说”而否定历史的；我是不赞成顾先生的观点的。不赞成，是由于顾先生由疑古而走向了极端，并非顾先生所说的话，所做的文章就都毫无道理。现在，一反对疑古学风，在“走出疑古”的口号下，就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将纬书上明显编造出来的所谓“三皇”亦算作历史！“三皇”之说，本来是变“五帝三王”而搞出的真假参半说，如此，肯定了本属子虚的所谓“三皇”说，视之为信史。这样就必然又出现了正史与伪史不同的五帝之说，受到“三皇”伪史说影响的不同于正史的五帝说，自然也就存在了不正确的成分。如将黄帝列入“三皇”，而将青阳、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说成是“五帝”，————————
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7页。
就不能够说是完全正确，乃至我们尊轩辕黄帝为肇建中华文明的“文明始祖”，亦就成了问题。
说到底，所谓“不同的五帝”说，原本就是编造“历史”、变造“历史”，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