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5室的同学
1961年我到复旦大学报到，进了六号楼的学生宿舍，在3l5室的门上，贴着八个入住者的名单，我也在其中。室内有四张木制床，分上下铺八个铺位，先来者先挑床位，我来得早，但对床位並无好坏意识，就选了开门进屋的第一张床的上铺。其实是最差的位置，冷天寒风直吹，热天对着厕所臊气熏人。不久，七人都到了，只剩我的下铺还没人，那人叫丘滔珍。
我和他同床不同铺，开学了还未见其人，引起大伙对这个太女性化的名字怀疑起来，那人是否去了女生宿舍？但多日后终于来了个报到者，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因从广东梅县来，当地正遇上水灾，交通阻塞。他后来自感名字太容易被外人性别误解，毕业后更名为丘峰。
我铺对面的那张床，上铺睡的是金福安，下铺黎广秀。前面靠窗的东面一张，上铺是孙景尧，下铺是卢星林； 西面一张的上铺是张文涛，下铺是俞汝捷。
他们对我这个调干生，有些好奇，因而引起对我的关注和观察，常在我和他们之间作比较。 黎广秀说；“从我与他们的情况比较，就可说明才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老方掌握会议，启发大家发言及会议总结，都十分贴切，令人佩服，这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磨练有关。我打篮球，投篮比老方強。我体操课技巧动作做得好，也是我高中上体育课经常锻炼的结果。这些本事是后天酿成的。我是后天论者，多实践，多锻炼，长才干”。
孙景尧喜看我的作业，并好奇地问我，“你是工农子弟，我想你写文章应用短句，但你都写长句和倒装句，很西化的。”。其实我那时看的作品，都是苏联文学，和中国自己的作家作品。而这些国内作家，都是五四新文化时涌泉出来的，他们也受国外的影响，在文字写作上难免有西化的倾向。而我读他们的作品，也跟着他们走了，我对中国古典的倒是接触不多。
金福安也喜欢看我的课业，我写的小说《二茬稻》，他甚觉奇怪，你怎么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我写谢灵运的论文，长达二万多字，他都帮我看完了，给我四个字： “可作教案”。他没有明说，但暗示我的论文缺论点，我只是把资料综合叙述成文，确实我没有提出论点的能力。他们对我这个异类的关注，多于他们的同类。
我们班有四名侨生，我室占了三名。室内多位同学，都是录取成绩趋前者。如今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中有的己成为名人，我有幸和他们同在一室，常有交流，讨教得益匪浅。
后来寝室人员不断调整，最初的八位同室同学，只剩我和金福安、卢星林三人，同室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