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圆善观

德福一致所成就的善就是圆善。德是指人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品质。《说文解字》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德”就是一个人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时，一方面能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这就是“外得于人”。 另一方面“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这就是“内得于己”。福就是人生重大的快乐，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德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而达到的。但福是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是有命限的。儒家认为当人的道德达到圣人的境界时，也就是达到了与天地合其德，也日月合其明，也四时合其序，与鬼神（指阴阳二气的屈伸功能，揭示的是万物如何生成变化消亡的过程，不具宗教意义）合其吉凶，能够完全依天理而行，无一毫之私意，圣人之德也就是天之德，圣人之意也就是天之意。“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达到圣人境界时，就可以超化命。牟宗三说：“尽管圣人亦奉天时，圣人亦有死（指自然生命言），然不管怎样死，怎样奉天时，一切天时之变，生死之化尽皆其迹用。纵使一切迹用，自外观之，是天刑，然天刑即是福，盖迹能冥迹本圆融故。”在现实社会中，“有德有福，无德无福，有德无福，无德有福”四种情况都会有，并不能保持德福一致。即便就圣人自己而言，可以达到超化命限，实现德福一致，但这种德福一致，在凡人看来仍是天刑，仍是不一致。儒家是如何看待德福一致问题？

第一节 孟子的圆善观

首先，儒家主张以德为先。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就是以天为贵，不是以人而贵，不靠旁人给你贵。靠别人给你贵，别人可以不给你，也可以给了你，然后又拿回去，所以是靠不住的。只有以天而贵才是无条件的。因道德而贵是可以操之在我，是绝对无条件的，因名利地位而贵是我不能把握的，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所以应该重视修天爵。你想要求福，你必须先要使自己的言论、行为完全合乎无条件的命令，使道德生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达到最高的善，你才能要求福。你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有缺陷，自己本身德的成分就没有充分实现，你就不要去求福。

其次，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是三种最高的快乐。做皇帝也比不过有这三种乐，所以说“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美好的家庭生活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有命的。这里的有命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说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命限就是客观的限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道德无亏欠本身是最大的幸福。“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自己有培育天下英才的能力，而且有机会得到英才，并把他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样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造福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是最大的幸福。现实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培育天下英才的能力，即便有这种能力也不一定能得到这种机会。如果把“得天下英而教育之”之福理解为：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造福社会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则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种快乐。实际生活中能不能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造福社会完美地结合起来还是要受到外界条件的制约，也是有命的。孟子为什么把这三乐看着是比王天下更大的乐呢？因为人人都去追求王天下，那这个社会就会是战乱不已，也会损害个人的德，而人人都去追求三乐，却无损于社会，也不会损害个人的德。当然一个社会总得有人去王天下，但王天下者不能是为享受王天下之福乐去王天下，必须是为了天下人能够享受孟子所说的三乐去王天下。

再次，顺受正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顺受正命，就是不干各种危险的事，避免损害自己的圆满，又对由于外界条件限制而不能达到圆满的结果坦然地接受。孟子又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篇》）不管你殀或寿，你不能改变你生活的常道。你不能改变操存之常，道德实践不能放弃。

第四，把实现圆满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施仁政上。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心目中的古之人指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他们修其天爵，就有人爵。孟子这句话既是对古人道德的赞美，对今人（孟子时代的人）道德状况的批评，但同时亦含着对古代统治者施仁政的赞美。修天爵是可以操之在我的，操则存，舍则亡，但人爵能不能从之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政治是否清明。在政治清明时代，修天爵，人爵能够从之，在政治昏暗的时代，修天爵，人爵不一定能从之，甚至相反，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比如比干天爵修得很好，有很高的道德境界，由于遇到了暴君纣，残遭杀身之祸。孟子的学说就是倡导仁政的学说，其倡导仁政的目的是实现天下人都可以有圆满的人生。

第二节“二十四孝”的圆善观

首先，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把孝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把修天爵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地位至高无上的君主舜、汉文帝，或是朝廷命官黄庭坚、朱寿昌，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江革、蔡顺都把尽孝看作自己至高无上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也就是把修德看作是人生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郭居敬选辑“二十四孝”故事，创作“二十四孝”诗的目的也在于教育人们要把修德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修天爵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使命。郭居敬对“二十四孝”的热情歌颂，表明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道德的完善和完美，而不在于名利地位，吃好喝好。

其次，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幸福观和孟子的“三乐”是基本一致的。孟子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主人翁的孝行，可以看作是在修天爵、修道德，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追求“父母俱存”的幸福生活。父母总是有一天要离自己而去，但是让父母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疑是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无疑使“父母俱存”的幸福生活能持续的更长一段时间。仲由对昔日自己食藜藿，为亲负米的幸福生活的回忆，充分体现了仲由把“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同样，孝敬父母是在修德、修天爵，也是追求“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幸福生活。不能孝顺自己的父母，心里自然会有不安，这种不安当然地影响自己的幸福生活。郭居敬“二十四孝”没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故事，但从其孝就是“亲亲、仁民、爱物”思想，自然可以推出，“二十四孝”的主人翁要是有育天下英才的能力又能得育天下英才的机会并且最终育成了国家栋梁之材，他们肯定是很快乐的。因为，育天下英才是造福社会的事情，是仁民之举，当然是孝子所乐于为之的善行。

再次，在顺受正命上，郭居敬“二十四孝”与孟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舜对“父顽母嚣，弟象傲。”的现实，闵损对于后母的“嫉”，王祥对于“继母不慈”“失于父爱”的现实都坦然接受，这些现实的不如意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道德至善之人的追求，这就是顺受正命。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的主人翁可以说是通过积极的行为，追求“父母俱在”的幸福生活，郯子鹿乳奉亲、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正反映他们为病中父母能够恢复身体健康而积极努力。这体现出顺受正命不是消极地看待命，而是在尽人事的前提下，听天命。

第四，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结局对圆满的追求。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除了《尝粪忧心》外都有完美的结局，也就是圆满的结果，很多故事比如《哭竹生笋》、《涌泉跃鲤》出现了超自然的力量使故事有圆满的结局。作者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是理解郭居敬“二十四孝”的难点之所在。如果把这些故事理解为只要有孝心，什么美好的愿望都可以实现，恐怕有违作者的初衷。孟子说“修其天爵，人爵从之”，其实这只是一种赞美和良好的期盼罢了，他也知道修天爵，人爵不一定能从之，所以才会提出顺受正命的主张。尽孝肯定有利于父母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利于更长时期地享受“父母俱在”之乐，和“仰不愧天，俯不怍天”之乐。如果说有孝德，就一定有福，那么可以说天下就没有不孝之人，也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孝。郭居敬“二十四孝”中有许多故事，虽然超自然的力量满足主人翁孝心的要求，也并没有改善主人翁生活状况，比如《涌泉跃鲤》中一天只跃出两条鲤魚，只是满足姜诗母亲和邻居之母食魚的要求，并没有跃出更多的魚来改善姜诗的生活。“二十四孝”主人翁都有满满的孝心，但许多人依旧贫穷。强调孝能带来福固然有劝孝的成份在里面，但是反过来它有美化有权有势者，丑化贫穷者的作用，是对弱势群体生命价值的否定。如果孝一定能带来福，那么你没有福是因为你不孝；如果你有福，证明你尽了孝。这和郭居敬对贫穷者孝德的热情歌颂，对弱者生命价值的肯定背道而驰的。

郭居敬“二十四孝”超自然力量导致圆满结局，可以有以下四种解释：

第一，说明孝源天理。天地能够被孝心所感动，说明天地亦有孝心。因为，天若没有孝心，就不会被孝心所感动，这好比频率相同才能产生共振的物理规律。根据理学“理一分殊”的思想，人的性和天地之性是一样的，它源自于天地之性。人有孝的天性既然源自于天地之性，当然天地亦有孝的性，故能被孝心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居敬“二十四孝”超自然力量的出现，无非是形象化地说明孝源天理的思想。但这个意义上的“天地”也只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天地，非气化的物质意义上的天地。现实的世界，或者说气化了的天地按照自然规律运行，并不会因为被孝心感动而改变它的运行规律，实际也就不会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

第二，说明孝之至可以达“赞天地之化育”的圣人境界。《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能尽孝，就是能尽自己的性，能尽自己的性，就能教育和感化别人，从而能尽别人的性，能尽别人的性，也就能够尽物的性，最终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超自然现象，可以把它看成是对道德创造性、无限性、绝对性、超越性的形象化描写。但纯道德意义上的创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能是经验世界之物，要变成经验世界之物，必须经过曲折，必须受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规律的限制。王龙溪曰：“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在此四无境界中，心知意物浑是一事。我们以《哭竹生笋》为例来说明其含义。如果孟宗通过哭竹所生出来的笋，纯是道德意义上的笋，这个笋是没有笋相，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笋，孟宗母亲却可能为孟宗的孝心所感动，虽然没有吃到笋，好比真吃到笋一样，心情一好，身体也变得好起来。孟宗的孝心要让其母亲真吃到现实世界里的笋，则必须经过曲折，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在孟宗时代，要在冬天吃到鲜竹笋是不可能的。但道德意义上的创造和现实世界的创造不是完全隔绝的两个东西，而是可以相通的。孟宗的孝心要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必须通过科学技术，比如通过交通技术，把南半球的笋运到孟宗的家乡，就可以让孟宗母亲冬天吃上笋，或者是通冷冻保鲜技术，使孟宗的母亲冬天吃上鲜竹笋。科学技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能因孟宗一哭就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孝心却是可以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孟宗一哭，并不能立即生出笋来实现其母亲冬日吃鲜竹笋的愿望，但孟宗的孝心代代相传，并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终于使天下千万思食竹笋的母亲，可以在冬天吃到新鲜的竹笋了。

第三，表示对尽孝者的鼓励。以尽孝会得到超现实力量的帮助，从而更容易得到福，鼓励人们尽孝道，可能会激起人们的私欲，这和郭居敬“二十四孝”所体现的孝是“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有抵触。用利益来诱导人们遵守孝道，不利于培养人的无私精神，反而可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郭居敬“二十四孝”中只有舜《孝感动天》、仲由《百里负米》两个故事似乎可以说是孝导致事业的发达，或者说孝带来利益。其实，舜的故事是要说明孝会从亲亲、向仁民、爱物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明“尧、舜之道，孝悌而已”；仲由的故事重点在于说明仲由乐于孝道，把尽孝之乐看作是高于物质享受之乐。网络流传的《行佣供母》故事中提到江革后来被推举为孝廉，任五官中郞将，可以体现孝可以给尽孝人带来好处。郭居敬为这个故事写的序言中，并没有提到江革后来做官的事，说明郭居敬对用利益诱导人们尽孝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第四，期望好人有好报，期望有一种新的力量保证德福一致。郭居敬“二十四孝”中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看作是作者期待的一种现实社会还不存在的能够保证德福一致的力量。期望好人有好报是儒家伦理中的人道主义。现代人总是指责儒家对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违背人性或不人道。在持人性本恶的人看来，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会压抑人的自私的本性，就是不人道。在儒家看来，对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正是为了让人的善性充分体现出来，并不违背人性，而正是促使人性呈现，也可以说是促使人性发展，正是人道。对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并不代表对人们现实利益的不关心，对好心好报的期望就是对有德者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关心。当好心应当得到好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之后，就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具体说能够保证或者说能够促进好心有好报、德福一致的力量有三种。第一种是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天下人可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医学的发展，延长人的寿命，使人可以更长时间地享受“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之乐。第二种是社会制度的力量，社会制度越合理越能够保证好心有好报，有德者有福。第三种是社会道德的力量，在一个人人道德水平都很高的社会，也就是在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好心必有好报，有德必有福。郭居敬“二十四孝”中超自然力量可以看作是尚未出现的上述三种力量的隐喻和象征，是对这三种力量的呼唤。

综上所述，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圆善观与孟子的圆善观是基本一致的，除了强调个人必须以德为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必须顺受正命外，还包含对好心有好报的追求，对德福一致的追求。但孟子把实现德福一致希望寄托在统治者施仁政上，郭居敬则把实现好人有好报、德福一致的希望寄托在尚未出现的力量上。如果我们把郭居敬所寄托的尚未出现的力量，理解为科学发展技术的力量，社会制度进步的力量，社会道德进步的力量，那么也可以说郭居敬“二十四孝”隐含着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社会道德进步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内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居敬“二十四孝”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改革和创新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