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资产定价的理论思考


        理论上,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路径、金融资产的定价标准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股票价格=股息/利息。很多人一说《资本论》,就想到了剥削、剩余价值,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市场做了全面的描述,其蕴含的理论思想比西方经济学深刻多了。   

       我们现在太崇拜现代西方的东西了,一说金融定价,就以国际金融市场定价为标准,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是科学的吗?非也,国际原油的定价在2020年年初一桶可以是负数,今年每桶可以达到130美元以上,由此说明,没有分红派现做支撑的金融市场,其就是一种通过价格波动的方式实现的再分配。从这个角度说,香港市场的金融产品定价也不是科学的。在A+H股发行模式下,很多人将A股定价与H股相比较,以H股作为参照物。如果H股定价不是科学的,甚至当其成为境外资本打压国内金融资产价格工具时,我们还能参照吗?从现实来看,受A+H股发行模式影响,在杠杆效应作用下,有国企背景的H股正受到外资无端的打压。一个我们天天坐的高铁、地铁,还有风能的上市公司,按照H股的价格折算,其市值居然不到1000亿元人民币,而某民营的新能源锂电池上市公司的市值却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就国内金融市场而言,没有分红派现做支撑的注册制在未来减持压力下又能走多远呢?中国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公司吗?如果中国真的有那么多好的公司,中国的经济还需要刺激吗?看看A股市场的一些乱象,其前期运行的主旋律除半导体产业以外,主要表现为喝酒、吃药和围绕外企特斯拉做的新能源汽车,这哪是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志?简直是在羞辱中国。不错,虽然这些板块股价上涨表面上有业绩支撑,但在内行人看来,这种业绩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年轻人很少饮白酒和反腐败的大背景下,没有大量出口的著名白酒公司的业绩居然大大超过了2012年以前,实在是不可理喻,原因只能解释为腐败比以前更严重了或者生产厂家、中间经销商和金融市场庄家共同勾结操纵价格的结果。这两个原因无论是哪一种中标,都不是好的现象;就宏观上而言,理论上,基本的医药产品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成本,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如果医药产值在GDP中占比过高,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标志,其只能说明国人身体不好;同样,以锂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新能源,如果通过补贴的模式发展锂电池汽车,只能加剧电力紧张,导致金属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实际上,在增量新能源交通工具没有出现之前,发展公共交通才是在交通上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   

       理论上, 金融定价是实体经济定价的先导,而金融产品实现公正定价的前提在于金融市场环境的公开、公正和公平。目前的A股市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一些人在骨子里就认为国企不如民企,散户不如机构,内资不如外资。事实上呢?国企与民企都是企业,不存在天生的好坏之别,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不考虑国企的国有性质,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上照抄照搬了西方私人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沪港通、深港通交易数据同样显示,机构和外资的换手率比散户要高得多。一些人真的不应该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是散户导致了市场的大幅波动。理论上,没有分红派现机制做支撑,股票市场就是一种再分配的场所,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就是一种存量博弈。因此,维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才是正常投资生态的体现。散户也是A股市场投资的中坚力量之一极。同样,外资也是要挣钱的,而不是慈善家。  

       归根结底,当前导致一切社会乱象的根源在于我们缺经济理论,我们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的人性假说,认为人是自私的,而没有考虑社会存量分工条件下人的相互利他性,没有考虑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由物质生产和消费转向精神生产和消费时所体现出的人的利他性。特别是在信用货币经济条件下,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资金与资本等同起来,其实资金与资本是两个概念。如果资金与资本不同,那么,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就不能真正地推动经济增长,反而是在当今人民币发行机制作用下,贸易顺差越大,国内通胀就越高。这一点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拟合出很高的正相关系数。当然,我说的通胀不单是指传统的CPI,还应包括资产价格的上涨,因为资产价格的上涨也是货币推动的结果。 总体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正确路径在于抛弃偏见,不盲目崇洋,充分尊重各层级市场投资主体,以分红派现为切入点,寻求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