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族侄严伯勋在1912年的锄杀袁世凯行动
严孝潜
《辛亥革命》电视连续剧中，有一组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坐马车被炸的镜头，但在剧中没有展示是谁向袁世凯所坐马车投掷炸弹的。到底是谁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是谁执行这次行动，向袁世凯所坐马车投掷炸弹的？是同盟会京津分会暗杀部组织了这次行动！是严复族侄严伯勋等四人执行了这次行动，是严伯勋向袁世凯所坐马车投掷了炸弹！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成立了同盟会。随后在国内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组织成立了各地的同盟会分会，北京、天津的革命志士也成立了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
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开始大肆玩弄两面派手腕。袁内阁一成立，他一方面部署镇压革命党人，帮助清廷苟延残喘。一方面他又通过进攻汉阳给南方革命党施加压力，但又注意将武力威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利用革命力量要挟清室。
鉴于袁世凯是当时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是清廷镇压革命党人的关键人物。同盟会京津分会遂决定设立暗杀部，锄杀袁世凯。海军出身的严复族侄严伯勋和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等四位同盟会会员被授命执行锄杀袁世凯的行动。
他们开始集合于北京十三陵、门头沟荒山制作炸弹，并练习投掷炸弹等技巧。后来，严伯勋等人还数次潜入北京城内，观察、记录袁世凯的行动路线、卫队配备、藏身地点，开始制定暗杀计划。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严伯勋他们了解到，袁世凯的内阁政府就设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这段时间，袁世凯每天早上乘马车经东安门大街到东华门，进宫上朝。遂与时任暗杀部部长的彭家珍一起，制定了详尽的暗杀计划。
当严伯勋“行至三顺茶叶店门外，见一烧饼小铺，买饼二枚食未毕，复至门侧，见一卖手巾棉带小摊之旁置一储钱木柜，高坐可远望，严伯勋以小银二角购一毛巾，向摊贩商坐柜上。开皮包，去报纸，暗以毛巾在皮包内将炸弹裹好，置怀中，一手持饼徐徐食之，目注东华门内。”（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
快到中午时分，在11奌45分左右，袁世凯下朝后乘双套马车回府，“顷警笛嘘嘘，马队步卒拥袁世凯马车出”，当行至东华门外三顺茶叶店前时，“沿道护卫兵警及旁观者，目皆前视。严伯勋双手捧白巾裹弹，侧身步行丈许，从人丛后抛掷之。”（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炸弹掷于袁世凯马车下，但因投炸弹时间稍缓，而车速又甚疾，因此爆炸声浪只是将袁世凯掀翻在地，警卫营长袁金镖当场被炸死，另有十余个警卫被炸成重伤，双套马车中的右侧马虽被炸伤但仍能跑动，车夫刘二旋驱车改道往南狂奔。时严伯勋非常沉着，见状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暗退入茶叶店内，将怀中手枪插入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出门后，警察见到严伯勋以枪指之，严伯勋佯作非常惊骇状，泪直流，哀告系平民通过，实则见事急，早以豫储之堕泪药揩眼，故得随警察行脱险。（邹鲁：《光复之役》）
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芝萌、张先培听到爆炸声后，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得一击，反被街上军警察觉，上楼捕去。杨禹昌闻声持弹奔出，亦暴露被捕。（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狡猾的袁世凯遇刺后，一方面致意同盟会京津分会，言欲效力革命，另一方面下令杀害了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严伯勋在众多海军老乡的帮助下，连夜潜出北京城，避居天津。
同盟会京津分会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虽未成功，但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
因此，可以说，严伯勋他们的刺袁行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算得上是民国大功臣。后来，牺牲的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被追认为烈士，脱险的严伯勋，因为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考虑到严伯勋的人身安全， 同盟会组织上为他保密，隐秘不宣严伯勋的事迹。
严伯勋（1880--1933）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人，谱名家鹄，字鼎元。祖籍福州市仓山区阳岐村。祖父严恭澜，清例授修职郎，父严传慎，是严复（传初）的族兄，居阳岐严氏祖居“大夫弟”后座，前座为严复祖产。
严伯勋有兄弟四人，长兄严家鹤（字鼎铭、又号铭官、又盘），次兄严家鸿（字鼎坤），以及同父异母的四弟严家鹰（字继畬）。
严伯勋少时跟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尚未毕业的他就随严复避难上海。1905年在闽结婚后，又回到天津在海军部门任职，並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严伯勋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后，又使用有字号“鼎元”的倒个“元鼎”以及“岐峰”的名字。“岐锋”中的“岐”字，釆自家乡“阳岐”中的“岐”字，表示是家乡阳岐的革命先锋。
在参加暗杀袁世凯行动前，严伯勋的公开身份是清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1913年，北京各界为纪念刺杀良弼而殉难的彭家珍烈士，举行周年纪念追悼会。严伯勋送有挽联，自署“候官严元鼎”，挽联云：“忆去年报国共烽烟，生死盟心，弃我更谁共患难；痛此日孤身离京洛，风尘扑面，吊丧何以慰贤豪。”
在挽联之后，严伯勋还自注写道：“武汉起义，东南各省次第光复。徒从满党把持北方，兵祸相延，不能立墟清室。烈士与余步惄焉忧之，遂结合同志数人分途行刺。丁字街之役，杨、张、黄三烈士不幸被捕，余得脱虎口，方图以此余生再拼一命，冀与烈士获相追随于地下。不意彭烈士先获我心，炸杀良弼，与之同毙。”（《义烈千秋—彭家珍大将军》中《烈士周年北京追悼会挽联》）
严伯勋本人虽对刺袁一事三缄其口，但在名字的使用上却十分注意。在参与涉及革命之活动时（如参加彭家珍追悼会），即会变换名字，使用“元鼎”或“岐峰”名字，但在公职活动中，依然沿用严伯勋名字，如在1914年8月北洋政府海军部职员准备发起成立“中华国民救亡团”时，在其传单上即有“严伯勋”签名。（程尔奇：《1912年袁世凯被炸案之再考证》）
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病逝，严伯勋才重出江湖，任北洋政府海军部上校军需官。
1918年11月，严复回闽为三子严琥举办婚礼，严伯勋倍同严复返闽，在坐火车到浦口过江检查时，因在严复的签押箱中被士兵查出带有手枪一把，于是大起麻烦，连人带枪被士兵扣留，后经严伯勋到南京城里找到一位同盟会友人林向欣作保，才被放行。回到老家阳岐，严复住在祖居“大夫第”前座老屋，三子严琥则在“大夫第”后座，严传慎家，与严伯勋同住。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严伯勋南下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工作，1933年病逝南京石头城下，灵柩由海军部派军舰护送回乡，安葬于老家阳岐山上，享年53岁，坟墓现在尚保护完好。他的遗物，包括海军军服、军帽、军大衣、军刀等一直完好保存在一个铁制的大箱中，达33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毁。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当严伯勋“行至三顺茶叶店门外，见一烧饼小铺，买饼二枚食未毕，复至门侧，见一卖手巾棉带小摊之旁置一储钱木柜，高坐可远望，严伯勋以小银二角购一毛巾，向摊贩商坐柜上。开皮包，去报纸，暗以毛巾在皮包内将炸弹裹好，置怀中，一手持饼徐徐食之，目注东华门内。”（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
快到中午时分，在11奌45分左右，袁世凯下朝后乘双套马车回府，“顷警笛嘘嘘，马队步卒拥袁世凯马车出”，当行至东华门外三顺茶叶店前时，“沿道护卫兵警及旁观者，目皆前视。严伯勋双手捧白巾裹弹，侧身步行丈许，从人丛后抛掷之。”（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炸弹掷于袁世凯马车下，但因投炸弹时间稍缓，而车速又甚疾，因此爆炸声浪只是将袁世凯掀翻在地，警卫营长袁金镖当场被炸死，另有十余个警卫被炸成重伤，双套马车中的右侧马虽被炸伤但仍能跑动，车夫刘二旋驱车改道往南狂奔。时严伯勋非常沉着，见状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暗退入茶叶店内，将怀中手枪插入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陈燕平：《袁世凯东安门外遇刺》）
出门后，警察见到严伯勋以枪指之，严伯勋佯作非常惊骇状，泪直流，哀告系平民通过，实则见事急，早以豫储之堕泪药揩眼，故得随警察行脱险。（邹鲁：《光复之役》）
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芝萌、张先培听到爆炸声后，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得一击，反被街上军警察觉，上楼捕去。杨禹昌闻声持弹奔出，亦暴露被捕。（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狡猾的袁世凯遇刺后，一方面致意同盟会京津分会，言欲效力革命，另一方面下令杀害了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严伯勋在众多海军老乡的帮助下，连夜潜出北京城，避居天津。
同盟会京津分会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虽未成功，但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
因此，可以说，严伯勋他们的刺袁行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算得上是民国大功臣。后来，牺牲的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被追认为烈士，脱险的严伯勋，因为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考虑到严伯勋的人身安全， 同盟会组织上为他保密，隐秘不宣严伯勋的事迹。
严伯勋（1880--1933）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人，谱名家鹄，字鼎元。祖籍福州市仓山区阳岐村。祖父严恭澜，清例授修职郎，父严传慎，是严复（传初）的族兄，居阳岐严氏祖居“大夫弟”后座，前座为严复祖产。
严伯勋有兄弟四人，长兄严家鹤（字鼎铭、又号铭官、又盘），次兄严家鸿（字鼎坤），以及同父异母的四弟严家鹰（字继畬）。
严伯勋少时跟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尚未毕业的他就随严复避难上海。1905年在闽结婚后，又回到天津在海军部门任职，並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严伯勋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后，又使用有字号“鼎元”的倒个“元鼎”以及“岐峰”的名字。“岐锋”中的“岐”字，釆自家乡“阳岐”中的“岐”字，表示是家乡阳岐的革命先锋。
在参加暗杀袁世凯行动前，严伯勋的公开身份是清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1913年，北京各界为纪念刺杀良弼而殉难的彭家珍烈士，举行周年纪念追悼会。严伯勋送有挽联，自署“候官严元鼎”，挽联云：“忆去年报国共烽烟，生死盟心，弃我更谁共患难；痛此日孤身离京洛，风尘扑面，吊丧何以慰贤豪。”
在挽联之后，严伯勋还自注写道：“武汉起义，东南各省次第光复。徒从满党把持北方，兵祸相延，不能立墟清室。烈士与余步惄焉忧之，遂结合同志数人分途行刺。丁字街之役，杨、张、黄三烈士不幸被捕，余得脱虎口，方图以此余生再拼一命，冀与烈士获相追随于地下。不意彭烈士先获我心，炸杀良弼，与之同毙。”（《义烈千秋—彭家珍大将军》中《烈士周年北京追悼会挽联》）
严伯勋本人虽对刺袁一事三缄其口，但在名字的使用上却十分注意。在参与涉及革命之活动时（如参加彭家珍追悼会），即会变换名字，使用“元鼎”或“岐峰”名字，但在公职活动中，依然沿用严伯勋名字，如在1914年8月北洋政府海军部职员准备发起成立“中华国民救亡团”时，在其传单上即有“严伯勋”签名。（程尔奇：《1912年袁世凯被炸案之再考证》）
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病逝，严伯勋才重出江湖，任北洋政府海军部上校军需官。
1918年11月，严复回闽为三子严琥举办婚礼，严伯勋倍同严复返闽，在坐火车到浦口过江检查时，因在严复的签押箱中被士兵查出带有手枪一把，于是大起麻烦，连人带枪被士兵扣留，后经严伯勋到南京城里找到一位同盟会友人林向欣作保，才被放行。回到老家阳岐，严复住在祖居“大夫第”前座老屋，三子严琥则在“大夫第”后座，严传慎家，与严伯勋同住。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严伯勋南下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工作，1933年病逝南京石头城下，灵柩由海军部派军舰护送回乡，安葬于老家阳岐山上，享年53岁，坟墓现在尚保护完好。他的遗物，包括海军军服、军帽、军大衣、军刀等一直完好保存在一个铁制的大箱中，达33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