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权威与个人》一书中说，社会繁荣需要一定数量特立独行的个人。“实际上，所有的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和思想上的，都取决于这些个体，他们一直是人类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变的一个决定因素。社会要进步，就需要些不同寻常的个人”。
我理解罗素先生“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变”，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与创造。毋庸置疑，企业的成长与进步，也需要这样一些人。在企业实践中，平庸甚至无赖的企业主，会将企业文化当成驯化员工的工具，而卓越的企业家却知道，如果不能从自身做起，勇敢地突破旧文化，企业的成长就是一句空话。所以，研究优秀企业家的历史，都不难找到他们持续突破旧文化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例子。读曹德旺先生的《心若菩提》就有这样的感受，以下根据书中的顺序，讲几个感触较深的故事（所有内容均来自《心若菩提》）。
故事1 “闽侯”人退土方
福耀初创时期，有领导推荐“闽侯人”承担公司基建的退土方工程。当时，市面上退土方每立方价格是3元左右，而闽侯人提出的价格却是1元，后来某领导又压到8毛。合同签订后，闽侯人就到曹德旺办公室送钱，被曹德旺坚辞。
僵持之中，退土方的工程自然就迟缓下来。之前为了确保工程进度，曹德旺与相关领导签订担保协议，如果工程拖延，就要拿他们的股份来抵偿。在这种情况下，闽侯人不得不低头，老老实实地把工程做完了。
他雇人退土方的价格是每立方2.6元，每挖一立方损失1.8元。那他又为什么同意按每立方0.8元承包呢？闽侯人说，“福清的规矩是先把合同拿到，然后通过送礼什么的做关系再来修改合同。”没想到碰到了曹德旺这么个软硬不吃的人。
土方工程完工后，曹德旺对闽侯人说，“你前面做的事，我理解，你也是不得已。这样吧，这次你的教训也够深刻了，我相信也记得很牢了。土方呢，我按每立方2.8元付给你”。
曹德旺说，从那以后，闽侯人就跟定了我，自福耀的第一个工厂开始，福耀集团90％的厂房是闽侯人盖的。后来闽侯人成立了房地产公司，成了影响一方的地产商。
通过这件事，曹德旺打破了先低价拿合同再行贿修改合同的行业陋规，创建了福耀自己的新（文化）规范：签订合同时，甲乙双方是平等的，双方要相互尊重，你不要骗我，企图从中牟取暴利，我也不欺负你，充分尊重你的劳动，一定要弄清对方的成本。“这条不成文的规矩，一直延续到现在。福耀的供应商不论大小，都乐于和福耀做生意的原因，其中就有一条：和福耀做生意，虽然赚得不多，但总是有赚，而且付款及时”。
故事2 有条子的一个都不录用
福耀的员工招聘工作中，曹德旺又遇到了一个挑战。招聘还没开始，早早就有人打招呼，各种条子、信件超过了百件。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决定，这一次招工，一个关系户都不招。
在得到县委书记的支持后，曹德旺亲自找学校老师出题、亲自发考卷、亲自监考。考试成绩出来后，将名单上所有递过条子的人，无论成绩好坏一律剔除，只招收没有条子的人，而且“教师子女优先”。
事后，在和某领导的对话中，曹德旺说，今天招工您为他写信，明天他迟到您也会为他写信，后天他早退您还要为他写信，大后天他偷玻璃估计您也得写信，您写不完的信，我也总不可能一一都能满足您，否则这工厂也办不下去了。对吧？所以我想，既然这架迟早要吵，不如趁现在有写信的全部不要，提前把这个架吵了，也除了祸根。
这个所谓“祸根”，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关系、人情、面子。有多少人一生被紧紧地捆绑在这样的“绳索”中不能自拔，曹德旺鼓足勇气切断了这个“祸根”，创建了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文化。
故事3 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带多少东西回国都没有用！
福耀建厂后，要去芬兰企业学习技术。当时，“公费出国是每个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出国开眼界不说，还能给家里带回一个电器。所以，很多出国考察学习的中国团队，不论什么名义，不论哪个省份，出国时一定自带二三毛一包的方便面，一定要住带厨房的酒店，至少也得能自己烧开水冲泡面的，一定希望当地的华人或者接待方能多请吃几顿饭…开始，国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这样的团队接待得多了，也就有了看法”。
在团队开会时，曹德旺谈了自己的主张，他建议将出国费用集中管理，吃完用完，若有剩下，全部上交。“我们不带方便面出国，我们也不要外国人请吃饭，我们不要为了什么劳什子电器在国外把自己搞得太狼狈！洋人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国外，代表的就是中国。一个人要有人格，一个国家同样需要有国格！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带多少东西回国都没有用！”
到了芬兰，早餐因为住酒店免费，中餐在泰姆格拉斯公司的工厂里吃工作餐，要自己出钱的就只有晚餐。下了班，他们会买一些烤肉店和面包等菜品，有时再买些啤酒或者泡些茶。同时，“每天晚上吃烤肉的时间，就成了我们大家交流当天学习心得，讨论第二天学习计划的好时间”。
三周之后，对方销售总裁请大家喝鸡尾酒，因为总裁说，他在福耀人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不同于其他的培训人员，你们总是很认真地学习，而且最怪的，是你们没有大箱小箱带着快速面，吃饭也都是自己解决，不像其他团队，周末总想要人请吃饭，带着出去外面玩。”
故事4 通过规范红白喜事，创建员工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
一次，在和工会主席商谈解决员工结婚困难问题时，曹德旺了解到，公司工人未婚的多，红、白喜事的举办铺张浪费厉害，感觉“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办法，久而久之工人承受不了，会选择离职，这对公司是一个损害”。于是商定了两件事，一是出台刚性规定，限制员工因红白喜事在公司发请帖，违者每张罚500元，同时也禁止员工受邀参加，违者罚款1000元，减轻员工负担，倡导节俭之风。二是每年公司尾牙宴会时一起举办集体婚礼，做到严肃、喜庆、隆重。
“1990年春节，公司如期举办尾牙宴，并为6对年轻人举行了集体婚礼，左敏与其妻李淑红也在其中。我为他们证婚。这是福耀史上第一次在尾牙宴上举办集体婚礼。我给他们每一对新人布置了新房，送了套沙发。虽然朴素，但婚礼办得很热闹。在那场尾牙宴会上，我告诉员工这个文化将在福耀长期存在。”
故事5 中国最早将独立董事引入董事会的企业之一
在企业管理中，曹德旺先生十分注重学习各种先进理念，他发现，“西方管理在公司结构治理方面亦可借鉴，特别是董事会制度”，但董事会都由股东组成，而当时的股东多是政府官员，或是不从事玻璃业务的人，他的意见在董事会上几乎每次都是100％通过，曹德旺认为，这样“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对公司来说就不一定了”。于是下决心在公司治理上做大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设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社会精英，有独立人格与思考能力，有专业。“但这在中国又没有先例，引进推动这事还得考虑符合中国法律”。
通过研究公司法，曹德旺设计了一个方案来改组董事会：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股东董事5名，外聘独立董事3名，内聘公司高管3名，任管理董事，主要代表职工权益。董事会实施席位制，议事实行票决制。董事不分界别一人票，平等权利
2009年，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评选团如此评价他：他为中国的公司治理开辟了先河，他不仅把福耀重组为福建省最早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将独立董事引入董事会的企业之一。
故事6 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工序，我都蹲上十天左右
福耀投产后，各方面较为顺利，但曹德旺对成本改善效果不满意。当时，世界上夹层玻璃单耗数字为每平米2.85，当福耀从3降到2.8时，管理层“沉醉于一点小小的进步，人人击掌相庆，认为自己了不起地创造了新的纪录。”
经过调研，曹德旺认为，公司管理层对成本和质量的管理，还停留在过去国内维修市场供应商的时代：质量要求不高，成本无所控制，没有从原来国内维修市场高利润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一流的管理者。
于是，他决定自己下车间调研，“自己采集工厂的各项生产指标，制订出一个目标”。“为了找到准确的数据，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工序，我都蹲上十天左右，仔细观察并算出他们的成品率，了解每个工位的需求和每个人的职责”。
根据3个月深入采集记录的数据汇总，他计算出每平米夹层玻璃单耗应为2.26，比原来管理层们认为的世界最好水平少了0.6，也就是26.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亲自起草了夹层玻璃各生产工序作业指导书，同时重新设计了一张产品质量统计表，通过统计、分析、评估、纠正四个步骤，保证目标成本的实现。
经过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实践，两个月后，单耗降到2.3（后来更达到2.1），使福耀的生产水平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甚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好的生产水平。曹德旺认为，“这次改革的成功，为后来福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看完六个故事，熟悉企业文化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些感慨。我们总说，企业领导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创新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到底应该怎样做？或者说，企业家到底是如何实践的？我觉得，曹德旺的这些故事，给了我们十分明确的答案，冲破旧文化的束缚，就是冲破企业成长的障碍；创建新文化，就是创建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规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工作方法，就是让大家摒弃原有的、都感觉不舒服的生存方式，建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反过来看，那些成长能力不强、甚至岌岌可危的企业，或许就是无力冲破旧文化、无力创建新文化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清楚，面对企业的环境尤其是外部的巨大影响力，曹德旺先生能够顶住世俗压力做到这些，一定是既有胸怀、有智慧，同时也有能力、有方法的。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两点，一是超凡的定力，二是人生的大目标：
要做事一定会得罪人，因此做人必须行得正坐得端，做事必须非常认真非常清楚。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就是睡觉的时候都得穿好裤子，连马甲都不能脱。
在创业的路上，自1983年承包工厂开始，我始终以企业家自勉，并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应始终坚持下面三个信念：国家会因为有您而强大，社会会因为有您而进步，人民会因为有您而富足。虽然这三句话看着有点大，但我却始终作为人生价值观的灯塔来树立。
沙因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中说：如果你不去控制文化，文化就会控制你。同时他认为，组织文化的深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缔造者的力量和声望，二是组织成员共同经历的多少量和密切程度，三是这个组织已经取得成功的程度。
曹德旺没有被文化所控制，反过来控制了文化，所有就有了福耀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