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先知三部曲》，感触颇深，也纠正了自己对历史上的俄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认识。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多民族都很伟大的国度。不仅因为近现代史上先后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无论是哪个领域；即使是普通民众，为了自由与权利，也一样富有强烈的牺牲与忘我的奋斗精神。从人格上讲，不仅这里的人们大都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惧生死、囚禁与流放，勤劳勇敢；而且如该书作者所云：“大多数俄国思想家及作家都是反抗者，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钻研他们的著作。”这个民族的人能够在苦寒之地，深刻思考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各个关系，既善于也敢于表现各种有利于捍卫自由的言行。对以文字艺术作为重要载体的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托洛茨基早在20多岁时就写道：“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
反观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民族，我们的文艺表现都是些什么呢？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在干些什么呢？当然在本质上，我们的社会在干什么，有什么可以回忆呢？
诚如早年我听闻江西一位从民企崛起的老板所说：“无论经济或财富数字如何变化，社会和人留下的只是故事。”当时我并未觉得有太多深意，现在想起不禁深以为然。我们这个社会，无论是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组织，或是家庭与私人，每天都在为挣钱或省钱而精打细算；但阅尽繁华或荣华渐逝，伴随着各项建筑及豪华车辆的报废，其实回过头来，除了有钱无钱或钱多钱少，是少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经历可以回忆的。这种感觉或许可以理解托洛茨基历经千辛万苦逃亡伦敦见到列宁（当时的列宁还处于流亡海外的政治初期），对列宁前期的言行的不以为然和对老派人士的盲目幻想，之后经过许多年才明白列宁所表述的思想的智慧与所坚持的思想的领袖魄力。作为革命家的列宁，既有革命者的浪漫主义，但作为民粹派烈士弟弟的他，更是一名珍视时间、自我约束和专心致志的人。《先知三部曲》的作者写道：“他欣赏为行为作准备的讨论，而不喜欢为讨论而讨论。”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部纲领更重要。”另外就革命的成熟程度而言，列宁确实更为稳重与确定，而且更有杰出领袖的胸怀、宏伟蓝图和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现在我坚信，资本可以决定市侩的生活质量，但永远无法解放被奴役的人格。
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的思想只是围绕着一个轨道——变革和改造现有的社会。因此，他对民族自大狂斯拉夫这类文化优越论者所认为的“不必向西方学习，俄国人自己已经作出一切伟大的创造发明——俄罗斯土地能培养出自己的柏拉图和机智的牛顿”的观念，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民族自大狂的倾向似有基因存续，可谓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比比皆是。穷的时候“外国的月亮圆”，有钱的不惜代价，无钱的苦逼考托过G，一心计划出国；自以为富的时候“老子天下第一”，瞧不起任何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人。何况是在自己的大陆土地上，人们一旦取得了丝毫可以奴役他人的权势，自信过头极度膨胀至目空一切，一不小心高级官员与富豪就成了自大兼自恋狂，也是司空见惯的。
结合“大多数俄国思想家及作家都是反抗者，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钻研他们的著作”，以及当时俄国土地上的社会需要进行深刻变革的历史现实，托洛茨基深刻剖析了写作与思想的重要性，并且一生以文字作为与敌作战的最主要工具。他说：“（这种文字艺术）像一只风筝能飞上高空，地上的万物都淹没在灰暗平淡中，但是即使它飞到云端以后，这种可怜的‘自由’艺术仍然还是系在一根结实的线上，而在地上的那一端紧紧掌握在市侩的手里。”为此，首先作为革命者，其次才作为思想家与作家的他，在另一处也写道：“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并且因为他深受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影响，对这位悲剧英雄的死亡充满感情地写道：“乌斯宾斯基以危及自己生命的极高的洞察力理解了现实生活，在对应有的生活的渴望中消耗殆尽。他追求真理而得到的是谎言；他追求美而得到的是丑；他追求理性而得到的是疯狂。”正因为这种早年感染的英雄情结，对作为武装的先知的托洛茨基，他整个政治生命鼎盛时期的后期的革命言行的评价，诚如萧伯纳所说，即便他砍下了敌人的头颅，令其政治信誉扫地，也必定要给予其起码的体面。也正因为这种一种文化上的伟大道德底线，他为其失败埋下了天然的基因。暴力斗争中的胜利，往往是不能有任何底线的，如国人所谓“打得赢就是好兵法”。如同《武装的先知》第108页所说：“同一位英国作家就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有几个机关抢连，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这一点，托洛茨基其实是深知的，不然他不会写道：“彼得堡无产阶级表现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但那是群众手无寸铁的英雄主义，不能对付兵营里武装的白痴。”
为此，托洛茨基也特别能够第一时间就去油印资料、散发传单、爬火车转移、发动民众和经常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并始终以思想工具，缔造了苏共帝国；但因为他过于重视革命思想与坚守道德底线，也在与斯大林的竞争中惨败且遭其毒手。尽管表面上是思想家与阴谋家竞争的必然结局，但本质上却是再一次证明了再伟大的思想仅是建立专制社会体系（无论是否超越旧体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必然会很快导致旧体制恶疾复发且社会永远无法真正进步的深刻原因；且改革家（无论顺应体制或颠覆体制）必然如同商鞅在体制内发动社会变革一样，最后被自己精心编织的理论之网严密罩住，并被其中的网勾、爪牙杀死；即便侥幸活命或安享天年，随着后面专制者的登场，也必然难逃政治上的诋毁或否定。因源此理，托洛茨基或许最后也预知了自己作为社会改造者没有选择与专制决裂并与之搏斗的命运，所以他才如同先知一般预测了苏共未来的命运和固守专制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而成为伟人。
虽然一般来看，如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所述：“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当人们不再信仰（无论信仰什么）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就范……” 作为被解除武装及流亡的先知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惨死于斯大林派出的杀手的铁榔头。死时他依然伏案写作，脑浆和鲜血溅满了稿子。这的确是输在了作为同党派的同志之手，任何市侩的人们也都会如此看待。但是，我也充满同感与敬意地注目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一个人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他的失败。”简单地讲，就是胜之不武和虽败犹荣的关系。
比较充满才华、思想与有着好学不倦精神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和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毫无才学可言的斯大林，可以借用《先知三部曲》中的两句话：“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是为了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因此，作者认为，托洛茨基以思想工具而失败却胜利，而斯大林以阴险暴力工具而成功却失败。
当然，按我们这个国家最大民族的传统历史逻辑观进行比较，无论以什么方式从物理上消灭了对手，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对手，一般胜利者都是可以稳坐权势的宝座的，并且对即使是著作等身的对手，也可以采取思想禁锢与书籍查禁方式，让这类人物逐步让人遗忘。托洛茨基的名字，其作为“托派”的鼻祖，既是拜其政敌所赐，也是这样被人遗忘的。从竞争关系方面，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案的确够决绝：相应的作为一种思想的代言人与主要执行人，一旦被肉体消灭了，无论生前他如何思考与行为如何伟大，物理上就再无死灰复燃的可能，追随者一般都会作鸟兽散；即便有追随者志愿誓死推进的，也鲜少可以再度产生号召力。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这个最大民族的文化人都特别惧怕死亡，并且逐步形成了所谓的中庸的妥协个性，也因此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难以从国民性上步入世界自由之林，同时整个封建社会至今几乎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伟大思想作品。原因很简单，封建社会至今，我们几乎没有一位真正在人格上是站着的思想者，更别说伟大的思想家了。不过，我和其他人物一致认为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竞争中因败而胜，其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于两点，一是他对书写文字作品的天赋、善思与勤奋不倦，有载体记录的内容，数量上实在太多了；二是那些文字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传播范围业，已超过了苏共暴力魔头们的想象与势力范围，早已跨越了从根本上无法收拾的层次。所以，评价托洛茨基伟大，绝非仅仅出于惺惺相惜的抽象的崇敬，而是对其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以致付出生命代价的在所不惜及其执着的勤奋不倦的最起码的基本肯定。
更为重要的是，如同为了抗击入侵者果敢付出伟大的血与火的代价，在俄国民族痛定思痛之余，他们伟大的精英与民众很快地选择了再次改造社会，从根本上了抛弃了必然容易植入阴毒险恶与自私自利的这类癌细胞的专制政体。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民族，一个托洛茨基死了，一定还有千千万万个托洛茨基活着，在继续用自己的言行、生命来争取人格的独立。历史的车轮勇往直前，每个国民都在为推动历史而争取自己的自由。可惜，在天性无骨的中庸骑墙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基于生存与苟且偷生的考虑，在暴力恐怖主义与庸俗经济综合统治术的紧箍咒语之下，伟大的失败与胜利尚还遥遥无期，每个人在人格上自出生不出几年无不沦为专制的奴仆。如同本文作者每次路过，自上社到黄村，常见无法就业研究生、大学生打包负重钻进一栋栋密不透风的农民房，晚上在中山大道中及邻近路上席地摆摊谋生的身影。我们并不比任何国家特殊，挫折与变革经历往往早晚基本相同。目前，城市使种种罪恶因制度而得以升华为等级文明，市民及失业者已普遍被生存奴役，再无农业社会的基本尊严。而就等级文明而言，这样的社会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千秋帝王梦：或者含着金钥匙出生，顺理成章地有车有房有权钱基础，八面威风；或者父母凭子女贵，一旦得势，绝对是要为家族的荣耀大操大办几次的，乃至于闹得死鬼也要复生的。所以说，权钱阶层到普通民众之间的基本生态，台上的人借助手中的权力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傲视天下，台下的人阴奉阳违奴颜婢膝见风使舵暗中使坏，人上人下，极尽谋私，均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恐怕，只有不仅仅是资本集中在少数人中盛行，而是“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思想指引了社会意识。届时的春雷，一定是“有伟大综合能力”的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所扮演或激起的。因为“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
纪念托洛茨基武装、被解除武装和流亡的一生及其博大的思想，纪念那些为民众的基本独立、自由权利而思索与斗争的人物和民族！
201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