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缪尔森：数理方法与辉格史观
2020-10-21
一，《萨缪尔森自述》
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是台湾学者赖建诚从《萨缪尔森全集》中选编而成的，收录的25篇文章，有回忆录，演讲稿，访谈，书信等，内容涵盖萨缪尔森（1915-2009）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学术成就；他与前辈，同辈和晚辈的关系；他与对手，朋友及合作者的关系；有关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思想和技术；有关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凯恩斯主义的演变；有关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家与政治。
通读此书，深感萨翁的天才与勤奋，严谨和生动，敏捷和渊博。萨翁曾自称“经济学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通才”，这话并非虚妄。确实，在如今分工日趋细化，知识分立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像萨翁这样在经济学的广泛领域都有很深造诣，有不凡创见的思想家，确实罕见。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初入门的时候会遇到萨缪尔森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进入较高学习阶段，需要阅读他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我们还可能会遇到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原理，遇到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最起码，我们会遇到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在现代经济学的世界里，我们最常遇到的导师就是渊博的萨缪尔森。萨缪尔森的渊博，还不仅仅体现在他作为经济学思想家的丰富与深刻上，他还精通数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热力学，并且能够将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
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一是推动和深化了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这个方面，他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开创性的成就；二是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三是通过《经济学》推动了经济学的普及。二战之后，经济学的得到迅速发展，以至于被誉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这与萨缪尔森通过形式化赋予经济学以“科学”形式有关；人们说二战之后统治世界的是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个人的思想，而凯恩斯对西方世界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实现的。至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没有一本教科书的影响可以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匹敌。
赖建诚是位台湾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思想史。近些年，大陆出版过一系列赖建诚的著作，《经济思想史的趣味》，《经济史的趣味》，《教堂经济学》，《亚当·斯密与严复》，《王室与巨贾》等。这些著作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赖建诚编辑出版《萨缪尔森自述》，可以看成是他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努力。
这次通读《萨缪尔森自述》，在以下两个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
二，数理方法
萨缪尔森进入经济学，可能与他强烈渴望人生的成功有关。作为一个犹太人，萨缪尔森同时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进入大学之前，他构建了很好的数学基础，建立起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很快他就敏锐地认识到，借助于数学工具而进入经济学研究，是取得成功的捷径。他所上的第一节经济学课程，是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萨缪尔森愉快地意识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以归结为最大值最小值问题，可以用微积分进行处理。复杂的经济理论在萨缪尔森眼里变得简单而清晰，生动而有趣。拒绝数学的学习者会觉得微积分很头疼，而对于具备“科学思维”的萨缪尔森来说，这一切都太简单了。
萨缪尔森在丰富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的同时，抓紧磨炼自己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中，不仅有数学，还有物理学，热力学以及生物学的观念和工具。他本科毕业之后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哈佛大学，一个原因就是芝加哥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反对使用数理方法。那时候，熊彼特已经到了哈佛大学，正在努力将在欧洲日趋活跃的计量经济学引入美国大学，他与费雪，伊利一同创立了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熊彼特本人并不精通数学，他在哈佛大学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实在勉为其难，他总是在头天晚上从某个数学家那里学会某个数学方法，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在课堂上讲授。萨缪尔森到哈佛大学之后，曾经师生二人一同向数学家学习。
萨缪尔森终于成为一流的数理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工具处理经济学问题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觉得经济学很有趣，很容易，他对用数理方法思考和解决经济问题有着浓厚的乐趣。数理方法成为萨缪尔森手里一把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锤子，经济问题则是墙上凸起的钉子。他有敏锐的眼光，随时可以发现墙上有什么样的钉子，适于用什么样的锤子敲打。在萨缪尔森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平均每个月写出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与他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有关，与他对数理方法的游刃有余的应用有关。应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对于年轻时候的萨缪尔森来讲，是取得人生成功的最好选择。
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真的有兴趣吗？或者说他是对成功有渴望还是对经济学有兴趣？应该是有兴趣的，而且有浓厚的兴趣。一个人坚持经济学研究七十年，到老都乐此不疲，不会没有兴趣。不过，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兴趣，可能更多是个人性的。他不同于斯密，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弗里德曼。斯密对经济学是有兴趣的，但这种兴趣更多不是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与其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学术使命及清算重商主义的政治使命有关。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因为经济学能够给他提供学术声望或者物质成功，而是因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斗争的理论指导。弗里德曼一生奉献于经济学研究，也不仅仅出于个人偏好或者利益，而是与其维护自由市场的政治动机有关。对于萨缪尔森来讲，经济学研究之所以是有趣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手里握着得心应手的数理分析的工具，利用“经济”这块材料，他可以创造出杰出的作品，这些杰出的作品可以为他带来学术的成功，带来学术地位和完美人生。
伴随着萨缪尔森个人成功的，是经济学学科的成功。借助于数理方法的应用，经济学的“科学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经济学的学科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被誉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德国学者屠能（1783-1850）在1826年的《孤立国》中，法国学者古诺（1801-1877）在1838年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中， 法国工程师杜普伊特（1804-1866）在1844年的《论效用及其测量》等论文中，德国邮差戈森（1810-1858）在1854年的《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中，使用数理方法讨论过边际分析及边际效用价值论。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使用数学方法论证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杰文斯宣称，经济问题本质上就是数学问题，解决经济问题最适当的就是数理方法。1873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1834-1910）出版了《纯粹经济学要义》，首次提出并用数理方法论证了一般均衡原理。数理方法在欧洲逐步兴起并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经济学还是反对数理方法的德国历史学派的传人和坚定维护者。这种情况的大改变，与萨缪尔森的努力密切相关。
应该肯定，在经济学形式化发展的过程中，在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推广中，萨缪尔森的工作，尤其是他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在1947年的出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萨缪尔森从成功与数理方法的成功，二者是相互相成的。萨缪尔森的成功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因为他的成功证明了数理方法的优势。同时，数理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萨缪尔森的成功，因为随着这种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和应用，作为倡导者的萨缪尔森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萨缪尔森及数理方法的成功，同时还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发展的一个附带的后果。
当然，现在还很难说萨缪尔森这种成功的方法对于经济学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研究，只是他取得学术成功的手段。他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只是那些适于数学处理的，或者说应用数理方法容易取得成功的问题，而不一定是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有价值，亟待解决的问题。容易处理的问题，容易取得成功的问题，往往不是重要的，急迫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给研究者带来个人成功，却不一定就是社会所急需的，不一定就是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经济学，就是张五常所说的“黑板上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成功已经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风尚，萨缪尔森式的“工具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成为现在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模式。“经济研究”不是研究经济问题，而是研究“模型应用”。这样的研究看起来很“科学”，很“规范”，很“高级”，但本质上却很虚无，很无聊，很廉价。这样的研究对于个人来讲当然是有用的，它能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带来课题和经费，奖励和职称。但是，这样的研究，有形式而无内容，有技术而无思想，只是雕虫小技，花拳绣腿。这样的研究，因为不关注现实，不讨论真正的问题，不过是浪费智力资源。 问题不在于数理方法的应用，而在于为数学而数学，在于放弃对真正的经济问题的关注。数理方法是必要的，但必须明确数理方法是用来研究经济问题的。
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说这样的研究就是倒行逆施，必将被历史淘汰。萨缪尔森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那代人发现，数学是个难以背负的十字架。在他们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身份发表的演讲中，他们痛斥数学既装模作样，又浪费时间。他们大量利用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认为数理经济学无足轻重的看法来自我安慰。但是他们家门口的那个拦路虎就是不肯离去。他们一输再输，葬礼一个接着一个。”（P19）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就是这样的。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经济学就伴随着技术进步而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数理化。经济学确实是越来越脱离其本来面目，经济学舞台上站在中央的越来越多的是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是斯密完全不能理解的了。数学化或形式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就是经济学的宿命，萨缪尔森为经济学开辟的，既是发展之路，也是自我否定和自取灭亡之路。
三，辉格史观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辉格史观”有过一个一般性的解释。所谓 “辉格史观”，就是从当前出发，将历史的发展理解为按照其内在逻辑向现在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从当前出发，以当下的标准对历史发展进行道德的评判。他说：“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部分。……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种方法的全部结果，将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到今日的通史图式。”（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10-11）
辉格史观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理性重构的历史观念，它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思想和观念看成是脱嵌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看成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的，没有背景，没有牵连，孤零零的，原子式的存在。它根据抽象的逻辑而产生，演变，发展，而且其发展是直线的，从过去到现在，从落后到先进，从专制到民主，从贫瘠到丰饶。这种理性主义的观念认为，（1）今日比昨日正确；（2）今日的科学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找寻到正确而且对今日有益的东西；（3）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今日之正确，证明昨日向今日的发展是逻辑的必然。这种对历史的理性重构其实只是一种虚妄，只是研究者的臆想和杜撰，它与真实的历史无关。在思想史研究中，辉格史观往往是受到谴责的，被看成是落后的反动的观念。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同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高手，他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论文有140篇之多，远远多于绝大多数以经济思想史为主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内容庞杂而成果丰富，而且其思想观念也非常特别，他持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能认可的“辉格史观”。萨缪尔森相信，今日之经济学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相对于过去，今日是进步的，科学的，过去的一切不过是“死人的错误见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的知识在爆炸性增长，两年前的文献到现在都已经过时，因此我们没有时间过多逗留在过去；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最好路径，就是用今天的工具和方法去解释，分析，评价历史上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必要去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或者进入他的时代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而应该用现代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研究。将他的思想和理论处理成若干方程和模型，用现代成熟的思想或理论作对比，讨论其逻辑的合理性，结论的适宜性，进而评价其正确或错误，有效或无效。
在1987年的美国经济思想史年会上，萨缪尔森作了题为《出柜；辉格经济思想史研究纲领》的演讲，他说，“我提议，研究经济学史（即思想史），要更具有自主性，也就是要转向，从当今经济科学的观点，来研究过去。……我因而提倡用辉格史观来做经济分析史。……因为此事的成功与否，是由今日最新的科学审查者来判定。这些评审运用现今的眼光与见解，以及今日的知识来判断。”（337）萨缪尔森认为，过去的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是已经过去的东西。进入过去的情景没有必要，不值得。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是要用现代最新最好的理论，重新帮助前人整理过去的混淆，使之成为更正确，更能为今日服务的思想。
萨缪尔森的一百多篇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都是这样的辉格史观的体现。他只是从历史材料中发现那些适于用数理方法处理的课题，然后用数理方法加以重构，建立模型，进行数学推理，然后以现代的标准进行评价。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脱嵌”的做法，也就是将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或者理论从其产生的特定背景下抽离出来，从纯粹逻辑的角度加以研究。思想史研究需要讨论思想的渊源和背景，离开特定的渊源和背景，就无法理解特定思想和理论的意义和内涵。“脱嵌”的做法，将特定思想和理论抽离其背景，使其成为孤立和静止的东西，这使理解成为不可能。这样一种“脱嵌”的研究，其实只是在使用工具而已，与思想史无关。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萨缪尔森这样的研究，没能让思想史成为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以科学之名，来满足数学逻辑之偏好。
经济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提出者，发展者，阐释者都是历史上活生生的存在。只有将历史上的经济思想看成是曾经活生生的人的思想，研究才是有意义的。萨缪尔森的辉格式研究，不是将特定思想或理论放在特定背景下，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而是要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历史上的思想和理论提供一个标准和框架，将其套在传统思想和理论之上，评价其合理与否。这种做法，显得狂妄和自大。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说，辉格史观的想法，不只是要把前辈重要学者的见解，用今日的概念和语言来重塑，还自认为比发明这些概念的前人，更理解这些概念的每项特质。
赖建诚的怀疑是，“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都是有血有肉有激情的人，被化约为方程式后，就像一片片X光照:确实有透视力，但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血性、情感、理念、抱负全不见了。这样才算科学？”他相信，“若思想史学界必须在科学与人性间抉择，恐怕大多会选择放弃萨缪尔森。”（342）实际上，专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家，并不乐于见到了不起的萨缪尔森将研究的触角伸到经济思想史领域。他们知道，萨缪尔森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展示他的数理方法技巧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思想史研究。萨缪尔森关心成功，关注数理方法的应用，却不真正关注经济思想史。
萨缪尔森的辉格史观与数理方法的使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他的功利主义的表现形式，都是他借助经济学研究获得学术声望和成功人生的工具。萨缪尔森利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给自己带来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可能将经济学导向自我否定和自取灭亡的道路；他用辉格史观研究经济思想史，也将经济思想史的真正内容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掏空，留下的只是数理方法的技巧表演。经济学从现实中脱嵌了，经济思想史从历史中脱嵌了；最后，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或者成妖，或者化为一缕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