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任志侬

 

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哲学的分支，虽然花开日本、果结美国、理论形成于西方，但我认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基石。在文化自信和引领新时代发展的当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命脉和伟大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更是企业文化的根和魂。建设新时代企业文化，必须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并与时俱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着力培育和建设植根民族土壤、富有中国特色、人本和谐、充满活力、富于效率、鼓励创新的现代企业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就是其文明史，民族文化的消亡也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彻底摧毁。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东亚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容纳古今，包容发展，已成为世界六大文化体系中唯一仅存的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大的东亚文化的主导文化，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已成为历久弥新的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精髓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不仅积淀了一个民族过去的全部智慧和文明成果,而且蕴含着它走向未来与可持续发展的血脉和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古代农耕时期，肇始于《周易》太极，以道教、儒学为始祖，后改良印度佛教，形成了道儒佛交辉相映，兵法墨九流杂成，以人文自然为核心、宗法伦理为重点的人本文化，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讲的都是人生价值与人的生命哲学。其中，道家讲“天人合一”“道在心中不外求”“水利万物而不争”，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顺其自然，返璞归真，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永恒，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生命哲学问题；儒家崇尚内圣外王，讲“仁、义、礼、智、信”，倡导中庸之道，要求做人做事把握适度，执两用中，其核心是探讨如何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升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佛家“慈悲普度”，认为“凡所有像，皆是虚妄”，命由天定，运自我求。教人看破放下，“六度精进”，明心见性，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同样带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尤其儒家的为人之学，更是提倡通过为人，进而为家、为国做贡献，其本质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价值观是在人生的一些基本矛盾（如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的、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观念与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慧、理想、才能的体现与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以至为整个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下面，我们从这几大矛盾关系中看一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

1、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类自身的现实状况与理想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命价值与生存（道德、人格等）价值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人格与人品的塑造问题。在这方面，道家从自然主义出发，提倡崇高的人格。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强调修身养性，自强不息。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所说的匹夫之志、丈夫行为与至人神举，都是古人人格完善的价值追求，是人类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一种精神境界。

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时，古人不仅追求高尚的人格，而且还敬畏生命。在先人看来，当人的生命与道德、人格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应服从于道德价值与人格价值，就应该“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这样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语）。这样的人，立德、立功、立言，才会死而不朽、精神不灭，与自然同化，为后人景仰。

2、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人际关系，包括人伦关系（父子、父母、夫妻、兄弟、姐妹）、亲缘关系（亲翁、叔伯、姑舅、妯娌、娌姨、表亲）、工作关系（领导、同事、顾客）、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古人认为人讲情感、重礼义，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应遵“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种道德规范）、守“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习“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以此规范行为。在此基础上，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和、信”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提倡“仁爱”，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内圣外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人与人之间的修养准则和最终目标阐说得很清楚。

3、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由人与人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人与企业、人与社团、人与民族和国家的组织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忠”“孝”著称，不仅忠于君臣、孝敬父母，而且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无数忠臣义士就会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

在传统文化中，对有关人与社会的群体关系、公私关系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与闪光的思想。比如，团体意识、协作意识、人本思想、和谐思想、求实精神、义利观念、吃苦耐劳精神、勤奋自强的性格、道法自然的思想、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等，“自天子与至庶民，壹皆以修身为本”，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与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自然主义本性以及修身立德、敬业奉献的人本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在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万物的主宰，也是自然的子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从其现实性上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生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不分离，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之际”。这里的天，一是指天地间自然万物，二是认为天上有神灵。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吕氏春秋》进一步论述“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在强调“天人合一”“太和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同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主张 “泛爱众生”“知天命而用之”，应“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顺应天地规律，敬畏生命，崇尚自然，保护环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以改善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1世纪，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复兴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仁学与道论，特别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对我们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以及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经营企业、治理社会、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开创“一带一路”，实现民族复兴，解决“和平与发展”等问题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二、中华传统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东亚文化的主导文化，对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0实际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已悄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水平高居世界前列。特别是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习惯称之为亚洲四小龙）在制造技术与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突飞猛进，成为了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管理学家们都在研究和思考这种现象，虽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是经济崛起的主要精神支柱。

与我们比邻而居的韩国，为激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此来增强国家经济崛起的原动力，前总统卢泰愚把儒家文化作为致富经国的价值观写进了国策，制定了四项国政指标，即：民族自尊、民主和合、均衡发展和统一繁荣；与我们一脉相承的新加坡，更是把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恢复中小学“儒家伦理”课程，并在整个社会提倡孝道，培育群体的儒家精神；与我们一衣带水同根相连的台湾，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与兴业之道，以“互信互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经营原则，把儒家文化当作企业振兴发展的精神动力，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香港，尽管港英当局在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长期实施愚民政策和西化教育，但许多香港企业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信经营、勤俭持家等。因此，这种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同样是促进香港腾飞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战后经济发展十分强劲的日本，在文化发展史上，我国的儒学和佛教对其影响很大。信奉佛教、以和为贵的圣德太子为巩固对日本的统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制定“冠位十二阶”，颁布“17条宪法”，大力推行以儒、佛两教为主的“和”式统治和以“忠”为主的神道教国教，形成了以“和”“忠”为代表的国家文化。日本企业家把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忠”“和”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经营管理中，用充满灵性的宗教手法来解释企业与社会、员工与上司以及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把“产业报国”放在了企业经营宗旨的首位，把“企业的生存目的”提升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发展与生存的高度，教育员工“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丰田公司哲学），把员工的思想引升到希望的最高境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日本实现了战后经济的腾飞。

三、中华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我国的企业文化源于中华民族商业文化的发展，而我国的商业文化主要以儒商文化为主。儒商文化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同时为中华工商业文化的形成，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我国的工商企业起源于夏商时期，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馆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重大改变，在商业活动中，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孔子之后，孟子周游列国，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商的价值观。再后来，墨子“交相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据史料记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白圭总结了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智、勇、仁、强”的“治生之学”，为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商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文化进一步升华，商人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的晋商、陕商、徽商、鲁商等几大商业集团，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华儒商信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诺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主张“生财有大道，以义求利”，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待人处世与合法经营，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成就了不少“儒商资本家”。

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创造力和中国特色的工商企业文化，如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近代实业家穆藕初提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的经营理念；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十六字宗旨和著名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设计“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制订“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通过东亚精神、东亚铭、厂歌等“精神训练”来强化职工的爱厂意识和敬业精神。其时，像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和久大盐业集团“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的企业信念等，充分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

特别是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为文化纽带，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瞩目。如审势应变、白手起家的船王包玉刚，旄下的船队发展到210艘，载重量达到2100万吨；饮水思源、不忘利义的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勤勉刻苦、锐意进取、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诚信不欺、一诺千金的霍英东，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胸怀大志、大展宏图的李嘉诚，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义以天下、回报社会的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以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操以仁、成仁取义的项松茂和守志持身、富达持节的印尼华商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处世以仁德、守身从大义、为人重大节，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以骄人的业绩永垂青史。无数华人企业家发展实业，自强不息，他们乐以天下，忧以民众，以义建利，利益天下；他们弘扬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惜时勤作，精明应变，经营实业，开拓进取，刻苦自励，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成为中华儒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文化中道家尊重生命、崇尚自然、无为而治、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儒家以义制利、诚信为上、君子务本、自强不息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修己安人、进德修业的和谐观，克己复礼、反求诸己、厚德载物、持盈保泰的自律观，仁者爱人、谦和好礼、敬事而信、忠孝节义的道德观；佛家慈悲为怀、内省谦让、物我两忘、舍己利人的立身情操，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贵柔守雌的经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等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方针，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纤悉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笃实不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信义为上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以及晋商创建的票号、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使用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和经验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以古为鉴，古为今用。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信仰为根，包容发展，维护道德，使人正信。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展现精神风貌，激发生命活力，对我们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建设

企业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其核心是以信仰为根、道德为尊的人本儒商文化，萌芽于我国春秋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茁壮成长，并颇有建树。如前所述，近代一些文化素质较高，具有较好的经营意识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他们长期的企业经营生涯中，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很早就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运用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凝聚职工，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职工和制约职工的行为，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企业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忘我劳动的先进模范人物，其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我国的石油建设史上填补了空白，创造了世界奇迹；在管理方面，形成了明确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等，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引起了全球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企业文化在广纳百学中扩充，在岁月沧桑中升华，有效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其时，国内一些知名企业，比如以“产业报国”为宗旨的长虹，以“真诚到永远”而著称的海尔，以“奋斗者为本”的华为，以及联想、首钢、同仁堂、比亚迪、华侨城、蒙牛乳业、齐鲁石化、中国移动等企业，纷纷创建了既具行业特征、又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40年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自发到自觉，从自觉再到自信，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升级，为中国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鉴古知今传大道，修齐治平兴中华。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新发展，新跨越。人类社会从历史中走来，并从延续民族传统文化中不断开拓前进。21世纪是“文化管理”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在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的当今时代，只有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当代企业文化，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