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已经很少有连续的时间去系统阅读一本纸质的书籍，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阅读微信圈内关注和分享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聚焦于专业领域，部分属于零散的信息与论述，一些属于案例形式的经验之作。这样的阅读习惯，虽然延续了我之前的学习习惯，但也不知不觉间让自己的关注面变得狭隘与具体，多年前的思想之旅停滞不前。直至不久前，我在一家书吧拟购买《怎样查账与调账》时，见展示柜上有些我未曾阅读过的财经社科方面的书籍，顺便翻阅了其中的《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第3选择：解决所有难题的关键思维》、《零边际成本社会》、《即时演讲：掌握人生关键时刻》、《每个人的战争：抵御癌症的有效生活方式》、《苏东坡传》、《人类简史》等书。简单翻阅，欲罢不能，我因此买了这几本书。阅读过程中，起初以为最无深度的《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反倒成了我认真精读的一本书。也正是这本书，让计划重新开启思想与写作之旅。下文匆匆拟成草稿，按不可言喻原因简繁及取舍进行码字。
面对未来的重要准则与事项
——亲吻无数青蛙始得王子
文/陈达夫
面对未来和解决当下问题的途径，不是专业知识和资本运营能力，更不是仅仅喊口号和诱导民粹或国别仇视情绪所能解决的。
整个2018年业已尘埃落定，处于经济形势迫切需要提振制造业，而制造业因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实国际经济竞争市场，以及交易手段和服务方式日趋数据与电子化的环境下，技术与组织变革已经发展至如何突破现有的制度与体制瓶颈却无人敢触及的僵化阶段。改革开放始，以最近15年以来的城镇化和房地产业的过渡扩张，对于不断恶化居民收入与支出及社会不平等的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兹相生的特定经济生态，不断扭曲社会赖以生存、缩小贫富差距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人们以往的价值观、生存与生活方式。人们更加被现状迷惑，并屈服于眼前的困境。谋生和替子女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两大问题，逐步成为人们健康生命周期内的目标，以及隐含其间的对更高品质的生存追求，便和全体民众被动及自发的牟利工作细节相互交织，映射及支配了社会全部的思维与行为。
贸易争端现象背后说明的是体制的优劣之别
技不如人或样样照抄，争强斗狠的蛮族，固然在人类史上奴役文明程度高的民族不在少数，但综合力量落后于人或打嘴仗，则肯定是“落后就要挨打”。如微软前几年打假及争取正版权益，国内上市公司及国企不得不付出代价就是例证。
人们获得利润的方式，在不同社会体制下表现有异，但实现方式其实相似。专制体制下，成功的获利人多数时候在口头应和喊口号之余，行为上侧重重在营建特定政府官员或资源型及垄断型企业代表人的利益关系，并达成一种非合规的或混合的（非合规与合规混同）商业模式，彼此在规则漏洞与制度寻租的空间内相互渔利；在权力制衡体制下，成功的创业者多数时候通过密切关注社会变化（主要是需求变化）进行技术、设计与业务模式的创新，整合市场相关方做好各个渠道的协同，从而获得替代或增量收益。相似之处是，两种体制下，都需要团队协同。
只不过，专制体制下，成功团队的主要成员，分别是老板（企业所有者）、相关官员、资源型及垄断型企业代表人，各级员工只是此种利益关系不同利好方案时期的临时工，用即招之，不用则弃置褴褛。天然的不平等地位及与之对应的生存安全感缺失，塑造了最佳的奴化劳动力与无情的劳资关系。权力制衡体制下，成功团队的主要成员，分别是创始人股东、各级卓有成效的员工或合伙人、技术发明人、专业知识分子、渠道合作伙伴和媒体合作方等市场利益相关者，每个努力学习与工作的员工，都有可能贡献有价值的利好方案。
不同体制下，如果某个时间段或长期存在相同的利益目标或潜在的合作利益目标此一基础，人们自然会踊跃促成、相互守信、积极合作，乃至彼此尊重。但是，天然具有等级差别与贫富悬殊的体制下，人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相同的利益目标——此一私人合作基础。这也是公共管理成本加大和社会压力逐步加剧的原因，也是民众随学习、经验和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愈趋不关心公共问题的原因。以此评价不同体制的优劣，一目了然。一端是全民参与，一端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端是透明度愈来愈高的披露与监督制度的普遍化，一端是依靠愈来愈强大的强权统治机器不断弱化及阉割人们的知情与参与诉求。
民企及中小企业迫切需要救助现象背后说明的是技术和运营模式的落后
难以想象，群体的情绪会催生某个企业或自然人及其事件，具有上升至国家竞争层面的主题和公共话术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这犹如“有钱能使鬼推磨”，发展至妖精有钱能使阎罗王推磨的逻辑。并且，此前高歌猛进的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会遭遇到空前的政府道德挑战。这些情形背后，有一条清晰的政党诱导线索。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传统负面德行另一侧，权宜着“我很穷我很可怜”的乞丐糅合无赖式的国民德行。民企及中小企业当前的困境，正是这一公共体系下私人部类的显著经济表现。政策的两面性，结合了特定法的多变显著特性，恰好说明了前述现象的客观实在和人治逻辑。
当打着高科技旗号的中兴与华为很轻易就遭遇了外国政府的监管，如同工程机械领域的盈利状况能够在当前万马齐喑的企业生存状态下保持较高增幅，除了归功于本就庞大的国内权力端的强大购买力与消费市场，也说明了盈利经济部类仍旧集中表现出“傻、大、笨、粗”的业态特征，而向“高、精、特、优”整体提升的转型空间则受尽瓶颈阶层的龃龉与压制。
从一定角度进行评估，企业倾向及习惯通过并购模式扩张规模、业务与市场，事实上证明了致力于技术与运营模式创新的时间及机会成本过高。除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和部分读书人外，很少有权力衍生人士及江湖精英人士愿意投入资金做业绩不能体现在当下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市场风险的生意。
主要以创业成功概率、就业机会、税负压力、原创发明专利和独特知识产权数量等，明显是不同于私人联合中介炮制出获取财政补贴的事项、业务或市场的垄断竞争、金融从业机构与人员“脱实向虚”的高息获利现象，乃至官商勾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发展方式。这正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和发达经济体，之所以领导产业前沿科技和市场规则的基本前提。
特定组织结构与能力弱化了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及其积极性
体制问题决定了组织结构及其能力，进而对管理对象产生深远的影响。短期与长期能否获得利益决定选择与否，以此看待成功的获利人、持续经营的企业家、有强烈愿景的创业者、拓展业务的变革型CEO、精准定位的多元投资家，从交易构成商业的纽带角度，是无关道德的高下的。企业无合理、合法的利润，才是经营者最大的失德之举。
成功的企业家也许德行崇高，但其建立的企业的组织能力及其创新活力，可能较差或不能适应市场变化。桥水基金的长盛不衰和宝丽来的崛起及迅速衰落，决定于不同创始人的管理哲学、经营理念和组织治理模式。
譬如，桥水创始人达里奥采纳了罗马天主教会指定用于反对“上帝拥护者”的“魔鬼拥护者”式的会议及反对机制，并通过设立类似“金丝雀”的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想法精英制度（idea meritocracy），从而奠定价值决策活动的制度化。他们创建及融合6种组织治理蓝图，运用及塑造性格信用（通过尊重累积得来，而非靠仅排名），从而化解团队迷思、确认偏误、选窝（niche picking特性。既是促进组织创新活力和得出价值解决方案的关键实施策略，也是组织治理与优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有一个问题引人深思：团队迷思同凝聚力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凝聚力有利于提升团队的执行力，但不可忽视这也恰好是存续3年以上具备规模企业雏形的企业，其全员基于权力服从压力而成为培育团队迷思的温床。领导台上呼吁集思广益，员工最讨巧及无害的策略往往是见风使舵，同时领导极有可能存在“引蛇出洞”的权术嫌疑，目的在于找出站队及异见的员工。
从这个问题结合典型企业稍加展开，便于学习世界知名企业与投行的做法及其实现愿景的伟大之处。比如，为了避免跌入全员投票的负面陷进，我们必须认识到有时候采取全员投票的形式，往往导致更大的错误与失败。这经常表现在组织绩效评估工作中，有时也出现在重大的社会与政府危机管理活动中。过度强调权力集中和最终领导或老板决策权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中，极易形成随声附和及揣摩权力人意志的文化，也容易滋生别有用心者，从而错误地评估并流失真正对企业有用的人才与其他资源。其中，决策者的权力暗示及安排鼓掌员等管理人操纵行动，就同“魔鬼拥护者”及“金丝雀机制”产生正好相反的组织控制效用，导致组织一边倒的统一意识与执行力，从而整体拉低组织适应市场变化与发展的能力。这一老板文化，往往直接导致企业的覆灭。
达里奥所说：“民主决策所谓的一人一票是愚蠢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可信度。”由上所见，我们足以理解所言不虚和真诚表达。
这个方面，政治家及企业的做法，体现为组织治理和应对社会或市场变化的理念及策略，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肯尼迪总统应对猪湾事件的失败，和他后续针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方式，就都是较好例证。宝丽来的失败，正是基于创始人兰德及CEO麦克.布斯相反操作的原因。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遭到麦克.布斯放逐的卡尔.杨科夫斯基。致力于研发纵深的即时摄影相机与设备，勤奋工作的创始人和CEO的观点十分相同，固执地认为即时摄影不可能被数码技术取代，并且人们通常喜欢打印相片。卡尔.杨科夫斯基愤然离职后进入索尼，不久就推出了PlayStation，四年中收入几乎翻番，又领导了锐步公司，并成为Palm的CEO。彼时，宝丽来黯然破产。
桥水基金创始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其投资领域，也在其经营理念与商业哲学方面。达里奥创建公司原则、对待异见的态度与认识及塑造者。其中，员工就职时需熟读的工作原则之一：”没有人有权持有批评意见而不说出来。”在实践中，往往不是鞭挞与辞退异见者，反而是鼓励和提拔这样的人。因此成就了桥水基金和苹果今天的平实与伟大。扎克.韦德解释道：“从某些方面来说，理解今后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并达成一致，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重要。没有人（包括我们的CEO）对真理有垄断权。”
当前我们的市场化企业中，基于产权所有人或其信托管理人、股东无法或不放心授权职业经理人考虑的组织治理开端都无法实现，遑论创新的基础和活力。创始人或主要股东即便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时时干预其具体工作与细节，并直接或间接建立耳目监视机制，事实上孤立及边缘其作用，当然是除了某类专业细分类经理人以外，难以容纳针对组织全面管理的战略发展与创新型的职业经理人的。虽然发挥权力须先争取地位，是一般组织权力的政治策略，但过于集权的组织治理模式，往往让职业经理人任何创新与变革努力最终无法落地、流于形式或归于失败，直至企业最终被市场淘汰。
另外，信用基础及信任关系的重要性，对当下的企业主体与市场的作用不言而喻。信用工作具体体现的方式，无非企业内外的认识与评价两种。在相同的增强方式上，桥水基金一位员工所说未尝不最恰当：“获得可信度要依靠其它可信的人说你是可信的。”
创业者屡屡失败与民企各领风骚三五年
其一，创业者获得成功，在谋划时及实施中，有必要重点关注平衡风险组合问题，以避免失败或确保持久成功。这如同熊市中依旧会有成功的投资人。
其二，合作而不是企图消灭对手。激进或不按当地套路的想法，伟大或了不起的梦想与追求，对于创新的开端常常是必要的，但是一旦此种想法植入脑中并贯穿行为始终，人们就需要及时缓和措辞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从而吸引更多的合作者，争取更多的竞争对手成为“友敌”。
其三，一人之力不可期。创始人若不能赋予其所在组织持续创新与变革的体制，他（她）本人或其组织在主要表现出不断叠加的运营成本等现实管理困境，和不适应市场或社会变化的产品供给或服务方式，以至于最终自己成为阻碍下一轮或某轮创新与变革的瓶颈因素，长远则无法避免被淘汰。在自己领域精益求精，逐渐无视外界变化与异见（哪怕是当时十分正确的）。年龄、视野、经验对创新的桎梏，不仅体现在普通的企业家身上，也体现在科技、政治，乃至宗教领域，连爱因斯坦、玄奘也无法避免。
其四，抢占先机往往是很多创新者成败系于一线的原因，较少人能够因此迅速获利而及时全身而退。关注度及持续的服务与购买，是商业模式中最难平衡的业务难题。从人的因素来看，可见：适当的拖延有利于激发多元、发散的思维与解决思路，且保持较长时间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仅就工作本身，尤其是挑战性的工作而言，人们一旦完成或自认为完成某项工作（计划），则对其注意力迅速衰减，并因新的工作（计划）而较快遗忘。
其四，面对未来，谦逊早已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个人态度和组织心理。人们只是不愿意接受一种真相：在某个领域经验越丰富与年龄越大，反而越来越固步自封与无知，放弃学习或局限于某个领域即是显著标志。
其五，已经没有哪所学校，哪名导师，哪种思维方式，哪种思想，可以让人更加充满智慧，以及获得创新的技能与灵感。我们不可忽视家庭对个人成长与性格的重要性，从而认识自我，了解自身创新的方向和成功的可能性。《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有一个章节很好地论证长子、幼子、其它中间孩子，家庭环境，同个人人格、普通人生、不平凡人生的关系。不过，其中说到：“找到合适的导师并不易，但有一个便捷途径——历史上伟大创新者的故事。”镜鉴比较方式，经常是实用而有立时改变功效的。
其六，体制和基于已有成功的自负与经验决定了人的早期成功和长期失败，冷静革新并建立创新制度和奠定全员参与机制及适时导入精英合伙人体制，建设智慧型企业人格与员工行为，则决定了未来的成功。也即所谓的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的成败。
从未来看，虽然生存及生产方式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人的基本属性和本能需求始终没有变化。历史总是惊人一致。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不记得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特定体制造就人们中的少数只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精英，多数只是某个专业与技能领域的一般从业人员。其中，成功的获利人更是难以信任既有运作经验之外的商业思想和经营方法。
比如说，生物工程领域目前及今后很容易获得古代长生不老巫术一样的市场，而核工程领域则可能让领袖变得自以为控制一切兼而诛除异己。但很难让生物工程科学家接受他（她）等同于巫师的职业身份，核工程科学家及技术武器化的权力掌控者接受其等同于独裁者的职业身份。因此，创新需要最符合市场特性的模式，既要解决眼前的挑战，也要谋划长远的机遇。创新的思想与行为，有些同道德有关，有些则未必。道德的存在与变化，始终系于公众的利益诉求相同或相关，并非一成不变。
（此文，尚属概述，作为2018年总结言。后续，将修改、完善及深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