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没安全感的一代人（杂文）
文/潘国尧
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那会儿吧，作为一个在海报上占据C位的农民，那是很威风的。海报几乎在每一个村子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一个农妇，大概三十多岁，很壮硕的那种，浓眉大眼，手里捧着一梱待脱粒的金灿灿的稻谷，两边紧偎着的是拖着钢钎的炼钢工人，握着AK47的当兵的。这个造型之所以记忆特别深刻，除了当时这海报随处可见外，这因为在某个版本的5元人民币上也广泛流通过。总之“工农兵”在那时绝对是高大上的，至少是插在当时社会煮旋律这堆牛粪上的三朵鲜花。
但是工农兵首先是人，特别是居于C位的农民，那会儿统计精准，说是7亿农民，喔的那个天，那可是7个亿哦，“人满一百，形形色色”，7个亿里啥样的人没有？不论你把他们抬到哪堆巨大的牛粪上，都不可能朵朵都是鲜花对吧？正相反，在广阔的天地里，这7亿鲜花至少有6亿是干过那些不可告人勾当的，因为不干不行啊，不干那得饿死。
精神不是万能的，某种思想只有在吃饱了的时候才能迸发出光芒的，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任何思想最后都会凝聚成一种思想：想吃！
想吃鸡鸭鱼肉，那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一碗剩饭，一瓢冷粥，可能就是“思想”中的煮旋律。
一旦有了想吃这个墙裂的念头，无论是浓眉大眼，还是瘪三，就一定会采取行动找到能吃的东西。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创造很多生命力的奇迹。无论哪个时代的土地，只要你想耕种，总是会有收获的。虽然革命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但是农耕文明的血统已经深入革命群众的骨髓，季节的轮换像候鸟那样精准，在江南，在革命煮旋律压倒一切的时候，劳作的本能还是使得红脚梗们种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
麦穗都饱满了，你不能不收吧？稻穗弯腰了，你不能不割回家吧？有那快捱到流水线尽头的老头有时也会毫无顾忌地教训那些腰里系根帆布皮带的年轻人：历朝来就没听说过咱红脚梗出水不带泥的奇事，“革命能革出稻米来么？”
所以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在革命年代，还是维持着基本的农耕格局，所以饿死的没有别的地方多，所以才有像老衲这样的漏网分子还在回忆，回望，甚至回味着。
说到回味，那些极度饥饿状态下的所得，还真是美味，虽然获取美味的手段并不是都上得了台面的。
那时也就十来岁的年纪吧，家里每个星期大概能吃上一两顿干饭，家家如此，其它的时间，饭桌上基本都被“浪打浪”占据着C位，就是跟洪湖水一样清澈的稀饭，或者跟浆糊一样稀的玉米糊糊。
靠这些流质果腹，那肯定是不够的，晚上还好对付，整个水饱后被大人们强行关在屋子里睡觉，睡着了在梦里去吃香的喝辣的。白天就麻烦了，放学了得去地里割猪草羊草，有时候还得帮大人做点家务活，人一动，一出汗，头晕眼花的饥饿症状立马就会出现。
广阔天地里总是充满了诱惑，春天的时候，蚕豆才长到食指那么大，就有人开始在蚕豆地里“抠青虫”了，大人小孩都有，虽说味道有点涩，好歹能塞个肚角。等到五荒六月的时节，小麦粒迸发出粮食的芳香，摘几穗饱满的，在河水中搓巴搓巴，竟然能搓出一些浆水来，然后就把泡涨的麦粒吞咽下去。这玩意吃的时候不咋的，但是特别耐饥，因为吞下去后在肚子里会持续地发酵和生长。不过拉屎比较麻烦，消化的不好，拉出来的可能是原版的麦粒，人的胃还是单薄，毕竟不是像牛那样有四个胃可以轮转碾压的。
夏天比春天好过些，这是因为有些红薯可以提前挖了。但这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因为总是有人看守着的。但看守的人不可能总是盯着某一处的，尤其是外村的红薯地，因为离他们自己的村庄远，总是能得手。记忆中，挖得最多的一次，是在晚上去邻村看电影回来的路上，一帮“骚卵袋”，都在十三、四岁左右，食量最大的年纪，趴在红薯地的田垄里，每个人都偷挖了好几个，带回家，大概有几十斤，老衲那时一个人在厨房里搭了竹塌睡，晚上也没人管，就把这几十斤红薯分两锅煮熟了，把几个骚卵袋都撑得要晕过去，之后好几天还都在回味那管饱的一个晚上。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半大小子们来说，广阔天地就成了乐园。各种瓜果成熟了，上哪块地都能找到吃的。最美味的首推青玉米，在玉米地里找准那些又粗又长的大棒子，每人掰俩，多了也是浪费，然后找一些枯树枝和稻草在河床上生一堆火，把棉杆削尖倒插进棒子心，然后在火上烤熟，是为“煨六谷”。吴越文化深厚，这玉米棒子是近代才从南美引进的，古时五谷之中没有棒子的影子，故名其为“六（音同“骆”）谷”，老衲走南闯北，还真没有在别的地方听到过这样命名棒子的。
那时候，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旷野上哪里升起烟火，不用猜都知道，那是有人在“煨六谷”吃了。
冬天万物肃杀，在大平原上找吃的不容易，但萝卜是例外，那时江南的萝卜不被看好，做腌萝卜费盐费事，全拔了放家里又不好储藏，不少人家人家干脆让萝卜焐在地里，要吃了就去拔几个。初冬时节，这地里焐过的萝卜特别水灵，还甜。但是不敢多吃，吃多了要“火绍”，就是烧心，并且越吃越饿，因为生萝卜有助于消化，而那时又有多少人的肚子里有需要帮助消化的食物呢？
等到萝卜地过霜以后，焐在地里的萝卜渐渐失去了水分，就没法吃了，那就只能去红薯地里找残留的红薯了。
那个时候，粮食真的是宝，起红薯时，各生产队都会反复搜罗几遍，连拇指粗的小红薯秧子都不会放过的。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在地里仔细掏，总能掏出宝来。有时是被铁耙扒拉过的半截红薯，有时是隐藏得比较深的一根粗梗，运气好的话，还能刨出一个特别大的漏网分子。冬天地里焐着的红薯始终处在生长状态中，不会腐烂，而且紫皮白心，咬一口，别提有多甜了。
总之，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里的孩子那样总能找到五花八门的食物，但这些每年周而复始生长的庄稼里，总能找出一些食物填充肚子的一部分，俚语叫“塞肚角”。
当然，因为离杭州湾南岸近，每年放暑假的时候，老衲最爱去的还是滩涂上,在那，能轻松地抓到白玉蟹、黄角蟹（青蟹）、白虾等，通常的做法是，把第一批抓到的蟹和虾先扔到那个总也填不满的洞里，等到吃饱了，有力气了，再抓带回家的那些海货。可能是太容易得到了反而不珍惜了，在海边，这些比地里找来的食物营养强好几倍的海鲜，那时候反而吃的人并不多，一是因为做起来麻烦，耗柴火油盐；二是因为也吃不饱，还麻烦，要剥壳去鳃等，不像老衲，抓到了，海水里汰两下就能塞到那个洞里的。其实，从营养的角度，这些海鲜都是高蛋白，远比庄稼地抓一把果腹的食物强。
总之，在饥饿面前，人的那些社会属性会被逼仄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不单单是那时的小孩，大人也差不多。
早年在生产队里干过几年活，每到收获时节，总能发现庄稼地中间一片一片的麦穗被割掉了，或者大片的稻穗不见了，见到这样的场景，红脚梗们顶多也就骂一句：贼虫，又出手了！其实大伙儿都明白，这些“贼虫”里面，少不了一起在干活的某个家伙，甚至有可能是那个正在骂贼虫的家伙自己干的都说不定。因为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粮食总是不够吃，月黑风高夜出去打点零食，当时这样的红脚梗可不在少数。
偷点粮食对付肚子犹可理解，但竟然有人还偷摘棉花。那时邻村有个生产队的一片棉花地，大概有一亩地左右，白天还能见到白花花的一片棉花挂在花铃上，因为来不及收摘，第二天却都不见了，这样的“怪事”当时比较少见，按老农的估计，那片被偷摘的棉花，足够纺织成两匹布，或可以做三四床棉被！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着集体糊怼怼。一代人的贪婪，自私，没信仰，胡来，肯定与某个特定时期社会环境的恶化有关，肯定与这个时期主流价值观的缺失有关。回过头来看，这不是某个个体或者某个群体的错，这是整个荒唐时代应该担的责。
老衲有时想，为什么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拨人里，贪官的人数特别多，胃口特别大，贪欲特别无节制？我认为这肯定与那段吃不饱的经历有关。设若他们出生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是在真正的礼仪之邦中成长的，那么他们即使成不了王国维、傅雷，至少也能向着焦裕禄的身影看齐吧？
但他们做不到，留在记忆深处的饥饿是他们感到不安全的源头，要掩饰或者打消这种不安全感，最好的途径就是占有尽可能多的钱财，这跟老鼠不断地往窝里拖六谷过冬是一个理。
码到这里，有看客可能会想：老衲你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只是你没能处在贪官那样的温床里，你若在，你也会贪。
老衲还真是赞同这样的诘问，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经历过极端饥饿的那一代人，安全感更差，更有可能出现贪得无厌的症状！举个不是很恰当的实例：有一次电视台记者采访相声演员杨少华，说杨老您退休后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杨少华想了想说:数钱玩。一旁的儿子杨仪证实说，老爷子就这一爱好，家里总是备有一些现钱让他数。然后杨少华解释说，自己年轻时出门去“撂地儿”，老伴一般只给五毛钱的路费加饭钱，有时在街上戳着说一天相声，可能都捞不到一个子儿。然后杨老就深情地盯着手上的一叠大钱开始回忆和老伴一起过苦日子的场景，然后潸然泪下：现在有钱了，但是老伴没等到这一天……
老艺术家都对曾经的赤贫记忆这样深刻，对钱的崇拜这样直白，那些手头拥有了无限权力的“过来人”的贪欲那就可想而知了。
但杨老毕竟还是战火年代过来的一代人，他们这一代，是与后来的那几代人还是有着较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