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必悉数罗列新媒体、新技术对人们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从肇始于21世纪初的新一轮互联网革命开始，颠覆性创新已经使社会化网络成为驶向未来的新入口，时刻拷问着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基于个人品牌建立起来的相关链接、脆弱人脉和社会资本。

　　许知远为人们所广泛熟知，源自在《经济观察报》担任主笔这一角色，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这张以“中国社会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思想、拥有未来的实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橙色新闻纸，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思想展示舞台，从那时起，他开始在公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大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背景，使许知远比同时代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更具有对于技术的敏感性，实际上，也正是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他成为一个传媒人，而非遍布中关村的IT从业者。于是，他开始尝试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并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周游美国，拜访了20多个经济学家，并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就是《转折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当时，这本对话体著作在渴望改变中国的年轻人眼中，具有“圣经”一样的光环。

　　可是，美国经济学家的预言并不能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的指引：北京奥运、金融危机、股市泡沫、楼市崩盘……使中国的年轻一代陷入迷惘与诱惑并存的躁动之中，坐拥书城的许知远亦不能给百万计的拥趸开出良方。《纳斯达克的一代》、《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更多是对希望与失望裹挟中，年轻一代的心理素描，尽管他企图站在历史的高处。

　　据许知远自己说，他最大的渴望是“写出博尔赫斯的味道，能有托克维尔的穿透力，体察梁启超的心境”，但很快碰触到了现实的天花板。为了隔离开时代的凌乱，他和吴晓波、于威、张帆、覃里雯等人共同出资创办了单向街书店，声称“只卖他读的书”，充满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

　　但是严格来讲，许知远并不是一个具有先锋意识的纯文学作家，既无法像张承志、张炜那样高举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进行寻根，也不能像余华、残雪对后现代生活中人性的变异做深入的体察；某种意义上，许知远只是渴望引领潮流、改变中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精英意识的一个符号，人文与技术的跨界、西式语言的表达，则很大程度上吊起了读者的胃口。

　　仅凭这些，显然不能抵挡住时代的洪流，于是他决定走出书斋，投身大众娱乐的怀抱。幸运的是，许知远对自己在这个时代扮演的角色，以及进退维谷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毫不掩饰自己的苦闷与厌烦，正如他在《时代的稻草人》序言中所说：“很有可能，我正是自己批评的对象，这些常常失衡的文字就是一种明证。在其中，我在铿锵的批判与感伤的无力之间不断摇摆。”

　　然而，许知远始终是任性的，作为年轻人的偶像，他可以用N种方式砸烂权威的门面。

　　2003年经观年会上，时任《经济观察报》社长赵力邀请他一起颁发优秀记者奖，但许知远认为所有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并拒绝颁发这个奖项，把赵力一个人晾在颁奖台上；2015年，许知远领取五粮液中国青年领袖奖时说：“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主持人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对世界愤怒，观众答不愤怒，许知远接着说：“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

　　许知远自嘲是一个“带着偏见的、不太靠谱的作家。”于是，他试图用影像来对抗这种失语，在《十三邀》推介之初向观众坦承：“我找不到一种表达方式，来描述此刻的中国社会和我自己。”这就不难理解他与马东对话时所遭遇的尴尬。在实用主义的马东面前，许知远自说自话式的采访越发显得矫情，正如罗振宇所说：“理想主义的东西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其实都是孔雀的尾巴，是为你的青春期开屏所用的东西。”只是，对于进入不惑之年的70后来说，廉颇老矣。

　　2010年，许知远曾对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的韩寒进行批判，直言“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者整个民族的失败。”许知远说的没错，只是仅仅过了七年，透过《十三邀》蹩脚的采访，我们已然看到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青年意见领袖，光环褪去之后逐渐显露出的困顿与苍白。

　　（首发2017年9月19日《文化财富周刊·微刊》，责编：马佳佳）